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也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啊，而且你吧，这个肯定有情绪在里面，肯定不太客观。所以咱们还是别说了，专心吃饭吧。”
女生愣了一会儿，盯着专心拌面的男生，然后丢下一句：“咱们别吃了，专心分手吧。”
我被汤汁呛到，一边努力咳得委婉些，一边目送女生远去，我想起的，是跟在爸爸身后，却不敢去攥他衣角的我。
——其实我都知道的。你不是坏人，你努力想做到公正，你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你甚至是为我好，可是当我情绪澎湃得像晃动后的可乐时，能不能别像盖子一样，死死地捂住我不让我哭，能不能就让我一口气喷撒，别管弄脏了衣袖。你就让我抱着你哭，就让我尽兴一会儿，别理后果。
我爸的解释是：“你以后到了社会上，难道也随便说上司坏话，是他错怪了你？没有用的，你得学会谨言慎行。”
那个男生拦住她，手忙脚乱地道歉：“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寝室情况啊，我怕我一插手，你们相处更恶劣。”
——我知道社会长什么样，再愚蠢，我也粗通了一点辗转腾挪、进退闪躲，对着普通朋友我话少了许多，心里再怎么“呵呵”，嘴上仍然是“哈哈”，可是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仍然妄想能不问出路，不负责所有冲动，仍然像七岁时跺脚大哭嘶声尖叫掀翻桌子一样处理失意。
——我希望我说谁谁谁坏话时，你别中规中矩地补一句“其实他人不坏”，而是能够迅速地接上一句“我操”。
言情界里有一句著名的“我宠的，怎么了”，看到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桥段，总有失落感从喜感里渗出来。明明世间的感情有太多身不由己、锱铢必较，我们还是存着一点侥幸，希望男朋友瞎了眼睛说我们比校花好看，希望爸妈嫌邻居家斯坦福的儿子太呆，希望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有人温柔地接住，希望不需阐明一二三四就能拥有支持，希望有人跟我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哪怕已经是输得节节败退。
真的。对我这种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最动人的情话不过是，既然你讨厌她，那我也讨厌；最优美的事情是，你想去的前方，哪怕我曾跌得面目全非，我也给你准备好最耐穿的鞋子，画好最周详的地图，带好最足够的干粮，然后我陪你去。
这篇废话全无逻辑，我喜欢讲道理的人，可是在喜欢的人面前，我不想讲道理。
谢天谢地 我是阿姨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阿姨还是个敏感词汇，高三自招时一波家长涌入，我同学去教导处敲章，被老师不幸眼拙认为学生家长，她回到班里愤愤许久，大家边安慰边暗笑边心安：原来不只我一个被当成阿姨。暑假在超市里排队付款，后面的小男孩嚷着要吃还未付款的零食，奶奶低声劝阻，我一时心软，说你们排到前面来吧，奶奶高兴地让他谢谢阿姨，小男孩尚未张口，我已反悔：“不好意思我想起来有点急事，还是我在前面吧。”
直到今日，大多数的我们已彻底失去了姐姐这个身份，哪怕扎起刘海穿百褶裙摆出萧蔷女士的无辜表情，还是有些东西出卖了我们，没错，我不是姐姐，我是阿姨。
撇开岁月不回头的感慨，正视我们被称为姐姐——甚至是妹妹的年岁，我们真的比现在快乐吗？
初高中的时候写作文，受四十五度的辐射影响，特别热衷于感叹丢了单纯变得虚伪，那时候的我们啊，把客气当作虚伪，把体谅当成世故，把鲁莽当个性，把偏激当锋芒。人们总赞美我们的勇敢和叛逆，但另一面的现实却是，我们常常用隐身于群体的方式来追求个性，我们的勇气背后，往往是难堪的选择性沉默。
小学时的美术老师，上课时间回办公室打游戏，调皮的男孩子踢了同班一个弱智女孩子一脚，太阳穴附近全是血。没有人申诉也没有人义愤填膺，我们都端端正正地坐在位子上，看美术老师用一袋麦片结束了整个事件。公平和正义这种东西，在那个教室里全不存在，有的是对师道尊严的无条件服从。我忘了很多小学同学的名字，但我没法忘记那个女孩子的，我也没法忘记，那个坐在座位上平静地目睹全程的自己。我以为那只是个个案，后来发现，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暴力、冷暴力、服从、私了，这样的词语层出不穷，都不干净。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在教室里发牢骚讲，班主任都不肯自己改作业，一天到晚要我们自己校对，那要她干吗呀？两天后，班主任神奇地知道了这句话，在晨会上满面怒容地讲：“本来还想给你评三好学生，现在是没你的份了。”那时我们才几岁呀，可是告密、背叛、讨好、权威，这些词语的含义，就赤裸裸地展现给我们看了。
跟老友聊兵荒马乱的初中岁月，她说她最难忘的事是——因为连续几天英语默写不出，爸爸被叫到学校里，英语老师捧着茶杯跟其他老师谈笑，把她爸爸撂在一旁两个多小时，然后才随意地把听写本往他面前一丢。平时在单位里昂首挺胸的爸爸，像个小学生一样恭敬地听老师训斥，还要弯着腰讲“给您添麻烦了”。她一脸平静地说：我多希望那时我不是15岁而是18岁，那样我就有勇气，抢过茶杯往她脸上泼过去。
可是你以为长大了学会质疑和反抗就完了吗？
高中的时候，博学温柔且单身的男老师因病请假，我们的语文老师换成了一个来自东北的女老师。坦白地讲，她的观点的确称不上新颖，端着架子自称“老师我”的姿态也容易招致不满，同办公室的老师放出消息说她到校第一天就在办公室里织毛衣，她前去杭二应聘未果才到我们学校的小道也传得纷纷扬扬。几乎全班都动用了冷暴力对付她，在语文课上做别的科目的作业，自管自读小说，肆无忌惮地聊天听音乐，是的，我愿意承认，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最后的高潮是许多同学联名上书，要求调换老师，后来班主任调解开班会讨论她是不是一个好老师，再后来我们坐在位子上窃窃讨论，这一节课她会不会来。
够热血吧，够青春吧，够电影吧，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发自肺腑地反感她所代表的教学模式，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问心无愧地讲，我是真的厌恶她，不是因为我想趁机少掉几节课几页作业，不是因为我江浙沪的优越感看不起东北教育那一套，不是因为我想站在意见领袖们的背后，一脸窃喜地看热闹。
让我第一个讲，我于心有愧。
若干年后我们回忆起来，当然觉得这是青春电影里英勇的一帧，可是我们对付的，不过是一个初来乍到毫无根基40余岁的女老师。我热爱我的母校，可我坚持认为，那场事件里的大多数人，和写在一进门的校训“科学民主求真”，没有半毛钱关系。
如果我们足够坦率，就会发现，我们的十几岁真的不像国产电视剧里勾勒得那么美好，青春像身上的校服一样拖拖拉拉，束缚比高领毛衣更厚重，所谓的自由不过短短几里回家路，大多数人对待爱情不是跃跃欲试就是不屑一顾，没有足够的情商把喜欢的人变成愉快的相处。只是回忆自带美图秀秀功能，硬生生地把穿在你身上惨不忍睹的实物图，PS成了如梦如幻的模特效果。
天涯上曾有女人形容自己脸嫩——都说我像中学生，后来有楼主开了一个楼来放各地的中学生照片，其中的大多数都惨不忍睹，至此“像中学生”这个梗成了一个笑点。我们总是下意识地觉得，高中生都长得像奶茶妹，化了妆都会变成范爷，然后事实要残酷得多，我们的中学时代并不是甬道上茂密的香樟，我们的成年生活也不是勾心斗角《甄传》——别再说自己学郭敬明戴虚假的笑脸面具了，人家挣出上亿资产了你有吗？
我的确丢了在作文中已经祭奠了一百遍的“直率”，我就算再疲倦再烦躁，也客客气气地对待周遭的人。而你却还是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自己的沮丧需要别人买单，碰到糟心的事就一整天挂着脸，打着最佳损友的旗号刻薄朋友，你信奉那句“我抽烟文身骂脏话但我是好姑娘”，可是哪怕精心装单纯无辜也好过你袒露真实丑恶，一个人如果付出的努力更多，她便配拥有更好的。你也不是真性情，你只是智商低心胸窄，还相信那些编剧的鬼话，以为一无所有天真莽撞的女生，还真TM能碰上好男人。
别再做梦了，现行的考试体制，袁湘琴基本没法跟江直树一个学校。
时至今日，我终于老成了小孩子们口中的阿姨，可我一点都不觉得遗憾和难过。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穿高跟鞋，我可以穿着膝盖以上的裙子在校园里行走，会打扮的女生不再被视为异端，我们不再热衷于抱团了，不再用孤立别人来获得群体的收纳。
我甚至觉得庆幸，我的记忆里有那么多脏兮兮的画面，可是我居然还能安然地面对阳光，见证过那么多不堪的眼睛，居然还能映照出温暖的光线。我有了自己的是非标准，不再为了一个期末奖项而放弃言论，不再对着肮脏的事情装聋作哑，不再是个只会抄写和背诵的好学生，我成了一个人。虽然为此要付出好些代价，我也不知道那些莫名其妙的勇气会留存多久，但至少在此刻，我有了讲话的权利，也有人愿意倾听，我有了改变的能力，最起码改变自己，这样已经足够幸运了。
我成了阿姨了，我努力地积攒爱和温暖、自由和勇气，以便有朝一日，送给一个有着柔软手指的小朋友。
浸在人间的台北
海明威说，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香港人有句话，讲人生是一场“捭面”，大致是派对的意思，用一个永不停歇的派对形容香港，也是恰当。相较之下，台北就没那么辉煌体面。去过的朋友反反复复地跟我推销台北夜市，说一路皆是美味小食，随便拎一家出来就是老字号，沿街还有价廉的衣服铺子，值得淘选。到台北第一晚，当地的朋友带我去逛师大夜市，我站在一堆卤味店和韩版服装店间，身侧是不断翻滚的烤鱿鱼的油锅，和同样沸腾的人群，我不知如何下脚，只想逃回宿舍去。
那是台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溽热的，躁动的，绵延不息得像是冗杂的夜市，也像台妹的脸，老老实实的风情后面，有时刻斑驳的危险。
因为课少，又怕晒，这一个月我没有去任何周边城市，甚至不怎么爱出门。我最喜欢黄昏时，趿着拖鞋漫无目的地走，街上有年轻母亲推着育婴车，一大一小的脸都笑嘻嘻的，有困倦的中年人提着一盒点心急匆匆地掠过我，有痴缠的情侣低头私语，有穿着暗红色花纹上衣的阿嬷甩着手往回赶，和傍晚6点钟的上海街头不同，行人走得或快或慢，却都不是为了什么大事。没有人通过手机决定一桩大生意，也没有人气急败坏地比划手势，他们活得特别细碎，格局小而稳定，仿佛情侣一路私语就能抵达白头，下班者的家门口必然有一盏亮起的灯。
我们大约可以称之为烟火气，台北是一个烟火气浓郁的城市。我仔细数过，街头最密集的是四种店面：餐厅、面包店、药妆店、眼镜店。没什么轰隆隆的重工业，也就没有了争GDP的野心，台北人自嘲为“亚洲四小龙之末”，半是惭愧半是愉悦地接下了“经济停板，民生潦倒”的形容。是，国中生都知道台湾经济困顿，还会主动拿大陆做对比，可是他们继而又一脸坦荡地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常去的冰店、打网球的场地、买卤味的老店，总归一直都去得起啊。”这话要是放在一个冠冕堂皇的场合讲，你固然可以批评他短视，可当我置身排了长队的奶茶店，手里拎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阿宗面线，被人间食色团团围住，就只能挤出个笑容，半是宽宥他的无谓，半是解脱自己的困窘。
台北连房子都是烟火气的。和上海外观精致，摇曳着租界时代风情的老房子不同，台北的老房子就是枯燥的老，他们大多建筑于七八十年代，既和日式搭不上关系，又缺乏现代感。可台北人为这平淡无奇的老找到了骄傲的注脚：“我们的房子都是自己的，政府没权利拆，所以就这么留下来了。”走过台北的居民区，不会像老上海的弄堂一样，法式圆润的房顶下晒着衣领处磨得薄薄的棉毛衫，它们大多灰扑扑的，它们的沉默不含任何心事的成分。你眺望台北人家的窗口，不会联想到窗帘背后有什么旖旎故事或香粉传奇，你知道那层帘子背后，是一户三代同堂在品评阿嬷的手艺，是爸爸在考问姐姐今天的功课，或者是妈妈在收拾碗筷时不经意瞥两眼新闻——连胜文在花市拜票，他们“啧啧”两声，轻轻地丢下一句“靠爸党”。
来台湾之前，我看过很多年的“海峡两岸”节目，在我的印象里，台湾政治闹哄哄一如夜市，蓝绿两营攻讦不断，今天骂这个贪腐，明天指责那方召妓，恨不得爬到议会桌子上去。可真正到了台北，街头固然全是议员的宣传海报，校园里也有人举起“支援香港”的牌子，但大家却表现出了对政治一致的淡漠。你问他们对连胜文印象如何，他们连连摇头，说一个在美国待那么久的人，怎么可能真正读懂台北，可对于医生出身的柯文哲，他们也不抱太大希望，“太暴躁了，脾气很差”，他们这么说，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讲楼上那个喜欢摔花瓶的外科医生。相比布满谎言的政坛，他们更乐意注视自己的小日子——哪一家百货在搞周年庆，罗斯福路三段有间店的桂圆面包做得最好，就连支持香港，用的也是饮食男女的模式——台大校园的咖啡店贴了告示，每一桌香港客人送一杯红茶。
他们把全副力气都拥在了经营生活上，所以他们的服装店密密麻麻开满了小巷，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一杯陈三鼎奶茶排一个小时的队，他们的咖啡厅永远坐满了人，服务生小心翼翼地问，这一顿合您胃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