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钱树是一种专为丧葬制作的明器，一般而言，其制作年代与墓主人的下葬年代相同或相近，因此，只要探明墓葬的下葬年代就能明了钱树的年代。而探明墓葬的下葬年代，则需要综合分析墓葬形制、随葬品的组合与形态。在钱树墓葬中，少数墓葬出土有纪年铭文材料。这种纪年铭文材料大体有四种情形，一是铭刻于钱树，二是模制于墓砖，三是镌刻于墓壁（包括墓门），四是铸刻于金属器具。钱树纪年铭文，皆见于钱树座上，直接表明了钱树的制造年代。后面三种纪年材料则需要仔细辨别。墓砖纪年铭文主要见于砖室墓，通常属于砖模纪年，制砖的年代与此同时或稍晚，建墓的年代也相应与之同时或稍晚，考虑到汉代人有建造“生墓”的习俗，入葬的年代往往晚于造墓的年代，有时甚至晚很多，因此墓砖纪年铭文只是表明了墓葬的年代上限，墓葬的实际年代有可能晚于铭文纪年。纪年镌刻于墓壁者通常见于崖墓中，而崖墓的开凿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又常被多代使用，故这类墓葬的纪年铭文亦只是提示了它的年代上限，墓葬的年代往往晚于铭文所显示的年代。金属器具上的纪年铭文主要见于铜洗、铜锺等器物上，这些器物往往属于实用器具，在随葬进墓葬之前，往往已在人世间使用较长的时间，墓葬的年代往往会晚于铭文纪年。因此，对于这部分墓葬出土钱树年代的准确判断，仍然需要综合分析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组合与形态特点方可得出。
第五节 钱树材料辨误
在所有已公布的钱树材料中，报道者对其名称的判断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着误判的现象。误判的情形有两种，一是本为钱树却误认为他物；二是本为他物却误定为钱树。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误判会对钱树类型、演变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一些干扰，有必要加以讨论和澄清。
将钱树误认为他物，有如下几例：
1.1941-1942年，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四川彭山江口镇一带发掘一批东汉时期崖墓，其中豆芽坊M166、M176、寨子山M550、M560、M666出土一批所谓的陶质插座，分别被报道者命名为“佛像插座”、“飞羊乘人插座”、“蛙形插座”。从这些所谓插座的形态，结合西南地区的类似发现来看，它们皆应为钱树座，报道者的判断明显是一个误判，此点已为不少学者通过各种方式指出和纠正。另外，在这批崖墓中，豆芽坊M166、寨子山M666、寨子山M900还出土了一些铜质残片，从残存的形态和图像内容来看，它们也应是钱树体残片，但亦被报道者当成了一般的器物残片。
2.1957年，陕西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出土的一件由铜质树体和陶质树座构成的神树，报道者判断为汉代“桃都树”。但从此树的形态特点及图像内容来看，其与中原地区所发现的桃都树明显不同，而更接近于西南地区东汉墓中常见的钱树，显然属于该地区的钱树系统，报道者判断有误。
3.1987年，四川剑阁县青树村发现两座东汉砖室墓，其中M1出土一件被报道者称为“镇墓兽”的陶器，此器“为一卷角羊乘一怀抱桶状物的骑士作奔驰状。骑士怀抱桶上有一孔。下端与座为饰有行走羊图案的外撇式盆”。根据报道者的叙述，结合报道所附该器图片，这明显是一件钱树座，报道者的命名是错误的。
4.1988年5月，甘肃武威市金塔乡藏家庄发现两座砖室墓，其中M2出土被报道者称之为“铜饰物”的铜器残片，残片“锈蚀严重，残存局部，有明显的半圆形连枝花卉枝骨，一端带头，用于安插”，报道者推测“可能为连枝灯残件”。然而，从报道所附线图和照片来看，此器边缘布满芒刺，与西南地区所发现的钱树枝叶特征相似，并不符合连枝灯枝叶的特点，故笔者以为，报道者的推论有误，它很有可能是钱树枝叶残片。
5.2002年，重庆奉节县万胜乡口前村头堂包遗址发现东汉墓，其中M1出土一件报道者称为“镇墓俑”的陶器残件，此器形态是“鼓目，猪鼻，虎口，兽足，直尾，卷毛，前肢蹲踞，后肢微抬，形象威猛”。从报道者所言，以及图片所显示的特征来看，这件器物应该是钱树座的残片，报道者的判断亦有误。
将他物误判为钱树者，有如下数例：
1.1954年，甘肃武威丘家庄发现汉墓，其中M2出土被报道者称为“陶摇钱树”的陶片，这些陶片施绿釉，呈火焰状。由于除此例外，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确切的陶质钱树体，此器十分值得怀疑，应该不属于钱树。从其残存部分呈火焰状来看，很有可能为陶灯树某个部分的残件。
2.据报道，1956年3月，四川雅安河北乡沙溪村点将台发现一座东汉墓，出土物中有七件石雕器座，分别为辟邪座、玄武座、蟾蜍座、力士柱础、子母虎柱础、龟柱础和天禄辟邪柱础，前三座顶端皆有圆孔，报道者认为，前三件系帷帐座，后四件为承托棺木的柱础。有学者将其中的辟邪座判定为钱树座，但从该墓出土器座的数量，以及该墓并未出土钱树体的情况来看，其不大可能为钱树座，应以报道者的判断为准。
3.1977年11月，四川峨眉双福公社发现一座东汉晚期的砖室墓，出土物中有两件石雕器座，一件呈蟾蜍形，另一件呈辟邪形，背部中央皆有一长方形孔，发掘者认为它们“估计都是摇钱树座”。由于迄今所发现确定为钱树座的器座插孔多为圆形孔，很少有作方形孔者，加之该墓亦未出土钱树体，故这两件器座应为其他性质的器物，发掘者的判断可能有误。
4.1982年，四川内江市中区东兴街红缨村发现两座东汉中晚期崖墓，墓内出土两件圆雕石质羊形器座，“一件为圆雕石羊，匍匐正卧，头向右，双角向后卷曲。神态安详。羊体造型美观简练，比例适当，似几代绵羊。羊头顶正中凿有一圆孔……另一件也是圆雕石羊，其造型与上一件相似，但钱树的插孔不在羊头而在羊背上，孔径稍大”，报道者将其定为“摇钱树座”。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尚未见有钱树体与石质羊形器座共出的现象，在此二墓中也未发现有钱树体的残片，故这两件器座很可能是其他物品的器座，而非钱树之座，报道者的判断有误。
5.1989年，四川三台新德乡发现一座东汉中期崖墓，该墓扰乱，出土有一件被报道者称为“摇钱树座陶灯”的陶器，此器形态为“椭圆形底……塑上下两层浮雕。上层口沿下两侧为龙虎各衔一小圆形物，两裸体力士在下双手托举，两小圆夹一大圆饼状物（三圆可能代表日月星，光明之意），力士外侧各置一灯。下层外侧两只人身神兽托举上层，神兽间三人着红衣正面盘坐，中者执一琴”，报道者分析认为，“可能此座既是灯，又当树座”，理由是“灯座出土后，发现一枚铜摇钱树的挂钱粘在内壁”。从报道所叙及图片所反映的器物特征来看，报道者明显存在误判。钱树挂钱的发现，只能表明该墓曾经随葬钱树，并不能必然证明此器乃钱树之插座，况且其并无孔以插钱树体。从形态特征来看，这件陶器明显属于西南地区汉墓中的另一类特殊器物“西王母俑”（或称“西王母陶灯”）。
6.1977年，青海西宁彭家寨大队发现两座汉墓，其中M1出土报道者称为“摇钱树”的木制器具；1996年10月，平安县古城乡北村发现五座汉墓，出土物中有一种“器座为山峦形，绘以芝草、树木及神兽等纹饰。其上置一杆，杆上插有许多竹签，连缀以绘有彩饰的木制鱼形树叶，立杆顶部为一木雕彩绘鱼”的木制神树。有学者径称平安县古城乡汉墓出土的木制神树为“摇钱树”。彭家寨汉墓所出木制器具已残，形态不详，但从其质地及出土地域来看，可能和平安县古城乡汉墓所出近似。从质地来看，西宁和平安两地汉墓所出神树皆为木质，而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钱树材料，树体部分皆为金属质地，没有木质的；从形态上来讲，这些木制神树虽然与通常所见之钱树相近，皆呈树形，但并不像后者那样挂饰钱币状物，也无丰富的图像。可见，青海神树和钱树并非同一性质的遗物，前者不可能是钱树，而应是其他性质的器物。
7.据报道，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市举行的国际亚洲文化节上，有人曾展销过一件来自中国重庆巫山的青铜树形器物，此器物下部为一山峰形底座，上部为一略呈三角形的树体，枝叶上有灯数十个，人们称之为“摇钱树”，后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对于这件器物，王育成先生著文指出，它的正确名称应为“青铜灯树”，与西南地区习见之东汉钱树并不是同一性质的器物，不应称之为“摇钱树”或“钱树”。甘肃酒泉下河清汉墓群出土的“摇钱树形灯”，亦属此种情况。
8.1999年，云南昆明市官渡区羊甫头一带发现大量滇文化墓葬和汉式墓葬，在汉式墓葬M268中出土一件据称为“摇钱树”的铜器残片。从该器的形制以及墓葬的情况来看，此器可能并不属于西南地区的钱树系统，理由有二：一，从报道所发表的图片来看，此器呈倒三角形，中间有一柱，柱为一龙所绕，龙之外有透雕装饰，形态非常怪异，与历年所发现的钱树完全不同，且器物边缘也未见钱树上常见的芒刺或带芒方孔圆钱状饰物；二，据报道，M268为一竖穴土坑墓，除墓口曾为施工局部破坏外，其余部分并未被盗扰，但在该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并未见有钱树座。因此，报道者的认识应该也是一种误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