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可以告慰荒煤同志的是我的又一部以农村变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过龙兵》已经发表和出版，新的作品也正在酝酿和构思之中，他的真诚和热忱、期待和瞩托，一定会浇灌出更加绚烂芬芳的花朵。
我的“天使”
那时候，我与王笠耘同志素昧平生。也就是说，1989年5月之前，我与王笠耘同志非但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自然，那是因为我初涉文坛且孤陋寡闻的缘故。
知道名字是在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终审通过之后。那时我应彭沁阳、于砚章两位责编邀清从济南来到北京，从两位责编嘴里听说了“王笠耘”三个字，知道是他完成了《骚动之秋》的终审，并且明确表态说：“这部作品应该出，不要考虑印数和经济方面的事儿。”
《骚动之秋》从最初构思到完成初稿花费了三四年时间，初稿完成后又经过两年多的补充生活和修改，才提上了出版议程。但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实行责任制，每位编辑都面临利润指标的压力，因此，尽管两位责编对作品多有偏爱，也还是不得不提出了如何确保印数和不赔钱的问题。那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好不容易写成的作品如果出不来就会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财富支撑的年轻作者，要想确保印数确乎是一件压得死人的难题。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出于实现作家梦的心愿，我与爱人相约：宁可把家中仅有的几万块钱投进去，以后想办法卖书，也要把《骚动之秋》推出来。让我想象不出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资质甚深、声誉甚高的老编审，竟然慧眼识珠，一下子扫清了笼罩在我头上的阴霾——顺便说一句，《骚动之秋》第一版就实现了赢利，后来虽经两次盗版，犹自至今长销不衰。
带着满心的感激和敬仰，那天我来到王笠耘同志面前。
“好，这么年轻！”听过介绍，王笠耘同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骚动之秋》是我这辈子终审的最后一部书稿。好，写得好。”他告诉我，他当了一辈子编辑，审读了很多书稿，但终审过《骚动之秋》他就退休了。他最看重的是《骚动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学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来，一部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可就是打动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样。他把总结自己大半生经验的著作《小说创作十戒》送给我，并叮嘱我要始终保持与生活的联系，争取写出几部更好的作品来。他和颜悦色、细语慢言，没有一点居高临下和开导指点的样子，他的话却点点滴滴滋润到我的心里。
《骚动之秋》出版后果然受到了欢迎，经过修订再版后，先后被改编成广播剧、小说连播、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九八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前，我特意给王笠耘同志打电话，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谢意，但被他婉拒了。他说作品是属于社会和读者的，他只是尽了一位老编辑的责任，只要社会认可读者欢迎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与王笠耘同志只见过一两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观点和见识，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近年来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述了上面这些经历和感受。有人说幸运者之所以幸运、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紧要关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顾。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慧眼独具、无私播洒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码对于我是如此——永远如此。
星辰与花朵
有人说，每一颗星辰的下方都盛开着一片鲜花。我觉得，晓天老师就是这样一颗星辰，“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是一丛光彩耀目的鲜花，《骚动之秋》也是那鲜花丛中的一朵。
我与晓天老师相识于1990年11月召开的《骚动之秋》研讨会上。那次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到会的都是首都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因为邀请名单和请柬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开会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达会场时与会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那使我诚惶诚恐，赶紧上前与各位前辈大家握手致歉。这样我认识了马烽、张锲、李希凡、屠岸、李准、郑伯农、张炯、曾镇南、顾骧、蔡葵、章仲锷、朱晖……也认识了晓天老师——一个寿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烁的老人，一个声名四扬却又平和坦诚的智者。
那时晓天老师从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不久，与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着联系。他热情爽朗，一点架子没有，加之年轻时在山东工作过，夫人还是济南老乡，几句交谈之后便让我觉出了亲切和温暖。
那次会上晓天老师有一个发言，讲得十分忠肯精到，会后山东一家报纸有意发表，我便给他写去一封信征求意见，没想几天后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骚动之秋》的看法和见解。
玉民同志：
十三日来信敬悉。大作，我是一天一个晚上一口气读完的，十分高兴！会上说的，全是读后直感，未加条理，当然更没有展开。若任远和你认为，尚可整理和发一下，我无意见，只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顺。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典型——农民企业家岳鹏程。这些年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不少，写城市的、国营工业改革的有乔厂长、花园街五号等等；写农村的报告文学居多，长篇也有些，如这次茅盾文学奖初选推荐的《苍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写土地承包，也写了所谓的农民企业家，巧得很，两书写的都是砖窑厂，但都比较单薄。写像岳鹏程这样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少见。天津附近的大邱庄，未见有取材于此的长篇小说。所以，用崭新的这个词是确切的。说它是典型，岳鹏程这个人物既是“这一个”，又有相当代表性和时代特色。最近听说大邱庄的那位总经理、书记比岳鹏程还要岳鹏程，个人年薪四万元，养两条狼狗，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班去参观，他都拿架子迟迟不见，对干部、工人粗暴、惩罚比岳鹏程还厉害得多等等。马烽说的那位山西农民企业家又是一例。称岳鹏程是崭新的艺术典型，并不言过其实。岳鹏程是中国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他在相当程度体现了这一时代大潮、“骚动之秋”的历史特点。任何一个历史大变革中的弄潮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战争、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出头鸟只是敢于站出冲杀、冲闯，打破旧的秩序、传统、框框，他们的功绩往往只在于此，而缺点、毛病，甚至于罪过也同时发生。一等高潮过去，“骚动”平静之后，就明显看得出来了。
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性，搞商品经济。这在长期处于小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未经充分发达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农民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整个经济改革，如何做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至今仍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国营企业，原材料、产品的销售等全由国家计划供应调拨，尚无竞争能力，至今仍不敢实行破产法，平均主义的分配实际上很难真正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锅饭、铁饭碗并未彻底解决。对一个社队企业来说，要取得原材料，打开市场，只有靠钱——行贿拉关系，投机、偷税。为求生存发展，它要高度集中权力，以求生产销售运转迅速。恩格斯有篇《论权威》，说的是近代大工业生产要高度集中指挥、权威之重要。你可翻翻。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岳鹏程的一些奖惩、作为，统通视为封建的个人专断、独裁。要分析。我以为他对石衡保父子的惩治，倒有点封建专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见就明显。岳鹏程对党政官员，包括女记者，一些作为看来是不正派的，但是这种权与钱的交易，当今社会是很普遍的，从集体企业来说非如此不能生存。官大一级压死人，当官的对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话又推翻小官的决定；当官的为保乌纱难免要赶“潮流”，树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岳鹏程倒卖钢材，偷税漏税，违法，公检机关要拘捕、惩治，市书记几句话，没事了。这情节很生动，很深刻。所以，我说了一句，小说同时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亦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小说三代人的情节设置和处理，我认为是好的，肖云嫂的五十多面奖旗、八百元遗产，岳锐父子之间的冲突，写得简洁也有特色。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止是两代人，也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骤变撞击爆发的火花，表现虽多在传统、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马恩说过，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都根源于社会生产、交换方面的原因。赢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种寄托，究竟农村社队企业怎么进一步完善发展，生活中没有出现，你也不能凭空想出来。这个人物不可能写得完整。岳鹏程和岳锐辩论的那段话：你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还是不得饱暖，我搞几年，群众富起来了。三代人的中心是岳鹏程，通过他与岳锐的辩论，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尽管问题不少，但成绩显著；他与儿子赢官比，又说明社队企业的改革急需进一步完善。你把岳鹏程这个人物和盘托出来，活生生地刻划出来了，对他的历史是非功过，有态度，但不作简单地概括评价，让世人去思索、评估，更发人深思。所以，我说对这个主要人物“朦胧”一点，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笔。
小说，描绘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会环境、民性、习俗，发言中已说了。关于语言问题，我认为也是不错的，对话语言个性化，状物、抒情言语也妥切。整体风格，简洁、明快、生动、准确，不花梢、不铺陈，不拖泥带水。有同志说这部作品写得很有气势，当然也包括甚至于主要是语言方面。文学是语言艺术嘛。我赞成王笠耘的意见，不要连续二部、三部写下去。岳鹏程这个典型已经完成了，让他住进医院结得挺好。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辙，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他对秋玲的关系，看得出你意在表现一种新观念。“饱暖思淫欲”、“英雄爱美人”，这是中国传统说法，现代人性观，所谓性爱，或干脆就是性。我以为，岳对秋玲就是性关系。因此，他不必为此而有什么良心、道德上自责。如有的话，是他发现秋玲是儿子的恋人之后，倒可以。我说过，如结尾不让秋玲与贺子磊结婚，双双离开，或许更耐人寻味些。这意见希望不要整上了。
长期以来，我总是认为，长篇小说难免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思考，需要一个过程：而生活本身，现象与本质有差异，需要个沉淀过程，才能看得清晰。《骚动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这个框框。说明你对生活的观察之锐敏、把握之深，而且满怀激情，迅速地写出来。实不易。
这些日子埋头看长篇，大作无暇再拜读，原拟再看后，深思一番的。接信边写边想，零乱拉杂地谈了许多，权作朋友间闲聊乱说而已。任远、张部长，请代致候！
握手！
江晓天
九零、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坛前辈，在收到一个无名小辈的去信后立即写来这样一封长信，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读过信，我和时任济南市文联副主席的、晓天老师的老同事任远同志，都觉得信中所谈比研讨会上的发言更集中也更有意义，因此干脆把信冠以《江晓天致刘玉民》的标题交给了那家报社。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关注和好评。
晓天老师对我和《骚动之秋》呵护有加，却从来坦荡磊落。北京研讨会上一位文艺界前辈出于对作品的喜爱，说过《骚动之秋》具有流传于后世的“潜质”和很有可能会流传于后世的话。晓天老师在一次私下交谈中特别提醒我说：“这种话最好不要向心里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传于后世要由时间去证明，并不是看现在的人怎么说。”后来，当《骚动之秋》遭遇非议时晓天老师则据理力争，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和勇气。而当《骚动之秋》荣获茅盾文学奖后，他又语重心长，再三告诫我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晓天老师以他卓越的才识和烛照千秋的精神，为中国文坛留下了不少佳话。对我和《骚动之秋》的关怀和呵护只是其中一例。我惟愿他与天上的星辰一样，光照永远。
从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次难以忘怀的经历。一次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另一次也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按照会议日程，开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我们的住地京西宾馆到人民大会堂足有十几公里，正常行驶需要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因为有警车开路，满载代表的四十几辆大客车一路通行无阻，只用了十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接见，合影，随之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不是单纯念稿，而是充满了激情的演说。尤其讲到“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为人类文明画廊增加辉煌的民族，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民族”一段话时，总书记语调铿锵、神情激昂，充满了无比的自豪自信，赢得了作家艺术家们潮水般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