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如果我是几百年前的将军，我会久久地凝视固原，血与剑与风的固原，马群汹涌的固原，烽燧相望、坚城高垒的固原。
在广大的帝国版图上，固原是一个微小的点。但两千年间，任何一个目光锐利的战略家都会一眼盯住这个点。这是帝国的要穴，是我们文明的一处要穴，它无比柔软因而必须坚硬。你的面前是地图，地图上的北方是无边的大漠和草原，骑马的民族正用鹰一样远的眼睛望着南方。南方有繁华的城市、富庶的农村，有无穷无尽的珍宝、丝绸，还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美丽女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但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失去耐心，猛扑过来。那么，他们的剑将首先指向哪里？你看着地图，一目了然。
固原。如果突破固原，整个甘肃就成了被切断的臂膀，而通向西安的门就轰然洞开。固原曾如同帝国的咽喉。
2000年，你在任何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都能找到固原，但你只会想：噢，它在这里，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宁夏南部的三个县。
7月23日，我在固原。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驱车去看须弥山石窟。
“阳光灿烂”真实而残酷。固原的天蓝极了，阳光无遮无拦地倾泻，固原的土地在龟裂，人们焦渴地盼着雨。
汽车驶过清水河谷。在宁夏地图上，清水河看上去是条大河，它发源于六盘山，流域覆盖宁夏南部，一条很粗的蓝线，向北注人黄河。但没有水，河道是干涸的，卵石被晒得雪白，让人想起这原是一条河，画在地图上的河。
麦子已经收完了，土地就大片荒着。“种什么呢？种子都收不回来。”怀凌说。
怀凌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也是诗人，精干、健谈。说到今年的麦子，他苦笑道：“那麦子长在地里，稀稀拉拉，你都舍不得拔它。”
出固原县城，沿清水河向北，然后折而向西，便是寺口子河。这是清水河的支流，河滩上偶尔有一洼水。怀凌指着山说：“1920年海原大地震，那两座山合在了一处，正好一个人赶着驴车经过，他跑出来了，一头驴、老婆和两个孩子全合在里边，那人就喊，‘四口子呀四口子！’这河就被他喊成了‘寺（四）口子河’。”
——这是我在固原第一次听人谈起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后来我将一次次地听西海固的人们随口提到它，似乎80年前的那个日子近在眼前。
须弥山是古印度的山，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环绕，三界诸天层层相叠仿如蛋糕。人的世界据说在此山南部，名南瞻部洲，南瞻部洲有中国，中国有宁夏、固原，固原亦有山名须弥。
仰望须弥山，大佛雄伟而慈祥。他几乎就是一座山雕成的，他坐在这儿看一切已看了一千多年。据说，“文化大革命”时，人们无法毁掉它，人们就在山下，端着步枪瞄准、射击，大佛成了枪靶。
我能够想像那时的情景，那时的人是欢乐的，他们无所畏惧。这尊大佛由人怀着最深的敬畏和虔诚塑造，他也见证了人的狂妄。几只鸽子在佛的肩头咕噜噜鸣叫，有时一只鸽子飞起，飞向大佛身后铁红色的山，佛在微笑。
在大佛下方右侧，一处洞窟中有一尊立佛，洞口镶着一块石碑：
石门关
石门水自古就是匀连南北通往西域之要道，又是北魏、西魏、北周、隋唐王朝拱卫京钱、统一西北、通好西域，解除柔然、高车、吐谷浑、突厥贵族侵袭骚扰的用武之地，历代都设重兵软马屯守。唐王朝为了彻底解除东突厥的威胁，在原州曾增设石门、择藏、木袂、制胜、六盘、石袂六关，以扼守陇道，石门关是六关中最重要的一关。据史书记载关设在石门口（即今须弥山口），水和关都因石门（峡口）而得名。关址已不存，特立碑以抒怀古之幽情。
——站在石碑前，向下看就是峡谷，谷底依稀断续的一条小河，想必即是石门水。这就是丝绸之路，也曾是森严的边关。很久以前，僧侣们由此把佛教带进中国，到了公元5世纪，北魏王朝开始在这座山上开凿石窟，这是延续了十几代人的巨大工程，直到明代，直到人们渐渐散去，直到被忘记。
在它的极盛期，须弥山是个杀气腾腾而又祥云缥缈的地方，石窟工程的一个隐秘动机可能就是使那些蛮勇强悍的游牧武士们变得柔软。
说来惭愧，对石窟造像艺术我并无多大兴趣，来须弥山是怀凌不容分说就定了的。我是俗人，俗了便欢喜，一路上听怀凌活灵活现地讲他如何驾驭太太，乐得人仰马翻。到了须弥山，佛前一拜，便急逛圆光寺。怀凌是个“百晓生”，据他说那寺的住持是尼姑，出家前生有一女，前两年这女儿找到寺里，住下干些杂活，倒也无事。偏偏女孩儿家到了年纪，也不知怎么碰上了个小伙子，俩人竟在寺里过上了小日子。尼姑管教无效，一状告到县里。
“然后呢？”我问。
怀凌笑：“县里也管不了啊。前两天还见那小两口到县城逛街呢。”
我也笑，这故事有人间喜乐，佛也不怪。
进了山门，庭院清净。进正殿，发现这殿的山墙其实是几洞石窟。草草看过，出来见一老尼姑正与怀凌闲谈，怀凌递个眼色：这就是了。
老尼姑极是能说，滔滔不绝，大谈命相，我插不进话去。听她说了半晌，大意是每个人的脚都连着他的祖坟。我和怀凌都不打算脱鞋让她看脚，问她女儿在不在，老尼姑就沉下脸，一句“不在！”
是真的不在，那只好走吧。
整个西海固地区怀有最深的不安全感。两千多年间，这里是前沿，是兵家必争之地，几度血流成河，白骨蔽野。古代中亚细亚几乎所有民族都曾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作为一个地理实体，西海固首先是因为它的军事战略地位才得以确立。
农夫和牧人的战争，这是贯穿古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基本主题，直到清代，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胜利征伐，这个主题在18世纪永久结束了。西海固被遗弃，远在京都的战略家不再注视它，权力、荣耀和财富离它而去。
被遗弃的西海固已被历史榨干了。这里曾经水草丰美，直到明代它还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武器—马匹的主要牧养基地，但到19世纪，西海固的地貌已一派荒凉。
荒凉的土地隐忍着愤怒，这里终于又成为同治年间席卷西北的回民大起义的战场。当野火燃尽、熄灭，西海固似乎耗尽了它的能量，它不仅被遗弃，还被忘记。
从此，中国腹地的这个角落就交给了残忍的盗匪和无情的天地。历史在这里似乎结束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历史的问题：如何在令人绝望的生存条件中活下去。
20000年7月，我在西海固。这里的人民洁净而自尊地活着。他们热情、幽默，他们谈起眼前的灾祸就像谈久远的旧事，淡然坦然。
但一切都在，两千多年的时间同时并在。这里的大地保存和铭记着一切：长城、石窟、堡寨、要塞、城池、埋葬圣徒的拱北、干枯的河床和田地、寻常农家和路边的饭馆——那座土城坐落在由须弥山返回固原的路边，一座空城、一片废墟。黄土夯筑的城墙投下阴影，向北、向西的一面被风吹出大大小小的孔洞。7月23日无风，如果是有风的日子城墙也许会像笛子一样鸣响。
这是一座大城。从北边的城墙缺口进去，一眼望出三四里才是这城的南墙，南墙之外隐隐约约还有一道墙，或许是瓮城。
如今这是农夫的城，残破的四面城墙围着农田，田里种糜子、荞麦。
此城必有来历，路边竖着一块牌子，上写“黄铎堡古城”。我问怀凌，怀凌说：“也许是哪个财主修的堡寨。”
“那肯定是个极大的财主，他姓黄，叫黄铎？”
无所不知的怀凌显然被我的瞎猜搅得心乱，他急于结束这个话题，他说：“不知道，县志上没有记载。”
后来翻检《宣统固原州志》和《民国固原县志》，我不得不佩服怀凌，两部志书对黄铎堡确实并无记载。不过，前几天我终于给怀凌写了封信，我写道：
查北宋初年在固原设镇戎军、德顺军，皆为北御西夏的军事重镇。镇戎军在今固原县城，德顺军又名平夏城，在今黄铎堡。宁夏古要塞多有以守将姓名命名者，如吴忠、黄铎或许亦为德顺军守将。——也就是说，当日所见的古城实为宋城，距今已将近一千年了。
回到7月23日，我们无法看到这座城的时间深处，我们只是盯着此时的地面：屏弱的青苗，干裂的土地。
怀凌说：将近惊蛰时下过一场雨，抢种上糜子、荞麦，然后就没再下过一滴雨，白种了。
我后来查了一下日历，2000年的惊蛰是在3月5日。
宋代的怀德军设有一座大型军用粮仓，名为裕财仓，储粮百万石以上。给我一把铁锹一直挖下去，也许还能挖到千年以前未曾吃完的军粮。
《宣统固原州志·地舆志·古迹》
秦长城，按《纲目》：秦灭义渠，筑长城以御边，即此。地在州西北十里，有遗址。
战国时期，公元前272年，秦国兼并了宁夏南部地区的义渠部族，在固原设北地郡，同时开始修筑长城。
我在长城上行走，数着步子，一步、两步，一直数到二百七十一步，从一个墩台走到了另一个墩台。站在墩台上看，长城确实如龙，从山上透逸而下，伸向一马平川的尽头。
长城向着北方，极目远望，是一座又一座的烽火台，当狼烟升起，长城上的将士就披上甲胃，握紧冰凉的剑。
但7月23日那天阳光暴烈，我渴了。我和怀凌在长城上溜达一会儿，就跑下来拦住一辆运西瓜的拖拉机，蹲在公路边啃出一地的西瓜皮，然后就上车接着走。——我不想在长城上抒情。我认为文人们谈论长城都是在毁坏它。在两千多年后的这个晚上，如果我在北京的某个酒吧里说出我对长城的敬畏，我的朋友们会用宽容、忍耐的目光看着我，让我把话说完，然后他们会轻巧地转换话题，谈论佛罗里达州的大选计票结果或诺贝尔奖。
200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被秦始皇坑掉的儒生们一样不理解历史，因而不理解长城。古代的伟大君王执意要在大地上留下这道痕迹，千百万人为此牺牲、守望，这绝不仅仅是为了防守，就像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不仅是为了防守。恰恰相反，长城是以举国之力绷紧的一根神经，它可以像弓弦一样，把箭射向远方。
站在长城上，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划分“他们”和“我们”，只有具备狂放的想像力和移山倒海意志的“我们”才会以这种浩大的方式把自己确立下来。——“儒生”们永远不理解这一点。
《宣统固原州志·地舆志·古迹》
金佛峡，按《峡》：在瓦亭东二十里，距州城一百一十余里。又名弹筝峡，以流水声如弹筝也。唐、宋戍守要地，今俗呼为三关口。
三关口的水弹筝犹有余响。7月23日下午，越过固原城南行，见一路上的这条河居然有水，水不大，但水绿。到了三关口，两山夹峙，一水中流，形势果然险峻。怀凌大谈杨六郎，在此地的传说中，这儿就是杨家将故事里杨六郎挂帅的“三关”了。
河水清澈见底，忍不住脱鞋下河，水深处也漫不过膝盖，索性就都脱了。采药和放牛的童子站在河边，看这一胖一瘦两个家伙在水中扑腾。
提着鞋走进峡谷。有水，山就是活的，两边的山上草木葱笼。对岸绝壁上有石刻，看了半天认不清，大概不外乎“山水清音”之类。
峡口左侧有关帝庙，此处为用武之地，正该供奉关帝。门开着，院内无人，见上首关圣殿前挂一副楹联：
生蒲州起泳州镇徐州坐荆州杀气腾腾贯牛斗
敬玄德重翼德斩庞德恨孟德威风凛凛镇三国
此联道尽关羽一生行状，据说为左宗棠所撰。左氏当年统兵西征，应该是路过弹筝峡的，威风杀气，倒像这位文襄公的手笔。
我对关羽没兴趣，正如我对杨六郎没兴趣一样，所以也想不起进殿烧香。顺着殿角一条小径闲走，却见旁边还有两间破败的小庙。一间是药王洞，另一间土屋无匾无门，屋里并无神像，地上一个牌位字迹不清，门框上贴副对子，白纸黑字：
解优（按：应为“忧”）解愁乐万民
送儿送女活神仙
这意思应该是供着送子娘娘，门边的墙上却用很拙的毛笔字写着：
子孙店
我指给怀凌看，两人都笑。
三关口属篙店乡塔湾村，那天我和怀凌从村子里匆匆走过，只在一块黑板前站住，看了半晌。那是《乡政府下达我村各项工作任务指标》。第一条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理论学习”，以下各条就比较具体，比如“总人口625人，人口出生率16。5‰，人口自然增长率12。3%，计划生育率100%”，“劳务输出240人次，人修梯田50亩”。
这些指标应该是尚未完成，但从行文方式看倒像是已经完成。我问怀凌，怀凌笑而不答，让我看黑板上的小儿涂鸦：
张娟不要皮脸
有一只小猫坐在池溏中呀，跟着妈妈学呀……
走出塔湾村，见浓烟滚滚，空气中飘着呛人的硫磺味儿。村头河边是一座水泥厂，人正在杀死一条河。
在弹筝峡清音激溅的河就是径水。此水发源于固原南部六盘山东麓香炉峰，南下瓦亭，东折出弹筝峡、觅麻湾人甘肃平凉，然后流过陇东，在陕西高陵县汇人渭河，留下一个“径渭分明”的话头。
径渭分明，通常解为径水浊而渭水清。但那天在弹筝峡内看水却是清的。后来读《民国固原县志》，专有一节辨析“径渭清浊”，说来说去，大意是径清而渭浊，这我相信。至于古人何以糊涂，大概是对《诗经》中一句“径以渭浊”的解释出了岔子。孔颖达注《诗》，大笔一挥写道：“言径水以有渭水清，故见径水浊。”径浊渭清遂成铁案。其实我觉得未尝不可解为：“言径水以有渭水浊，故见径水清。”当然，我们的古代文人如果肯走到两条河边各看一眼，本来是清浊立判的。
说这些其实没意思。在2000年，据住在渭河边上的朋友红柯说，渭河里已经快没水了，即使有水的时节，大概也是径浊渭亦浊。
《民国固原县志·建置志·城骤·关隘》
驿藏关：即瓦亭关也，在县南90里。西毗六盘，东密迩萧关，山岭奇峙，峡水遇回，夙称要道。关筑在瓦亭山西麓，瓦亭峡峡口。……宋置瓦亭紫，明、清置瓦亭释于此。
瓦亭在我的意识中，日渐重要。我去过那里，然后我翻阅有关宁夏和固原的史料，我不断碰到这个名字：瓦亭。
7月23日下午，我们在瓦亭村口下车，正好一列火车从横跨山谷的铁路桥上驶过。这是中宝铁路，从宁夏中卫到陕西宝鸡，前两年刚通车。提起中卫，我想起6月间在兰州，和叶舟驱车几百里，穿过一望无尽、令人震惊的干早赤地，以为到了中卫，结果却是跑到了中卫东边的中宁。
我和怀凌绕到村西，穿过一片洋麦地，爬上高大的城墙。洋麦我从未见过，茎秆极高。走在麦地中，麦子齐了腰。据怀凌说，这种麦子抗寒耐早，不过吃了撑得慌。
瓦亭形胜，尽在眼底。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坐西朝东，城墙夯土无砖——原来应该是有砖的，大概都拆了盖房了——把个瓦亭村四面圈住。从高处看，村子安静、整洁，房屋场院间绿树翁然，还有小块的菜地，也如梳理过一般。
村西是山，敌人如果占了这座山，居高临下，瓦亭便成死地。所以城墙从两边延伸，沿一道缓坡上了山顶，把山包住。山顶上有座土堡，想必是缭望台。——这就是瓦亭关。汉代以后两千年，这里一直是中国西部的交通要塞，唐有骚藏关，宋、元、明、清均设瓦亭骤。清代宣统年间，此地有守备驻防，骤站配备七十匹马，释丁三十五名，是固原境内最大的骚站。
但1890年（光绪十六年），固原设立电报局；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固原州邮政局成立，开办民间函件邮寄业务。到1913年，固原境内骤站全部撤销，持续两千年的骚递制度至此结束，瓦亭衰落了。
在2000年的瓦亭，没有一间邮电所。瓦亭的新房子不少，高墙铁门，刚发了大财的气象。据怀凌说，前些年修中宝铁路，农民出劳务、运沙石，赚了些钱，现在铁路通车，手里那点钱也早变成了房子。
但走在瓦亭横贯南北的村街上，你还是会觉得回到了古老的西部。临街的房屋大多依然破败，仔细看，这些房子其实原是铺面，当初卸下门板便开张营业。在瓦亭的骚站时代，冠盖络绎，释马星驰，路上的官吏、武士和商人走到这儿就歇下了。“客心正多感，羌笛暮堪哀”（明人杨巍诗句）。这是文人情怀，更可能的是，这条街的每个黄昏都充满远客的喧闹，他们在低矮的客栈里吃大碗面，喝大碗酒，睡大炕。
在一家门前，我问：“这房子是啥时盖的？”
一中年女人想了想，说：“娃的爷像娃这么大就有了，他都八十几了嘛。”
我看看正满地跑的“娃”，也就四五岁吧，那么八十几减去四五岁，这房子的可考年龄也在八十以上了。
房子老了，空着，也没人住。房后就是这家高大的新屋，从格局上推测，他们也没打算把它拆了，随它老去。
“从前这房子是开店的吧？”
“是。”
“卖什么？”
“吃呗。一碗面两个大板（按：大板为铜币）。那时人多，固原去平凉两站马车，住下吃一碗面，喝两碗汤，软饱硬饱，一样的饱了。”
妇人姓吴。这村子现在是大湾乡瓦亭村，有一千一百多人，多为汉族，吴、刘二姓为大姓，我想他们中有不少是戍卒和驿丁的后代。
当年固原的电线电报开通时名为“千里信”，又叫“法通线”，其中一条线路就经过瓦亭。1926年9月，冯玉祥在绥远（今内蒙古）五原誓师北伐，随即统大军人宁夏，经固原、平凉直扑西安。为便于行军，紧急修筑了由宁夏至平凉的汽车路，这是固原历史上第一条现代公路：宁平公路。这条路同样经过瓦亭。大军过后，直到1931年，固原的第一辆汽车才出现在这条路上，那是基督教固原福音堂购进的雪佛兰牌轿车，后来卖给了董福祥的孙子，这辆车肯定也是经瓦亭开到固原的。
瓦亭见证一切。我所不知的是，在7月23日那个安稳、宁静的日子里，瓦亭在想什么？
从瓦亭回固原的路上，怀凌讲了两个段子。
段子一：固原正在大搞平田整地，有一次举行竣工典礼，领导去了，电视台也去了，喜气洋洋，锣鼓喧天。电视台女记者举着话筒采访一老汉，像电视上常见的记者那样，问的是个弱智问题：“老大爷，高兴不高兴啊？”
老汉激动地说：“高兴。咋不高兴？把地推得平平的，驴都高兴！”
据说那天笑翻了固原的电视观众。
段子二：60年代，瓦亭村所在的大湾乡有个马乡长。马乡长得了一辆当时颇为罕见的自行车，天天骑着到处转，成了大湾一景。
有一次，马乡长骑到一个大下坡，自行车向下猛冲，马乡长一慌就不知道捏闸了，只顾扯着嗓子大喊：“快来人呀！抓住的一百，打倒的五十，见死不救的枪毙！”
果然就有一个正在平田整地的小伙子冲上来，一脚把车子瑞翻。据说日后这小伙子当了民兵营长。——该段子我在甘肃就听过，主人公却是“临夏的女干部”。不过怀凌言之凿凿，据他说马乡长的家就在前边的禾营村，而且马乡长的女儿是他的小学同学，一帮坏小子经常怪叫：“快来人呀！”把小丫头气得直哭。
现在，展开地图，看看我在7月23日走过的地方：从东端的弹筝峡到瓦亭，折而向北就是固原城，沿清水河谷向南，再向西，经黄铎堡抵达石门关。
我在这条线上来回奔波，我所看到的是每个具体的地点，我当时并未想到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直到有一天，读岑参的《胡茄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其中有句云：
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
心念一动，便查找萧关。原来萧关为汉初重镇，故址今已不存，大概就在瓦亭至弹筝峡一带。
一一7月23日，那是“萧关道”。汉武帝多次北巡，皆曾取道萧关。颜真卿走这条路，岑参大概也走过，出使塞上的王维曾在萧关接到骚马传来前线的消息。而唐人卢纶诗中的老将，也曾散尽部曲，“白首过萧关”。王昌龄一曲《塞上》：“蝉鸣桑树间，八月萧关道。”—今日的萧关道上已无蝉鸣其间的桑树。
从弹筝峡、瓦亭到石门关，无数先人踏开了这条路。大地上出现路，人由此走向他乡异域，走向未知的世界。“驱马击长剑，行复至萧关”（唐陶翰诗句），汉唐时代的人们高视阔步，超肯定走过这条路，他们带去了丝绸，带回天山的月、地中海的风。
“萧关道”在民族记忆中曾是深刻的痕迹，文人墨客反复吟咏。这是将军和征夫的路，是商人和僧侣的路，也是游牧民族的铁蹄兵锋所指的路。从这里西接陇西、新疆，东下陇东、长安，这是最不安全的路又是不得不走的路，是帝国的命脉，是必须用鲜血、白骨和持续两千年的坚定意志维系的路。
但在2000年，萧关道是寻常的路。在经历了遗忘之后只余本色的生活——7月23日中午，我们在路边的三营镇吃饭。那是“清真登元余面馆”。一间小店，挂着“严禁喝酒划拳”的牌子，柜台上果然没有酒卖。
“登元”是店主人的名字，马登元，一位六十三岁的长髯老人，端庄温和，和我们谈起他的店。
这店开了十七年了，1990年停下，老人去麦加朝圣，回来接着开。当初在三营只有这一家余面馆，现在有十几家了。实际上余面就是马登元发明的。我进了厨房，见三四个女人每人手里一个面团，仪式般围着灶台立着，揪出面片远远丢向一锅沸腾的清水。厨房洁净，像洗过一样，女人的姿态中也有一种端严的虔敬。
“开饭馆，也要一点一点按教规办。”登元老人说。余面四块钱一碗，必有二两五钱肉，六块钱一碗的必是四两肉，“一钱也不能少！”
不过，马登元的余面也不如十几年前了，主要是从外边进的调料不行了。老人说：“人素质低了，心眼稠了，调料假的多了。”
面其实很香。吃完了，老人把我们送出门口。他的脸上有郁闷的歉意，他又说了一遍：“人有钱了，心狠了，假的多了。”
——萧关道上，我记住了这个名叫马登元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