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北京召开的“龙脉诗会”上的讲演。
生活会把一个作家变得平庸，生活也会把一个作家变得伟大。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在他一度身陷囹圄时说过一句感人的话：“信仰生活，也许。”我相信这句话，是哈维尔经过许多苦难之后，所积攒下来的痛切而有力的言辞。生活这个平常的词，使哈维尔有了真实的记忆，为他以后一切的思索与写作，找到了展开的起点。他不虚构生活，对他而言，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到达生活中那些让人惊讶的事物，而不是远离它。我们为什么害怕生活？我们的写作，为什么总是与虚构的经验相关，却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的边界？我想，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思想误区。只有那些软弱的人，才专注于“生活在别处”，而对身边蜂拥而来的真实措手不及。只有那些软弱的人，才专注于“生活在别处”，而对身边蜂拥而来的真实措手不及。我的意思并非不要“在别处”的理想、信念，而是说，任何的理想和信念，都必须要能够有效地在他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展开，否则，它就是假的。苏格拉底的信念，使他在面对毒酒时毫不惊慌，坦然赴死；哈维尔对生活的信仰，使他即便在狱中，也没有灰心，没有中断自己对世界的追问。事情就这么简单。
同样简单的还有诗歌的困境问题，有关的讨论浪费了公众太多的时间，事情毫无进展。那些对困境日夜忧心忡忡的人，设计了许多方案，可能唯独没有想到，困境也许只有一个：诗人对他个人所面对的生活失去了敏感，对人的自身失去了想象。中国的作家素来有好大喜功的传统，喜欢在作品中谈论惊人的命题，作出伟大的结论，里面却很可能找不到多少人性的气息。他们的体验方式是整体主义的，他们的作品基本上是社会公论的结果；个人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来自生活本身的希望或伤害却无限期地缺席。比如，我们经常能够读到许多直奔空境、虚无的作品，表达了作家对道、禅思想的心得，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该怎样处理我们内心时刻都在涌动的欲望，即，在欲望与空无之间，该怎样转换和升华：我怎样才能从欲望的主体中脱身而出，抵达高不可攀的空境？我不相信省略了个人与欲望的真实搏斗的“空”和“无”是可信的。整体主义的致命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个人真实的欲望出发，寻找途径抵达彼岸，相反的是，他往往从预设的“空”、“无”或其他什么彼岸理想出发，越过人作为欲望主体这一事实，轻易地就把人过渡到彼岸，完全无视人性。这样的整体主义作家不但违背了常识，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内心。他们写作时比谁都清楚，生活不是这样的。把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物搪塞给读者，是文学贫困的内在秘密。比如，在诗歌界，年轻一代的诗人指责他们前辈的诗歌沦落成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他们自己却把诗歌改装成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字词迷津，或者一种玄学气质，最终堕落成为知识和技术的奴才。我想起诗人于坚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我为什么不歌唱玫瑰”，他认为，玫瑰可以生长于英国诗人彭斯的诗歌中，却与他作为中国诗人于坚的存在无关，于坚说：“在我的日常话语中几乎不使用玫瑰一词，至少我从我母亲、我的外祖母们的方言里听不到玫瑰一词。玫瑰，据我的经验，只有在译文中才一再地被提及。”让一种与自己此时此地的存在无关，只涉及自己的知识背景和阅读经验的事物支配写作，使当代的写作拥有了一个不真实的起点，它完全漠视此时此地他个人所面对的生活，这种对生活的麻木与不敏感，直接导致了文学的衰败。我有理由认为，那些与诗人自己所面对的生活都无关的文学，也与时代无关。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感到困惑呢？写作远离自己当下的境遇，凌空蹈虚，蔑视经验，那还有什么真正的文学可言？多数的作家害怕生活，以为靠得太近的生活除了面目狰狞外，并无多少文学性可言，多数的作家害怕生活，以为靠得太近的生活除了面目狰狞外，并无多少文学性可言，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到故纸堆、历史古迹、远方的乡村、空旷的天空、发达的西方、图书馆、博尔赫斯的迷宫、普鲁斯特闭抑的法国书房中去寻找写作的资源，他们信奉的真理是：生活在别处，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用整体主义、集体记忆、社会公论、“诗言志”来写作的恶果。这些人喜欢谈论里尔克、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等人，可他们无视里尔克的文化传统中固有的浪漫和神秘气质，里尔克的诗歌中常用的一个主词是“主啊”，这与他的信仰有关，但同样的呼喊在一个对圣经近乎无知的中国诗人口中说出，就显得矫情而危言耸听；他们无视卡夫卡作品中的恐惧、不安和绝望，正是来源于他敏感而压抑的生活：他的《在流放地》、《城堡》的灵感来源于他和费丽丝·鲍尔的婚约，《城堡》的写作冲动来源于和密伦娜·雅申斯卡之间的爱情失败后的痛苦经验，这是卡夫卡的生命中“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天翻地覆的经验”；他们无视普鲁斯特那个巨大的时间容器，恰恰是个人记忆（而非集体记忆）的回声，普鲁斯特在闭抑的法国书房里写下的是充满白日梦的个人的生活细节；他们同样也无视博尔赫斯热衷于书籍与图书馆的迷宫，是因为他本人长时间来就是图书馆的馆长，置身于书籍的迷宫中，且他后来眼睛失明了。这些大师，写下了他们个人在自己的时代里的生活证词，他们的作品是人性的，非常人性的，而不仅仅像一些中国作家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些可以盗用、模仿的智慧和技术。
卡夫卡不是一个只关注形而上问题的作家，其实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他的自身，他的病，他的梦，他的焦虑，他最琐细的日常生活，他一切的追问和描述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九一四年四月二日，卡夫卡的日记里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这是非常奇特的，他把一个无关紧要的个人细节与重要的世界崩溃的事件联系在一起，有力地体现出卡夫卡的写作与生存不被集体记忆或社会公论所左右，他坚守的是个人面对世界的立场。卡夫卡的写作与生存不被集体记忆或社会公论所左右，他坚守的是个人面对世界的立场。克里玛在分析卡夫卡如何从完全是个人危机（出于捍卫个人写作的自由而对婚姻的恐惧）中进行写作时总结道：“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几乎是对卡夫卡的最高评价。
在一个外在世界风起云涌的时代，很容易使作家的眼光转向大而无当的口号、理想、人类、未来、乌托邦等集体记忆的事物，而彻底遗忘个人内部的人性景象。卡夫卡不是这样，他用他人性的个人记忆，有效地区分了外部世界与他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不同，为他那个时代保存了一个真实的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抗争史。比如，我们今天重读中国这几十年的新诗，在诸如“土地”、“青纱帐”、“祖国”、“天空”等意象中，亲见的多半都是集体记忆式的经验，很少知道来自个人的、人性的事物在过去的时代是怎样走过来的，又将怎样走过去。个人的缺席，人性生活的缺席，是文学内部真正的匮乏。作家们过于注重和强调自己作为时代代言人的身份，而在写作中将更有活力的此时此地的个人经验省略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注意过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可能有的诸多细节，他整个就被自己的阅读和毫无想象力的社会公论所误导了。这样的作家写出的不会是他个人的文学，记述的也不会是他个人的想象力，他不过是完成社会和群众交给他的写作任务而已。
写作到底与什么相关？我想起哲学家蒂利希的一个回答，他说，艺术所要呈现的是“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诗歌也如是。这其实是诗人对自己与对世界的一种语言上的承担。有了对“我”的处境的敏感，有了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的痛切感受，并知道了什么事物“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真实的写作才有可能开始。美或者痛苦，往往都是存在于生活的隙缝中，没有敏感的心灵或很强的精神警觉，是无法发现它们的。所以，任何伟大的写作，都不会仅仅是一些空洞的观念或语言法则，它一定包含着作家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的警觉。任何伟大的写作，都不会仅仅是一些空洞的观念或语言法则，它一定包含着作家对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的警觉。他们的写作可以证明他们曾经很实在地生活过，并且心灵上曾经与那些生活细节有着亲密的关系。阅读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笔下的生活是多么熟悉！相比之下，面对已经沸腾的生活，许多的中国作家更像是一个腐朽的无病呻吟者。他们在书房里，在经典上，注释、收集着精彩的句子或结构，以期在语言上建筑更精致的宫殿，唯独选择在生活中缺席。他们以为自己承担着语言革命的使命，其实承担的不过是他们腐朽而平庸的趣味。博尔赫斯曾在一篇文章中，讽刺那些文体迷信者，想通过精雕细琢使自己的诗成为“一首没有虚言废话的诗”，“可它却是满篇的废话，总之，是一堆残渣废料。”这可以从众多充满神话原型、文化符码的诗篇，以及海子死后涌现的成堆模仿其风格的诗作中大量看到。海子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幻想力和直奔终极的激烈气质，使他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思想环境的代表人物，但他也属于过早就想接上人类的巨型话语而省略了生活这一中介的诗人之一，他的幻想，是以抽空此时此地的生活细节为代价的。他后来的追随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而把海子糟蹋得体无完肤。由此也可以看出，要在充满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文化中贯彻个人的、当下的立场是多么的艰难。
个人什么时候出场，真实的人性生活、“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什么时候能得到表达，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诗人只有带着个人的记忆、心灵、敏感和梦想进入此时此地的生活，并学习面对它，也许才能发现真正的时代精神——一种来自生活深处、结结实实、充满人性气息的时代精神。当个人面对世界的苦难和伤害，并承担词语的责任时，才有真实的写作可言。我想起威塞尔的随笔中讲到的俄国伟大的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在斯大林时代，曾日复一日来到并站到卢布扬监狱门前的长队里，带着一个给他儿子的包裹。数以百计的妇女们在那里等着轮到她们。每个人都有亲人在里面：丈夫，兄弟，儿子，父亲……一天早晨，一位老妇转头对她说道：“你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是的。”“你是否认为有一天你能够讲述这个故事？”阿赫玛托娃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是的，我会试试的。”威塞尔接着写道：“老妇人激动地望着她，仿佛在掂量着这个回答；接着一道微笑第一次出现在她疲惫的、毫无血色的脸上。”我喜欢这个充满俄罗斯精神的场面，阿赫玛托娃带着一颗诗人的心灵面对苦难，在那个极权的年代，个人，监狱中的儿子，诗歌，这些都成了真实的生活细节，阿赫玛托娃实实在在地置身其中，我相信，这是她写下伟大诗歌的重要资源，但是，她在那个老妇人面前，却对词语上的承担（“讲述这个故事”）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我会试试的”），她不愿轻意许诺记述整个时代，当她站在监狱门前时，也许唯一让她有信心的就是如卡夫卡那样“描绘和捍卫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阿赫玛托娃做到了，对她而言，最个人的就是最真实的，也是最人类和时代的。以个人的名义，主动承担时代所给予他（她）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和其中的责任，是作家真正的使命之一。文学要想恢复读者的信任，首先要恢复的就是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真实的“我”的人性关系，也只有从细节和人性中生长出来的美，才是有活力的诗性的美。只有从细节和人性中生长出来的美，才是有活力的诗性的美。
我们已经厌倦高言大志，厌倦精雕细琢，厌倦没有人性气息而又天马行空的所谓想象力，厌倦那些有词语癖的作家所批发出来的与心灵无关的词语，正是它们，把文学推向了绝境。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来到最个人和内部的领域，重新恢复对真实、美、朴素、细节、此时此地的生活、有责任感的心灵等事物的挚爱，什么时候使文学“无论如何与我相关”，希望就将在其中生长出来。文学，应该在这个沸腾的时代，重获心灵的力量，当下的力量，“描绘和捍卫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从而使其能够有效地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展开。我想起在希特勒的集中营，有一个叫玛莎的小孩写过这样一首短诗：
这些天里我一定要节省。
我没有钱可节省；
我一定要节省健康和力量，足够支持我很长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我的神经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灵，和我的精神的火。
我一定要节省流下的泪水。
我需要它们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一定要节省忍耐，在这些风暴肆虐的日子。
在我的生命里我有那么多需要的：
情感的温暖和一颗善良的心。
这些东西我都缺少。
这些我一定要节省。
这一切，上帝的礼物，我希望保存。
我将多么悲伤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它们。
还有一个叫莫泰利的小男孩，也写过一首类似的短诗：
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
从明天开始。
今天我将快乐。
悲伤有什么用？
告诉我吧。
就因为开始吹起了这些邪恶的风？
我为什么要为明天悲痛，在今天？
明天也许还这么好，这么阳光明媚。
明天太阳也许会再一次为我们照耀。
我们再也不用悲伤。
从明天开始。不是今天。不是。
今天我将愉快。
而每一天，无论它多么痛苦，我都会说：从明天开始，我将悲伤，不是今天。
我在多年前读过这两首小诗，至今无法忘怀。它们是人类历史上最感人而有力的诗篇之一。它们的作者不过是孩子，他们不懂什么叫技巧，什么叫文化经验，甚至他们懂得的词汇都非常有限，可他们有的是对苦难生活的敏感，对“我”的关切，还有真实的心灵细节，他们是真正像诗人一样歌唱的人。让每个人都来读这样的诗作，都来感受这样的心灵。这些“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这些最朴素的词语承担，唤起的是我们真正阅读文学才有的悲伤和羞愧。在玛莎和莫泰利这两个孩子面前，那些凌空蹈虚的作家要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不是那些站在生活之外、活在苍白的想象中的技术崇拜者，他本身应该就是在生活之内，在人性之内的。诗人不是那些站在生活之外、活在苍白的想象中的技术崇拜者，他本身应该就是在生活之内，在人性之内的。只有站稳在生活之中，才有写作的基础，也就是说，若没有对自身当下处境的敏感，再先锋的写作也只是一个姿态而已，没有任何真实的价值。我更愿意相信，文学深刻地与生活相联，写作所要反抗的是生活中庸俗的趣味和空洞的虚无，而不是反抗整个生活本身；照样，诗人和作家对理想的向往，也应该结结实实地从我们脚下的大地上生长出来，它也许并不是那么崇高和激动人心的，但它却是牢固的，人性的，现实的。我们应该牢记：文学是掌握和理解现实的，而不是为了疏远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