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控制的两分法：论变得无敌
任何无意义的事情都是不值得做的。
——马可·奥勒留
根据爱比克泰德的看法，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使自己关注外部世界还是内心世界？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因为他们认为，危害和裨益都来自他们自身之外。但是，根据爱比克泰德的看法，一个哲学家——按照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对斯多葛哲学有所理解的人——所要做的却正相反。他会“从他自身寻找所有的裨益和危害”。尤其是他会放弃外部世界所能提供的赠与，以便获得“安宁、自由和镇定”。
通过提出这一说法，爱比克泰德把满足欲望的正常逻辑颠倒了过来。如果你问大多数人如何获得满足，他们会告诉你，你必须有所作为：你必须策划满足你欲望的战略，然后去实施这些战略。但是正如爱比克泰德所指出的那样，“幸福和对不拥有之物的渴求，是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他说，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更好的做法就是只要那些你确定可以获得的东西。
当大多数人以改变他们周围世界的方式来寻求获得满足时，爱比克泰德却忠告我们以改变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获得满足——更确切地说，是改变我们欲望的方式。而且他并不是唯一给出这种忠告的人；的确，这实际上是每一个反省过人类的欲望和人类不满足的原因的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所提出的忠告。他们一致认为，如果你寻求的是满足，那么改变你自己和你所要的东西，比改变你周围的世界更好，也更容易。
爱比克泰德说，你主要的欲望，应该是这样的，它不会因为你编织了无法满足的其他欲望而遭到阻扰。你的其他欲望应当与这个欲望相吻合，如果不能够吻合，你就应该尽最大努力来抑制它们。如果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你就再也不会陷入因为会否得到想要的事物而产生的焦虑了；你也不会陷入因为为没有得到想要的事物而产生的失望了。爱比克泰德说，的确，你就能变得无敌了：如果你拒绝参加你可能输掉的争斗，你就永远不会输掉一场争斗。
爱比克泰德《手册》的开篇之词非常有名，他宣称：“有些事物是由我们决定的，有些事物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他把我们的意见、冲动、欲望和厌恶作为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例子，把我们的财产和名誉作为不由我们决定的事物的例子。在这个论断之后，我们面临的是对我们产生的欲望进行选择：我们可以要由我们决定的事物，或者要不由我们决定的事物。
如果要不由我们决定的事物，我们有时就不能够得到我们所想要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会“遭遇不幸”，感到“受挫、痛苦和烦恼”。爱比克泰德说，我们想要亲戚和朋友永远活着，尤其愚蠢，因为这些都是不由我们决定的事物。
假使我们很幸运，在想要某种不由我们决定的事物之后，成功地得到了它。这种情况下，我们最终的感受就不是“受挫、痛苦和烦恼”了。但是在想要这个自己无法做主的事物的过程中，我们大概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焦虑：因为这个事物不由我们决定，所以我们有可能得不到它，我们或许会因此而焦虑。所以，想要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事物，即便最终得到了它们，也会破坏我们的安宁。总而言之，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渴望某种自身无法左右的事物，我们的安宁都有可能受到搅扰：如果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烦恼；如果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我们又会经历获取过程中的焦虑。
再考虑一下爱比克泰德“控制的两分法”：他说有些事情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有些事情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这个两分法表述的问题在于，“有些事情是由我们决定的”这个短语是模棱两可的：可以理解为“有些事情我们对它们完全不能控制”，或者“有些事情我们对它们不能完全控制”。如果按第一种方式理解，我们就能将爱比克泰德的两分法重述如下：有些事情我们能够完全控制，而有些事情我们一点也控制不了。但是如果这样叙述的话，这个两分法就是一个虚假的两分法，因为它忽略了我们能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的存在。
比如，考虑一下我在一场网球比赛中的胜利。这并不是一件我能够完全控制的事情：不管我投入了多少训练，不管我多么努力，我还是有可能输掉比赛。但这也不是我一点都不能控制的事情：大量的练习、非常努力可能不会保证我会赢，但是肯定会影响我赢球的机会。因此，这就是一个例子：我赢得网球比赛是一件我能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情。
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按第二种方式来理解“有些事情不是由我们决定的”：应当理解为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完全控制。如果接受这个解释，我们就会将爱比克泰德的控制的两分法重述如下：有些事情我们能够完全控制，而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完全控制。用这样的方式叙述，这个两分法就是一个真正的两分法。那么就让我们假定，爱比克泰德说“有些事物是由我们决定的，有些事物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个两分法的第二个分支，即我们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我们不能够完全控制某事有两种方式：我们对它可能一点也不能控制，或者我们能够控制一些但不能完全控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我们不能够完全控制的事物这个类别分成两个亚类：我们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事物（比如明天会不会出太阳）和我们能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比如是否会赢得网球比赛）。这样就又有可能把爱比克泰德的控制两分法重新描述为一个三分法了：有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事物，我们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事物，以及我们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的“事物”，每一件都会落入这三个范畴当中的一个，而且只能是一个。
爱比克泰德在对控制的两分法的叙述中，相当明智地建议，如果花时间去担心那些不由我们决定的事物，我们的行为就是愚蠢的；因为它们不由我们决定，所以担心它们是无用的。相反，我们应当关注那些由我们决定的事物。因为我们可以采取步骤，促使其发生或阻止其发生。但是，在将控制的两分重述为三分时，我们必须再次表述他关于什么值得担忧、什么不值得担忧的建议。
首先，我们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自己完全能够控制的事情上，这是有意义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努力能保证收到效果。并且我们也会注意到，由于我们对事物控制的程度，通常只需要付出相对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就能保证它们的发生。如果不关注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愚蠢的。
什么是我们完全能够控制的事物呢？在前面引述的一个段落中，爱比克泰德说，我们能够完全控制我们的意见、冲动的念头、欲望和厌恶。我同意爱比克泰德的说法，认为我们可以完全控制我们的意见，只要我们正确解释意见的意思——过一会儿我们再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关于把冲动的念头、欲望和厌恶算在我们可以完全控制的事物范畴内，我却有些疑虑。相反，我会把它们放在我们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范畴之内；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把它们放在我们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事物范畴之内。请允许我解释这其中的原因。
假设我正走过一处赌场，刚经过一张轮盘赌的桌子，却发现我内心冒出了一个“赌一把”的冲动，认为轮子在下一转之后会出现的数字是17。我对我是否会因这个冲动念头而采取行动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对这个念头是否从我的内心产生却无法控制。（如果某事真是一个冲动的念头，我们是不可能阻止它涌现出来的。）我的许多（但不是全部）欲望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例如，正在节食时，我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渴求一杯冰激凌。我对自己是否因这个渴望而采取行动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对这个渴望是否会自发从我心中升起却是无法控制的。同样，我会发现自己内心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对蜘蛛的厌恶。尽管我讨厌它，但是我还是可能做到这样的事，就是通过纯粹意志力的控制，拿起一只狼蛛并摆弄它；然而我对蜘蛛的厌恶却是不由自主的。
这些例子表明，爱比克泰德把冲动、欲望和厌恶包括在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事物范畴之内是错误的。相反，它们属于我们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的范畴；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又属于我们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事物的范畴。说到这里，我应该补充的是，在解释的过程中，也可能某些重要的东西已经被丢失了——也就是说，在谈到冲动、欲望和厌恶时，爱比克泰德头脑里所想的事物和我们所想的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什么是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事物呢？我认为我们首先能够完全控制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例如，我的目标是要成为下一任大主教、百万富翁还是一所特拉普派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我是完全可以控制的。说到这里，我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虽然我可以完全控制为自己设定哪些目标，但是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当中的任何一个，我却显然是不能完全控制的；相反，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的实现与否，典型地属于我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的范畴。另一个我认为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事物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例如，我们对自己是否看重名誉、财富、快乐或安宁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当然，我们是否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生活，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这也是一件我们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情。
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爱比克泰德认为我们能够完全控制我们的意见。如果他所说的意见是我们对于应当为自己设立什么样的目标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对于事物的价值的意见，那么我同意他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的意见是“由我们决定的”。
我们花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制定目标以及确定我们的价值观，显然是有意义的。这件事情所需的时间和精力相对较少。而且，正确地选择目标和价值观，其回报可能是巨大的。的确，马可就认为，拥有良好生活的关键，是珍视真正有价值的事物和对缺乏价值的事物漠不关心。他补充说，因为我们有能力识别事物的价值，所以我们就有能力过良好的生活。更概括地说，马可认为，通过正确地构建我们的意见——也就是正确地识别事物的价值——我们可以避免许多苦难、悲伤和焦虑，因此就能获得斯多葛主义者所追求的安宁。
马可指出，除了对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能够完全控制之外，我们还能够完全控制我们的品质。他说，我们是唯一能够阻止自己获得善良和诚实的人。例如，我们完全有能力阻止邪恶和贪心在我们的灵魂中找到歇脚之地。如果我们愚笨，我们可能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学者，但是并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培养其他一些品质，包括真诚、尊严、勤劳和节制；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采取措施，去抑制傲慢，去超越快乐和痛苦，去放弃追求名声，以及控制我们的脾气。更有甚者，停止抱怨，变得体贴和坦诚，言谈举止温和，做事有“自制”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马可观察到，这些品质立刻就能成为我们的——如果我们选择它们的话。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控制的三分法的第二个分支，也就是转向我们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事物，比如明天太阳是否会升起。如果花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这样的事物，显然是愚蠢的。因为完全不能够控制所谈的事物，我们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对事情的结果不会有任何作用。正如马可所观察的那样，“任何无意义的事情都是不值得做的。”
这把我们带到了控制的三分法的第三个分支：我们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例如，考虑一下赢得网球比赛的情况。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虽然不能确信自己会赢得比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行动，寄希望去影响结果。我们想问的问题是，一个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还会关注网球吗？特别是他应不应该花时间和精力，去试图赢得比赛？
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不应该。因为斯多葛主义者也不能完全控制网球比赛的结果，他总会有输球的可能性；如果输了，他就会烦恼，他的安宁就会遭到搅扰。所以对于一个斯多葛主义者来说，更安全的做法似乎应该是避免打网球。采用类似的推理，如果他珍视他的安宁，似乎就不应该寄希望于他的妻子爱他；因为总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他做什么，他的妻子都不爱他，这样他就会感到心碎。同样，他也不应该寄希望于他的老板给他加薪；因为依然有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无论他做什么，她都不会给他加薪，而他就会感到失望。的确，如果把这种想法进一步推展，斯多葛主义者甚至都不应该请他的妻子嫁给他或者请他的老板雇佣他，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拒绝他的要求。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斯多葛主义者会拒绝关注他们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但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事物都是我们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结论就是斯多葛主义者对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不会关注。他们会成为消极、孤僻的落后分子。可不是吗？他们会成为一帮连早晨爬起来都感觉困难的意志消沉者。
但是，在进行这样的争论之前，我们应该记得，斯多葛主义者并不是被动和孤僻的。相反，他们积极地参与日常生活。从这点出发，我们将得出以下两个结论当中的一个：要么斯多葛主义者是不依照他们的原则行事的伪君子，要么就是在前面的论述中，某种程度上我们误解了斯多葛主义的原则。现在，我要就第二个可能性进行论证。
要记住，在我们能够完全控制的事物当中，有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我认为，当一个斯多葛主义者关注他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比如一场网球比赛时，他为自己制定目标时会是非常小心的。特别地，他会为自己设定内在目标而不是外在目标。因此，他打网球的目标将不是赢得一场比赛（这是某种他自身以外的事物，对此他只有部分的控制），而是在比赛中尽己所能地发挥实力（这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对此他是完全能够控制的）。选择这个目标，如果输掉比赛的话，他就可以免于挫败和失望：因为赢得比赛并不是他的目标，所以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就不会达不到目标。他的安宁不会被打乱。
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场网球比赛中尽你的能力最好地发挥和赢得那场比赛，这两者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尤其是为了赢得一场比赛，还有什么比尽全力发挥水平更好的方法吗？斯多葛主义者意识到，我们内在的目标会影响到我们外在的表现；但是他们也意识到，我们刻意设定的目标对我们随后的情绪状态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如果有意识地把赢得一场网球比赛设定为我们的目标，可以说，这不会增加赢得比赛的机会。实际上，我们甚至可能会破坏我们的机会：如果比赛一开始和在接下来不久的时间里，我们看起来就像要输掉比赛，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变得慌乱，而且这可能在剩下的比赛中对我们的表现产生消极影响，因而最终破坏我们赢球的机会。不仅如此，把赢得比赛作为目标，我们就大大增加了因比赛结果而烦恼的机会。而反过来，如果把在比赛中尽力发挥作为目标的话，我们也许不会增加赢得比赛的机会，但确实会减少因比赛结果而沮丧的机会。所以，在网球比赛的问题上使我们的目标变得内在化，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把目标设定为尽我们的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这样做至少有一个积极效果——减少随后情感上的苦恼——却很少有甚至没有消极效果。
至于生活中其他更重要的方面，斯多葛主义者在为自己制定目标时也同样会小心谨慎。例如，斯多葛主义者会建议，我应该关注妻子是否爱我，尽管这是一件我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情。不过当我关注这件事情时，我的目标不应该是“使她爱我”这样一个外在目标；无论多么努力，我也可能完不成这个目标，结果就会很烦恼。相反，我的目标应该是一个内在的目标：尽我最大的能力，让自己的所作所为值得被爱。同样，针对老板，我的目标应该是尽我最大的能力做好工作。这些是我能够实现的目标，无论我的妻子和老板随后对我的努力怎样反应。用使日常生活中的目标内在化的方式，斯多葛主义者就能够在应对他只能部分控制的事物时保持他的安宁。
我认为，如果在我们的职业中，“外在的失败”是寻常发生的事情，那么将我们的目标内在化就尤其重要。想想一位有抱负的小说家吧。要在她选择的职业中取得成功，她必须得打赢两场战斗：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艺，还必须学会应对作品被退回——大多数小说家在听到“是”之前都听到过许许多多次“不”。在这两场战斗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第二场是最为困难的。人们可能会好奇：有多少想要成为小说家的人，并没有寄出他们写好的稿件，只因害怕听到“不”字？又有多少想要成为小说家的人，一旦听到“不”字，就被这种经历打趴下了，再也不会寄出稿件了？
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怎样才能减少遭受拒绝的心理成本，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呢？这要靠她将写小说的目标内在化。她不应该把某种她很少能左右的外部事物当做目标，比如说小说出版；而是应该把某种她能控制的内在事物当做目标，比如说她为写作尽了多少力，或者在一定时期内投过多少次稿。我并不是宣称，通过将目标内在化，她就可以在收到退稿信时（或者，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当她没有收到对她投稿的任何回复时）完全摆脱精神痛苦。然而，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这种痛苦。在她再次投稿之前，她就不会再用上一年的时间来垂头丧气；她可以把这个时间压缩到一周甚至一天，这种改变会大大增加她的稿件得以出版的机会。
读者们可能会抱怨：将我们的目标内在化的过程，充其量就是一个心理游戏。想要成为小说家的人的真正目标，显然就是让她的小说得以出版——这是她完全知道的；而通过建议她在写小说这件事情上将目标内在化，我所做的事情充其量就是建议她要假装出版作品并不是她的目标。
作为对这种抱怨的回应，我首先要指出，某人花足够的时间来练习将目标内在化，以便培养出不逾越内在目标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内在化的目标变成她“真正的”目标，是有可能的。而且，即使内在化的过程是一个心理游戏，它也是一个有用的心理游戏。害怕失败是一种心理特性，所以，用改变我们对失败的心理态度的方法（也就是小心地选择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可以影响自己害怕失败的程度，这似乎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已经解释过，斯多葛主义者对人类的心理非常感兴趣，一点也不反对使用心理学的“把戏”来克服人类心理的某些问题，比如消极情感的出现。的确，前一章所描述的消极想象技巧真的充其量就是一个心理学的把戏：通过思考事情如何有可能变糟的方式，我们就可以预先阻止或颠倒享乐的适应过程。然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享受我们拥有的东西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天经地义，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体验快乐而不是对我们居于其中的生活和我们碰巧居住的世界变得厌倦，这却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把戏。
说了所有这些关于目标内在化的技巧之后，让我暂停下来，做一次坦白。在我对爱比克泰德和其他斯多葛主义者的研究中，我发现很少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们是主张以我所描述的方式将目标内在化的。这就牵出了一个问题：斯多葛主义者是不是真的使用了内在化技巧？然而，我还是把这个技巧归功于他们，因为如果一个人像斯多葛主义者那样只关注他所能控制的事物，或者在进行可能失败（从这个字的外部意义看）的努力时想要保持他的安宁，那么将目标内在化，显然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在谈到目标的内在化时，我也许会因为篡改或者推进斯多葛主义而感到内疚。但是我将在第二十章中解释，我这么做并没有什么不安。
我们现在既然理解了将目标内在化的技巧，就有能力解释斯多葛主义者那看上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行为。虽然他们珍视安宁，他们却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成为所居住社会的积极参与者。而这样的参与却显然将他们的安宁置于危险的境地。例如，有人就会怀疑，如果加图不是被迫去抵制凯撒攀升到权力之巅的话——比如说，如果他把日子花在图书馆里，去阅读斯多葛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的话，那么他就会享受到安宁得多的生活。
但是我却要指出，尽管加图和其他斯多葛主义者卷入了周围的世界，但是他们却找到了一种保持自身安宁的方法：将自己的目标内在化。他们的目标不是改变这个世界，而是尽自己的努力带来一定的改变。即使其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他们也会处之泰然，因为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做到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
一个斯多葛主义的践行者在进行日常事务时，会把控制的三分法牢牢记在心里。他会执行某种“鉴别分类法”，从而把生活的元素分成三个范畴：他能完全控制的，他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以及他能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第二个范畴中的事物——他一点也不能控制的——他会放置一边作为不值得担心的事物。这样做时，他会为自己省去大量不必要的焦虑。他会转而关注他完全能够控制的事物和他能够控制一些但又不能完全控制的事物。当他关注最后一个范畴中的事物时，他会仔细地为自己设定内在而非外在的目标，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大量的挫败和失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