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而据老同志说，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集体出席文代会、作代会的开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儿，那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对广大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期望。
开幕式结束后，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激情的旋涡里。京西宾馆到了，车队转向了，朝向宾馆院内驶去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宾馆门口的两名哨兵面色肃穆，右手举起，在向我们行着庄严的军礼。我心里猛地一跳，一种近似神圣的情流立时奔涌而出。如果说江泽民同志的致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见和出席开幕式，还只是官方的态度，面前这些普通战士，我们共和国的保卫者，表达的又该是怎样一种礼遇和感情啊！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作家的光荣，感到了文学事业的神圣和崇高。
第二次经历是在四天后。其时大会已经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代表们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那天我们的座位比较靠后，因为看不清楚，前面又有空位，大家便向前去。一去，我便坐到了离总书记不过十几米的前排。开始，总书记边看节目边与同桌的张瑞芳、才旦卓玛、骆玉笙等亲切交谈。轮到自己上台时，他先是讲起了上小学时唱那首《祖国歌》的情形，把歌词朗诵了一遍，而后与王昆、吴雁泽、鼓丽媛一起放开了歌喉。在杂技《心灵感应》表演时，总书记愉快地与演员配合着，亮出了一只银碗。在最后的大合唱中，本来歌声已经结束，总书记却打着拍子，又一次把歌声推向了高潮。总书记与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可说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那使大家再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鼓励。也就在这次晚会结束，大家带着满心的喜悦返回住地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京西宾馆的哨兵们面色肃穆、右手举起的身影。那身影使我心中的喜悦，也顿时变得凝重和深沉了。
时光可以流逝，生命可以衰败，作代会期间两次近乎相同的经历，却定会鲜花般地在我心中长久开放。
台北的两次聚会
从高雄一路向北，阿里山、日月潭，接下就是台北了。那天上路早，但一路走一路看，到台北已是傍晚时分，数不清的霓虹灯和车灯已经点起了一城华彩。与颇有几分南国风味和新兴大都会气派的高雄相比，台北更像是一位被时代推着走进灯红酒绿中的老者：楼没有那么高那么新，路没有那么宽那么长，尤其是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商业街，一色的五六层和触目皆是的广告牌，流光溢彩中展示的是一种难得古香古色的气象。据说那为台北所独有，即使走遍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也难得再找出第二处来的。
到台北的活动集中在两次文学聚会上。一次是在到达台北的当晚，主人是陈映真和他的夫人。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将军族》、《夜行货车》等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1968年他被台湾当局以“意在颠覆、叛乱”的罪名逮捕，一关就是七年。在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反对文学全盘西化的倾向，主张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主张文学要关心民众的痛苦，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出发时中国作协外联部负责同志介绍说，陈映真在台湾的出版社很不景气，家境也困难不少，但他听说这次去访的都是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知名作家，非要请大家吃一顿饭，尽一尽地主之谊不可。由此，对于这次聚会，大家已是期盼已久的了。
陈映真六十多岁的样子，其身也伟、其貌也堂，一身花格布衫、一头花白的浓发，令人越发觉出风采难挡。他与大家见过面儿，便召呼大家进到一个餐厅。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几排桌子拉开，双方人员入座后餐叙会便算是开场了。好象是陈映真和陈建功先致了几句词，说的全是欢迎和感谢的话，接下便自由了，愿讲的讲，愿吃的吃，愿喝的喝。因为是第一次与陈映真见面，席间我特意走到他的座位前，与他攀谈起来。先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都是与他坐牢和写作有关的。他回答得很实在。接下他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大陆作家到底有没有创作自由，写什么和怎么写到底有没有限制？二是大陆的稿费高不高，你们这个一个长篇小说那个一个长篇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哪儿来的时间？我告诉他过去大陆的创作自由确实是假的，受政治因素干扰太多，现在则确乎是真的，只要你不违背根本大法，没有谁管你写什么和怎么写；大陆的稿费不高，但作家们都有工资，衣食饱暖不成问题，写长篇小说也就成了一件很正常很从容的事情。陈映真听后拍着我的手说：“你们真是太幸福了！台湾这儿，你像我吧，一天到晚为生计奔忙，写长篇小说，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
陈映真的话让我感慨不已，回来后说给几位同行听，同样引发了一番议论和感慨。
台北的第二次聚会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是一座六层大楼，墙上喷着国民党党徽，门前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其时国民党已处于下野地位，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纠葛和情感因素，走进大楼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出了震撼：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竟然让我们这些自小视国民党为人民公敌的大陆作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儿的客人！
参加座谈的台湾作家都是著作等身、声望颇隆的老作家，如司马中原、陈若曦、朱秀娟等等。其时，由于陈水扁当局正在推行“法理台独”，台湾文学界也涌动着一股“文学台独”的浊流，大家围绕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繁荣两岸创作，反对文学台独等话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陈映真也来了，是专为我们这些大陆作家捧场来的：为着当年被关的原因，他与国民党和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一向没有来往。那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和反对文学台独的精神。只是座谈会结束之后他便离开了，没有参加接下来的餐会。
台北的两次聚会使我对台湾文学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至今想起来犹自感慨良多。聚会是短暂的，两岸文学的纽带和作家之间的友谊却是长存的。
匈牙利作协的那次座谈会
到匈牙利访问，是受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派遣，其中也有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邀请，这是一开始就听说了的。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交予的任务是参加布达佩斯国际图书节中国年的活动，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为什么发出邀请，大家心里就揣着一个谜了。
从北京出发，途经法兰克福时本应立即转机去布达佩斯，但由于我和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的公务护照没有签证——中国与匈牙利是免签国，谁知欧盟国家并不买帐——在机场困了一夜不说，第二天又被迫转道苏黎士。这样到达布达佩斯已是第二天傍晚，原定的欢迎酒会取消，那个谜团也就一直在大家脑子里盘旋着。
好在第二天中午，在游览过多瑙河，参观过城堡山上的王宫，品尝过匈牙利的鹅肝和土豆烧牛肉——顺便说一句，土豆烧牛肉本来是匈牙利的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后来被赫鲁晓夫借用才成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的——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刘参赞。刘参赞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匈牙利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对文化界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家协会几次找到使馆，希望能够与中国同行进行一些交流，因此我们的活动安排里，就有一项去匈牙利作家协会访问和座谈的内容。
匈牙利是欧洲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匈牙利的文学也在历史上放射过不朽的光芒。诗人裴多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缘可抛”的诗句早已传遍世界，成为鼓舞千千万万革命者为自由和独立斗争的号角。带着对匈牙利文学和作家的崇敬，那天我们在刘参赞和匈牙利华人作协主席张执任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匈牙利作家协会。
那是一座临街的三层小楼，与中国驻匈使馆不过百米之遥。从外面看，小楼朴素大方，一道铁门围起一座相对独立的院落。进门后才发现，院内除了几丛绿荫和花树并没有多少空间。沿着盘旋的楼梯上到二层，出现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宽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厚厚一层地毯，里间摆着一圈桌椅，桌子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几盘面包；墙上挂着一张裴多芬的画像，屋角摆着几尊雕塑：看起来颇觉优雅气派。刘参赞告诉说，这里原先是苏欧时代的官方作家协会，曾经很是兴盛了一阵子，苏欧解体后作协变成民间社团，但小楼和小楼里的东西，还是那时候被留了下来。
出面接待和与我们座谈的是匈牙利作协的两位主席：一位前任一位后任。前任主席满头银发，现任主席看起来也六十几岁了。只有陪同的一位外事负责人看起来还比较年轻。首先是互相介绍本国的文学状况。接下谈的就是两国的文学交流了，说到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一千部，中短篇作品更是无可计数，匈牙利每年的长篇小说也不少于几十上百本，互相翻译和介绍的作品却难得一见，两国作家都禁不住一阵唏嘘感叹。得知匈牙利作协不过几百会员，经费完全要靠自筹，而中国作协会员多达八千，每年单是国家下拨的经费就有几千万，双方作家又是一阵议论感慨。
再接下谈的就是语言危机了。两位匈牙利作协主席说，随着英语的强势进攻和蚕食占领，匈牙利语这样一个小语种，已经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说不定那一天就要被消灭了。因此如何捍卫匈牙利语种的独立和生存，已经成了摆在匈牙利作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但细细想起来，却不得不为匈牙利的同行们增添了几份忧虑。
座谈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将近十一点时，大家便赶紧收起话题，告别下楼了。下楼后，刘参赞和张先生才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协穷得可怜，根本管不起我们一顿饭，为了不让他们为难，是只能选择早早结束和离开的。
站在楼下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那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米黄色的三层小楼，我和同来的几位中国作家真有说不出的悲哀和伤感。文学是社会的良心、大众的良心，一个连“良心”也难以容身的社会，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匈牙利作家协会的一次座谈，确乎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啊。
郁郁葱葱《人之树》，《奇异的蒙古马》真奇异
说起《人之树》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生疏。其实这是一部名著，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派特利克·怀特的代表作，正是因了她，怀特才捧走了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怀特和这部作品的评语是：“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说《人之树》是史诗无可争辩，但这里的“史诗”与原本意义上的史诗有着很大的不同。“史诗”自从引入小说，似乎不外乎两种：一是正面地、大跨度地、多层次地表现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展现特定时代的生活全貌和风云变幻，如《残争与和平》等等；二是以一个特定的家族的几代人的历史为线索，纵向地，主要是纵向地表现一个特定的村镇或地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史实，如《百年孤独》等等。《人之树》却不是这样，她既没有写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也没有写什么大家族的几代人，而是写了一个普鲁通通的村镇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
小说的主人叫史坦·派克。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岁月尚没有在他脸上留下刻纹”的史坦·派克，带着一只不知名的狗，坐着一辆普普通通的马车，来到一片普普通通的荒林，并在那里搭起了一座普普通通的帐篷。不久他领来了一位名叫艾梅的、瘦瘦的姑娘；他迎来了第一个客人——那客人住了一夜竟然便偷走了主人家的一台肉豆寇压碎机；不久又见到了距离最近的两里外的邻居奥杜大太和新来的邻居归格雷家；不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不久又有人加入到垦荒的行列，成了他们的邻居；不久他们遭受了洪灾；不久又遭受了火灾；不久战争也强加到他们头上；不久妻子艾梅与另一位男人有了私情；不久儿子有了儿子、女儿有了女婿；不久……小说就是这样，从史坦·派克童年时扎根荒林开始一直写到他的死。而他的死也就是小说的结束。
从以上简要的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真正写人的小说，写人的一生的小说。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确有道理，《人之树》果真可以称作史诗的话，这无疑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关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关于普普通通的人的生命和生活的史诗。这里没有政党纷争，没有家族仇杀，有的只是艰辛与血汗、笑声与眼泪，爱情与新生，有的只是人与自然的碰撞、融合和开创、造就，有的只是人类代代相因的生老病死、繁衍生息。这是史坦·派克的一生，不也正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们的一生吗？
小说末尾，史坦·派克的孙子光辉，“他要写一首生命的诗……关于所有的人的，甚至于那些封闭（即死亡，本文作者注）了的人的”。而全书最后一段话更是令人深思：“因之最终有树。那孩子从树间走过，随着他的成长而低首。青嫩的思想抽芽。因之，最终是无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