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辟初期，国王与议会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国王负责行政，议会控制财政。国王有权任命官员，指导政府日常运作，议会则可以弹劾大臣，监督政府。国王不可立法，但可以否决议会的法案。议会无法强迫国王按议会的旨意办事，但可以通过拨款节制国王的权力。如果国王自行指定或解散政府，议会将对此无能为力。尽管国王不可以随便解散议会，更不可以不要议会而实行个人统治。经过一场血雨腥风的革命，国王和议会都不得不权且互相退让，暂时把权力之争隐藏到幕后。
然而，国王和议会都不可能忘记革命曾推翻专制君主的历史。正像研究英国史的权威学者希尔所说：“政府和下院的关系本身就是个矛盾尽管下议员们本人都是保王派，他们却能充分地利用几十年的变迁为他们争得新的宪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议会和国王都靠复辟过活，它们的利益本应该一致，但双方的冲突仍然愈演愈烈。无论历史如何曲折，英国的王权专制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查理二世却不甘心受议会的控制，“君权神授”很快就回来了。虽然他恢复专制的手段比较隐蔽，但方向却一直坚定不移。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查理不再和议会整体对阵，而是和被他称为的“老友”——保守的乡绅和国教徒结盟。不过，查理并不愿受他们的制约，因此他在1670年和法国的路易十四秘密缔结了多佛条约，答应帮助法国反对荷兰，并在条件成熟时宣布自己是天主教徒，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以此换取法国的财政补贴和武装支持，以便在国人反抗时得到法国的帮助。当时，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也最有可能干涉英国内政。查理的这种做法和他的前辈投靠西班牙如出一辙，都是为王权的私利而拿民族的利益做交易。由于查理做这一切的时候非常谨慎，多佛条约一直没有泄漏，否则英国人决不会听之任之。
事实上，当1673年查理发布《信仰自由宣言》、表示要给一切非国教徒包括新教不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宗教信仰自由时，议会就立即表示反对。议会不仅要求撤回宣言，还迫使查理批准《宣誓法》，规定只有国教徒才可以担任公职。后来，针对国王任意捕人、不加审判随便关押的做法，议会又通过了《人身保护法》，规定任何人不经审判不得被监禁，不经出示法庭拘捕证不可被逮捕，从而使公民的人身自由得到保护。不久，议会又准备制定《排斥法案》，把信奉天主教的约克公爵詹姆士排斥于王位继承权之外。但在这个问题上，议会公开分裂成两派。支持排斥法的人，后来被称为“辉格党”，反对排斥法的人后来被称为“托利党”。查理二世站在他兄弟詹姆士一边，支持托利党人，先后几次解散议会，并且从1681年起不再召开议会，使国内政治斗争渐趋激化，王权和自由再次走向对抗。查理二世因为从法国得到财政援助，不再需要依赖议会拨款，所以他在斗争中占了上风。到他死的时候，国王的权力又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顺利继位的詹姆士二世比查理二世更崇拜专制，并且不像查理那样隐晦。他在查理弥留之际就公开向法国大使大献殷勤。登位后，他又公开向路易十四表示道歉，说他没有征得路易的许可就召开了议会，而本来他应该向路易十四请求一切的。他还以极其残酷的手法镇压了一小批辉格党贵族支持的蒙默思反叛，经过“血腥审判”，将300多名叛乱者处以各种极刑，并将800多人流放，使大批受牵连的人员受到处罚。如此这般的暴政不仅激怒了辉格党人，使许多人同情辉格党的遭遇，也引起了托利党人的谴责。詹姆士二世力图把查理二世重新发展起来的王权继续向前推进，彻底恢复绝对不受限制的专制王权。于是，他索性摘去与托利党即乡绅——国教徒合作的假面具，把天主教作为恢复专制的惟一依靠力量。为此，他任命天主教军官，建立天主教军队，在全国宣布信教自由，强迫英国国教会宣读信教自由令。詹姆士二世极不明智的所作所为，终于把整个国家推到了他的对立面上。他想走专制主义的老路，步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后尘，使20多年前革命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又重新出现，这就是：谁拥有国家主权？历史似乎兜了一个大圆圈，若不对国王的专制采取行动，那么英国的“自由”就要永久地消失了。
英国走到了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是走进专制制度的泥潭，还是克服君主专制，走上政治现代化的大道？英国人必须做出抉择。这次，连托利党人也不再愿意支持国王了。英国人的自由传统使他们不能容忍专制制度的恢复，更不能接受天主教的复辟。于是，迫于王权的膨胀和天主教在英国复活的现实危险性，长期在政治舞台上争斗不休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领袖都决定废黜詹姆士二世。但是，革命的经历又让他们望而止步，不希望再用革命的方法解决问题。最后，他们在困境中选择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1688年7月，两党联合起来给詹姆士的女婿、荷兰的执政奥伦治威廉写信，邀请他率军队前来英国，帮助扞卫英国人的自由。他们考虑的是：威廉和其妻玛丽都是新教徒，玛丽本来是英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如果由他们来继承王位，王位的正统原则和新教原则就能巧妙地结合起来。若此举成功，既可以阻止王权的扩张，又可以避免一场新的革命。威廉接到密信后，经过慎重考虑，于11月带兵在英国西南海岸登陆，并很快得到了不少乡绅贵族的投靠。最后，詹姆士的小女儿安妮及其丈夫等人也进入奥伦治威廉的阵营。深得詹姆士宠幸的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也背弃了詹姆士，把他统帅的军队交给了威廉。至此，詹姆士众叛亲离，只得匆忙逃出了英国。于是，威廉和玛丽共同继承了王位。这就是所谓的“光荣革命”。
根据议会条件，威廉宣布接受“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中除宣称常备军为非法这一条外，所有的条款都是“自古就有的权利”，比如定期召集议会，议会言论自由，国家的赋税由议会决定，国民有请愿的权利等等。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条款，关键是：是议会缔造了一个国王，这个国王根据议会的条件登上王位，并服从议会的法律。如果不是议会的选择，这个国王是不可能取得王位的。反过来说，议会既可以缔造国王，也可以废除国王，议会成了国家的主权，议会的权力终于确立了。在光荣革命中，不仅专制的王权被消灭，连独立的王权也消失了；从今后，国王附属于议会，而不是议会附属于国王。一个人统治国家的时代过去了，在以后的年岁里，统治国家的将是议会——它虽然还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却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由国家最有势力和最富有的人组成。个人专制结束了，英国完成了从绝对王权向多元寡头制的转化。
1688年革命之所以“光荣”，就在于它完成了1640年以来未完成的历史任务。1640年开始的英国革命流了那么多血，却没有完成克服君主专制的历史任务；1688年的“革命”虽然看不见硝烟，也没有流什么血，一点儿也谈不上轰轰烈烈，似乎只不过换了一个国王而已，却最终消灭了专制王权。尽管其过程很难称得上革命，但其结果则构成了地地道道的革命。由于专制王权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大敌，只有消灭专制王权，英国现代化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才能发展起来，所以光荣革命成为英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英国向现代化的一个大跨越。从此，国家和民族利益再不受专制王权的祸害。在专制王权统治下，人民生命受到威胁，人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备受专制统治的压迫和束缚；消灭专制王权之后，英国有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人民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其创造力得以发挥，经济可以在比较自由的条件下发展。毫无疑问，光荣革命实际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治前提。
“光荣革命”不仅使英国摆脱了专制王权，从而在欧洲第一个开始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历程，还开辟了一条英国式的发展道路。英国人发现，光荣革命用和平手段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一直令他们困扰的国家根本政体问题。从表面上看，英国只是换了个国王，并且换的还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英国的君主制没有变，国王作为国家最高元首的地位也没有变。议会没有提出主权问题，而只是重建“国王在议会”，重申“自古就有的权利”，一切都无可非议。整个过程对英国的制度似乎没有作任何触动：王权仍然存在，只不过现在又把它放回到“国王在议会”的传统中去了。英国仍保留国王、上院和下院合作的制度。传统似乎全都保留下来了，历史一点也没有被割断。然而，在保留传统的表象下，政体制度却改变了，国王和议会交换了位置，一个人的专制让位给一批人的共同执政。在这批人中，平衡和相互牵制将是他们行使权力的必要前提。这些变化似乎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国王和议会达成协议，议会让国王当国王，国王则同意让议会凌驾在自己之上。这就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权力结构可以在不改变政权形式的前提下加以改变，而这样做的条件是：在被统治者的坚决要求下，统治者做出适时的让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从光荣革命中学到许多东西，在统治者看来，光荣革命靠妥协而避免了革命；在人民看来，革命的威胁可以逼迫统治者退让。
“光荣革命”实际是两种对立因素的相互兼容，体现着一种历史运动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对立的两方面在冲突后达到融合，使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冲突与融合在这种模式中各有其独特的作用，没有冲突，历史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就永远停滞在陈旧的发展水平上。但另一方面，没有融合，就不会有长期的社会稳定，也不能降低历史为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当然，对任何一种历史运动的模式都很难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它们都产生于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起着不同的作用。在英国特定的条件下，英国人从革命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学会用冲突中的融合来解决问题，这既不是无限制的斗争，也不是无原则的调和，它是斗争与协调的平衡，是更新与传统的平衡，在维护传统与追求变革之间他们找到了一条“适中”的路。事实上，“光荣革命”甚至是以维护传统的名义进行的，传统在这里被用来充当革新的依据。事实证明，就稳定社会秩序而言，这种在冲突中融合的运动方式符合英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此后300年中，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革命，改革和渐进成了英国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法，成为英国的一大特色。
总之，光荣革命奠定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开创了英国历史的新纪元，是英国历史的重要里程碑。此后，英国君主立宪制度逐渐发展和完善，促使政局长期稳定，几个世纪中既无内战，又无外患，英国终于形成了适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英国把重商主义推进到最高峰，建立起重商主义的庞大帝国。随后，英国又率先发动工业革命，把一个曾经只在文明边缘徘徊的小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光荣革命是现代英国的奠基石，英国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