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餐请安静
去年吧，讨论的热点还是中国社会的板结化。2015一翻篇，舆论就开始全面围剿底层了。
《凤凰男的征婚帖》《双面胶》等一系列婆媳剧，贪官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忏悔：“我小时候家里很穷……”这些佐证都指向一个命题，穷人很可怕，底层不可信。
穷成了一种原罪。因为穷，所以他们经不起诱惑，会为了一点利益就撕破脸面，为生计铤而走险；因为穷，所以他们活得过分紧绷，很难从日常生活中获得审美体验；因为穷，所以他们抗压能力差，遇到挫折时会情绪失控，濒临崩溃；因为穷，所以他们对财富有极端的渴望，无法从容地享用好东西，只会海吃山喝。
听起来特别合理对吗？因为我曾是这套理论的忠实信徒，不只我，周围人都是。
但跳出“环境决定性格”这套时髦版出身论，那些天生握有更丰富资源的人，真的具有更高级的道德感吗？还是说，他们就像懒洋洋的、趴在沙砾上打瞌睡的鳄鱼一样，只是因为眼前的水鸟太瘦骨嶙峋，才微眯着眼，放它一条生路呢？一旦合它胃口的食物出现，它的扑食野心和敏捷程度，都让人咋舌。南京市接连曝光的两位一把手，全是根正苗红的官二代啊，世袭般的出身，也不妨碍季建业把办公室设在总统套房，把工作重心放在炸隧道上。或许人性本无优劣高下之分，只是上层的手段更隐晦，表达更含蓄，距离更遥远，于是政坛攻讦如星沉海底，只当窗见，时局动荡像雨过河源，犹隔座看。而底层的纷争，不过是张三顺手牵了李四的羊，王五偷摸摘了赵六的瓜。他们穷尽一生所追求的——或者用追讨更合适，在我们看来，都不值得。但谁能够定义“值得”呢？我们习惯于用钱买时间，医院看病要雇人挂号，为了三十秒的广告买迅雷会员，用飞机和高铁替代一昼夜的打牌吃泡面，而对底层而言，时间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钱才是能够避风躲雨的安全所在。
干脆承认了吧。我们就是讨厌穷人。
往远里说，我们都喜欢的曹操，他爸花了一亿万钱，买了个太尉官职过瘾，这种富二代和官二代的双重身份，造就了他疏朗开阔的性格——青梅煮酒、横槊赋诗，三国里最浪漫最情怀最荷尔蒙飞溅的段落，都是他一手包办了。而刘备作为汉献帝辈分混乱的远房亲戚，长年卖草鞋，卖出了一身市井气息和扭捏做派，人气远不敌那个乱臣贼子。同为皇室贵胄，我就更喜欢开凿运河出兵朝鲜的隋炀帝，这个件件大手笔的败家子，把一个王朝挥霍得气象万千，反观出身贫寒、从小就是德育标兵的王莽，连改革都改得窝窝囊囊。同为开国皇帝，我只听有人想穿越成李世民，叱咤于隋唐乱世，没听过谁想跟着朱元璋重走讨饭路的——底线是刘邦，那好歹也是个基层干部啊。往近里说，高校研究生择偶历来是个难题，尤其是“非土著”们，撇开人际交往圈狭小缺乏集体活动只对导师负责等因素，还是歧视心理作祟。这两年，高考成绩和家庭收入相关度稳步上升，江浙沪的“预录取”“直推”等政策，让大城市里家境优越眼界开阔的学生，离名校更近了一步。而少有噱头、纯分数论的考研，则成为许多二、三本学生改写命运的机会，通常来说，这些自愿在23岁的年纪，把高三复制粘贴一遍的年轻人，背景要黯淡很多，他们孤身一人，他们拥有的韧性，被养尊处优惯了的年轻人，称之为“狼性”，没有人会喜欢一头狼的。
但讨厌归讨厌，谁也不会把“势利”的标签主动揽上身。拿到台面上的，都是“有退路才有底线”这类漂亮话。单从表现看，上层人物也的确比底层可爱多了，你看《世说新语》里的人物，每一个都方正雅量，捷悟豪爽，和明清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就着鸡毛蒜皮在朝堂上死磕的官员相比，他们才更符合对中国文士的美妙想象。读惯了“谢公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的记载，我真的差点成为东晋门阀制度的忠实拥趸，它筛选出的，是最全能的人才啊，从小耳濡目染官场规则，连培训期都省了——唯一的缺陷是，它把绝大多数人都拦在了机会的外面。科举制收罗了一批书呆子，官员同质化严重，只会照搬而不懂变通，空谈误国而实干寥寥，但毕竟它面向更多数人，它更把平民当人。
当然，有时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只是很直观地觉得大人物们更迷人。你知道阶层的差距是一面放大镜，得势者的温情会被放大，而失势者的一点不入流，也会被形容成卑劣。大人物的丝缕柔情，会激发出对方源源不尽的想象，会以为，这柔情背后，是懂得、理解、包容。他们用一点“平易近人”，就可以获取一箩筐的感激、赞美，用一个握手，就能赢得下层的好感和尊重。伏尔泰坦承，他会和普鲁士的专制君王腓特烈交好的原因是，对方贵为皇帝，仍然主动向他示好，连启蒙哲人都会陶醉于大人物递来的秋波，更何况我们。与此同时，底层出于求生本能的举动，则因着你俯瞰的角度，变得不可理喻起来——三轮车夫多收了五块钱，你气恼地质问，不就是五块钱吗，至于吗？怎么不至于啊，当基数太小时，再微薄的利润，都变得可观起来。
这于是又绕回到最初的，对于底层人民的设定，没错，因着生之艰难，他们的道德底线更易滑落，他们的目标更浅近，他们的手段更鲁莽，但这本应是你，去努力改善底层处境的动力，而不是捂着鼻子远远躲开的原因。他们的确更不守规矩，更缺乏理想，更漠视艺术，但说到底，规则是上层社会定的，鸡汤是成功人士熬的，连红酒品鉴，都是贵族们没事作出来的玩意。他们从未入局，却要打扫楼上泼下来的残羹冷炙，他们从未参与，却要默认精英们划定的标准，你该做的，是赋予他们更公平的起点，而不是谴责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幸。
所以坦白说，我挺讨厌从前那个振振有词地讨厌贫穷的自己的。用道德上的从容感巧妙替代物质上的优越感，等于用一种势利来粉饰另一种势利。
我很轻易地原谅了大人物的种种不得已——受贿是为了效率，妥协是为了合作，却从不为小市民的举动开脱，我为肉食者们提供了瓶瓶罐罐的酱料，却决不替小人物的粥里加一勺肉松。我忽略了糟糕的外部环境，只顾着清算他们的素质和人品。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上海的哪一站坐地铁，都有推攘抢座的状况发生，以至于我和朋友每挤一次地铁，都能挤出一串“穷真可怕”的长吁短叹。到了台北，哪怕是在上下班高峰期，捷运站里也是秩序井然，没人插队也没人抱怨，经济停板多年，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台北人，让我发觉穷和不体面之间，并不存在着等量关联，换而言之，当政府提供了足够的公共设施时，人捡起尊严，孵化美德，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在这个“穷就是原罪，美貌即正义”的国度，你当然有避开底层的权利，只是我总疑心，就像最看不起差生的，是那群攀援在及格线的学生一样，最想和底层撇清关系的，就是裤管还沾着泥巴，刚从底层逃窜出来的人。有时候，我们必须以贬低别人的方式来证明自我，用赶尽杀绝队友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洪承畴吴三桂们降清后，打起仗来可是比满人更勇猛。
这也没什么好指责的，如果对底层的全方位打压，能够让如履薄冰的中产们获得一时的安全感的话，也不失为一种精神自愈法。只是铁打的利益，流水的席位，当你能摊着餐布战战兢兢地叉起牛排时，安心享用就好，别跑到等粥的队伍前，指手画脚说白粥多没营养，哎呀这边怎么插队。你乐于捐出一块来那是最好，再不济，也请注意餐桌礼仪，进食时别说话。你拥有的只是侥幸，他们的人生也已经足够寒微，不必再硬生生踩上一脚了。
走在拖拉机上的骆驼
2008年，杭州出了桩不大不小的新闻，交警拦下了一个开着拖拉机的青年，原因听来荒谬，拖拉机上，站着一峰骆驼。警方问讯后得知，这骆驼是他在新疆买的，他一路开着轰隆隆的拖拉机，运着水土不服的骆驼，从南疆走到了南方。警方做主，把那峰骆驼卖给了附近的动物园，又给了他一笔交通费，让他回了福建老家。这年轻人太配合，第二天就坐火车走了，没给记者们发挥的余地，也没给新闻发酵的时间。
告诉我这则过气消息的，是朋友老K。那时我们一桌人入深巷，过小院，寻到了一家私房菜馆。桌上葱花炒蛋异香满口，手撕豆腐煲炖了好久，一口咬下去，既有鲫鱼的鲜，还有风干火腿的淡淡烟味。老K走南闯北多年，喉咙口攒了太多故事，随便丢一个开始，我们就激动地追问后来。
老K得知这宗新闻后，立刻奔往杭州找人，当然，他也扑了个空。但他通过朋友知道了年轻人的户口所在，是闽南的一个小村落。月底，他驱车前往，房子是空的，问了左邻右舍，说他若干年前进城务工，没回来过，再问下落，就摇头了。老K在空房子前坐了会儿，掸了掸屁股上的尘土，起身想走。一个邻人追了出来，自称是本地中学的教师，他递给老K一张纸条，请他留下联系方式：“等肖飞回来了，我跟他说，外面有人来找过他。让他给您回电话。”
对了，那年轻人叫肖飞。
他们互换了号码，老K之后换了几份工作、几次住址，号码倒是从不变动。他定期给那个邻居打电话，问肖飞有消息了吗。
那是2013年，老K说，他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无亲无故的、惦记着肖飞的人了。在他都快质疑这个事情的合理性时，肖飞打来了电话。他语气沉稳，说谢谢您的关心，我目前在泉州摆夜宵摊，您要是有兴趣，可以过来长谈。
老K搁下电话就去了泉州。他按照讯息，找到了那个螺蛳摊，挑了角落位置坐下，不远不近地观察店家。夫妻俩配合默契，闽地嗜甜，丈夫爆炒鱿鱼时都大把撒糖，妻子就穿梭在几桌客人间，添酒加筷，偶尔扭头，尖声督促儿子写字别磨蹭。等客人散得差不多了，街上转冷清，老K终于起身，对着陌生的四四方方脸的汉子发问：“你就是肖飞？”
那次长谈，老K大失所望。肖飞对五年前的壮举很不上心。煤气要换了，下周儿子开家长会，夫妻俩得派个代表去，这批食材不怎么新鲜……他记得每一桩柴米油盐的琐事，但是不记得那场轰轰烈烈的远行。
老K试探着问他，怎么想到买一峰骆驼呢。
他用圆溜溜的眼睛瞪着老K：“我喜欢骆驼呀，想买一头带回家。”
他穿过甘肃、陕西、湖北，然后陡然一转，兜向西南，再经两广、江西，直到在杭州被拦下。他走了整整一年，开着辆风尘仆仆的拖拉机，上面站了峰骆驼，走的都是偏僻乡镇，治安不严，媒体不勤，只有居民注意到他。前半段行程靠积蓄，一旦钱花光了，就把骆驼借给人拍照，照一次五块钱，骑上去十块。
问他想念骆驼吗？他先点头，继而笑起来：“去动物园挺好的，我们小区没法养大型宠物。”
老K讲述这次平淡无奇的相逢时，我们站在院子里。刚下过雨，泥土软塌塌的，我穿着尖头靴子，鞋跟不断地往下陷，我心猿意马地听后续，其实全在寻找坚硬干燥的土壤，中途听见有人问老K：“那他这一路很辛苦吧？”
“穷人家孩子，怎么样都是苦的。”
“不替他策划个节目？讲讲一路见闻，也能红一把。”
“想啊。可他压根不觉得这事牛。对他来说，这就是牵着骆驼回了趟家。”
我总算站到了一块小小的花岗岩上，蹭着岩石边缘，一点点刮掉鞋底的泥：“那他继续摆小摊？这事对他来说，就没什么深远意义？”
“他没想那么多，做了就做了。他就是图好玩、有意思，不指望靠这个赚钱出名。话说回来，你的人生又不是阅读理解，哪来那么多富含深意的片段？”
我边捋头发边“哦哦”，意兴阑珊了大半——想想看啊，眼神桀骜的少年，开着一辆随时散架的拖拉机，和一峰寂寞的骆驼做伴，这简直就是《后会无期》和《少年派》的合订版啊。字幕组都快提炼出金句了，怎么啪嗒一下，就转成了葱香煎猪肝的深夜大排档？好端端一个震撼中产、呼应背包客、召唤小清新的题材啊，就这么被浪费了。
他不想出名我能理解，安心蛰伏在夜市……也能理解，想不通的是，他怎么就能任由那次大胆的远行过去呢，怎么就能呼吸平稳地，让这段拉风的往事干脆利落地消失呢？换句话说，他怎么就能放任那次旅行，从“有意义”变成“有意思”呢？
初中时写周记，写到实在没得写了，就写一只苍蝇叮过期牛奶的过程，啰里吧嗦了八百字，被老师点评为“有意思”，同时规劝我，要把目光多投注于“有意义”的事物。我很是赧然，在传统价值观里，“有意义”是比“有意思”更高级的存在。它是卒章显志中的那个“志”，是画龙点睛中的“睛”，是不虚掷的总和、被敬畏的原因。哪怕我私下认定，“有意思”像是黄蓉哄骗洪七公的那席菜，是百无一用的天花乱坠；“有意义”却像郭靖，是牛嚼牡丹的政治正确。
后来读沈复的《浮生六记》，有点惊诧于，一个男人居然能如此心安理得地沦陷于“有意思”“无意义”的人生，他撺掇妻子女扮男装随他外出，把漫天乱嗡的蚊子当作群鹤，他有点无能，有点轻浮，在文人中也不算养尊处优一生完好，但我始终羡慕他，不为别的，单为他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对命运的驾驭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