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山西很多州县都久旱不雨，颗粒不收，百姓啼饥号寒，纷纷外出乞讨。然而，该省巡抚德音和布政使森图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不但匿灾不报，反而向朝廷吹嘘这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与此同时，他们还加紧催征钱粮，以致人怨沸腾。
正巧，身为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受命去告祭西岳华山。当他途经灾区时，亲眼看到了“黎民饥馑”的惨状，心中十分不安。尤其是听说德音和森图昧着良心搞浮夸，更是怒不可遏。他一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习俗，毅然将灾情做了详细记录，一回京便汇报给了雍正帝，并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帝深信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是“直言无隐”，立即将德音、森图交吏部查议，同时派田文镜赴山西赈济灾民。
田文镜赶赴山西后，一面停止向百姓征收赋税，一面出官帑向邻省籴粮发给百姓。这时，山西的邻省陕西，其督抚主动送米上万石；而邻省直隶，却以山多田少为由禁止粜米。为解燃眉之急，田文镜再次上疏陈情，请雍正帝帮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雍正帝当即下谕直隶巡抚，命他以大局为重，“缓急共济”，积极支援灾区。同时，也将此情通报给了各省督抚。
从此，山西的赈灾事宜进展顺利，使灾民获救者计达八十多万。田文镜不但受到百姓的拥戴，也受到了雍正帝的赏识和提拔。
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正月，田文镜被调任河南布政使，接着又很快升为河南巡抚。
担任巡抚后，田文镜遵照雍正帝的旨意，首先开始清查亏空和整顿吏治，并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史书上说，他“查核豫省亏空”时，“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其间，若发现贪污受贿或玩忽职守者，轻则“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重则立即“揭参”，决不留情。据统计，在他任内前两年，就劾罢属员多达二十三人。显然，这一举措深受百姓乃至正直官员们的欢迎和拥护，但保守势力却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经常向雍正帝密奏他“刻薄”，并指使党羽对他进行诽谤和攻击。但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一切照常进行。
早在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百姓深受其苦。他上任后，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确认这与河堤长年失修相关：由于河堤几乎不起作用，所以无雨则旱，大雨成灾。于是，他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堤，所用劳力由各州县分派，还提出“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缙里民，一体当差”。
田文镜的这一政策本来于国于民都有利，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只有地主才有田“半顷或二顷”。而地主富豪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地方上又一向享有特权，自然不愿和百姓等同起来“一体当差”。于是，他们挑动了一些人赶赴巡抚衙门去控告，强烈要求维护儒户、官吏的特权。基于当时正值乡试的前夕，他们还发起学子们罢考，一时间搞得中原大地乌烟瘴气。在此严峻的情势下，河南的学臣却袖手旁观，“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简直还有些幸灾乐祸。他“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如此一来，田文镜也颇感“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他“捐弃身价，不避嫌怨”，毅然将带头闹事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闹事者见此，一个个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乱来。于是，考试照常进行，动乱迅速平息。而各处堤工，也均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
雍正帝得知此事的前前后后，非常高兴，他赞扬田文镜：“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随后，授他为河南山东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接着，又加太子少师衔。
过去，在河南、山东两省交界的地方，经常有盗匪出没，扰得百姓不得安宁。田文镜担任两省总督后，马上组织两省力量联合行动，很快便解决了当地治安问题。
接着，田文镜又发现山东省仓库全有亏空现象，而且大都是挪用新钱粮，掩盖旧亏空。对此，他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是：知府、知县离任时，务必将其所辖州、县仓库的钱粮全部补齐，差额部分由他们从其俸禄中赔偿，然后才能调到新的任所。
为利于综合治理，田文镜在详细了解山东各州县有关情况后，还建议朝廷对部分行政区域进行了新的划分。例如：将东昌府的属地高唐州划为直隶州，管辖济南府所属的禹城、平原、陵县、临邑四个县；濮州为直隶州，管辖东城、范县、朝城三个县；兖州府所属的东平州为直隶州，管辖陈阿、平阳、寿张、阳谷四个县；济宁州管辖的钜野、嘉祥县改属曹州等等。朝廷认为他设计合理，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施惠百姓，遂批准了他的方案。
田文镜享年71岁。死后，雍正帝特赐祭典将他安葬，谥号端肃，还下旨在河南省省城建立专祠祭祀他，并准许他入祀该省的贤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