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的正午
几天前，我从别人的城市回到我的故乡。回故乡的理由很简单：方便。
在别人的城市里，有我的家，有我病着的母亲。一上车，同学就问我，为什么两年多没有回来了？在校园里我们总这样写诗，故乡是我的母亲，现在呢，我的母亲是我永远的故乡。
我姐来短信了：这么急着回乡？进入故乡，我的手机没了信号。这是不是一个暗示呢？它想告诉我什么。
路过我大姑住的园屋，车停了。我一弯腰就进去了。她的园屋就在大路边，原先是看菜园的小屋，后来听小舅幽默地称这种建筑为“开发区”，说哪天不中用了，就住开发区去，图个耳朵清净。大姑一见我就问我母亲的病情，接着用衣袖不停地擦自己的眼角。这样的场景在故乡重复了几次，只是人物在变：二姑、二婶、舅母、妹妹。我总是说一句话，我得走了，我同学在外面等着呢。时间短得连自己的感情都来不及发动。
我和我的同学同时看到了那座小桥。我不自觉地直起了身子，我看到了我的一个表姐，好像在等什么人，我没有下车。我同学记起了往事，1991年春节，他赶了60里路，就在这桥头买了两瓶“老黄皮”（故乡对一种白酒的爱称，酒的包装是黄色的），别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去了我家。
我同学现在是这个镇上的党委书记。经过镇上时，我记起了他的身份。小镇不过是放大了的村庄，也有一条主要的街道，不过这街道将派出所、电信局、政府大院、农业银行、我曾经教书的中学和大大小小的商店穿成一串，样子像极了插在竿子最上方的冰糖葫芦，在正午的阳光下，我看到了它亮亮的，车在动，我看到了细碎的舞蹈。碎的，拾不起来，许多年前没有发现的美。那时的我总觉得生活在别处。
我还记起了我此行的缘由。车平稳地驶入村前的道路，我想到了一个新兴的词语：村村通。故乡通过一条道路给了我崭新的感觉。是的，故乡的道路，是新鲜年轻的表情，是老树的一枝新绿。庄稼和风，流动的彩虹。我被正午道路上流淌的时间缠住了思绪。你该写写这道路的，是你小舅干了村支书以后带领村里人修的。同学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时空跌落。
我看到了我家的老屋。说白了，是老屋曾经存在的地方，上面矗立着别人的新瓦房。老屋倒下的那天，父母哭了，我想我已经没有泪水了。老屋的炊烟是和母亲融为一体的。如果有一天，母亲再走了，失去了生命的源头，我不知道我还有多长的流程。无家可归。
出门迎接我们的，先是小舅家的黄狗，然后是表弟，是小舅，还有两手油腻系着围裙的舅母。小舅很高兴，他看上去很阳光。从他的笑容里我看到了我母亲。他看到了什么？他姐姐？他上司？我同学说好的，我们一起聚聚，没有其他的内容。我的同学崔也来了，他和我一起离家上学一起回乡教书。1990年放秋假了，我俩还呆在学校里，吃了他煮的面条，我闹肚子回家了。他依然以留守生活的方式培育着故乡新鲜稚嫩的书声。
我们开始不停地碰杯，没有话说的时候就碰杯，互相敬完了再敬各人的长辈。崔说我瘦了我说熬夜鼓捣稿费呢。小舅说今年书记多扶持一下俺村啊，我于是喊着“书记”和同学碰杯，同学说咱是同学你别折腾我。三舅也来了，还好，他没有问我的母亲。这种情状，有些酒一碰就得喝光，有些话题一碰就得心痛。喝着喝着，我换成了茶水。我很清醒，见了故乡的人，我还是沉浸在了童年的语境中。
走的时候，很娴熟地一弯腰，钻进车里，就这样迅疾地离开了我的故乡。不过两个小时，蜻蜓点水一般，而这是滋润着我生命的水，一生的水。
在我寄居的城市，正午我是睡着的。在故乡，我醒着，也仿佛行走在梦中。看到故乡的屋顶鱼鳞一样闪着点点的白光，我忽然想起这样一句话：
只有回头的风景，没有回头的命运。
鞋垫
母亲健康的时候，每年冬天，我都会有两双崭新的棉鞋垫。上面是长长的线头，就像春日茸茸的草地。下面是密密的针脚。一段绵长深邃的时间。
母亲把做鞋垫叫“割鞋垫”。割，其实是做鞋垫的最后一道工序，好比割小麦收玉米一样。乡村很看重最关键的一步。
母亲先把平日节余的碎布片找出来，平铺在桌子上，然后在上面均匀地抹上面糊，再铺好一层布片，如此三次，布片就厚厚的，像一面挡风的墙。冬日的阳光看似不紧不慢地晃着，厚布片却越来越硬实坚挺了。鞋垫样子，母亲早早画好了的。我的脚在废弃的报纸上一踩，母亲拿笔环绕着我的脚划拉一圈，就是最合脚的鞋垫样子。按照鞋垫样子，母亲的剪刀，在厚布片上弯弯曲曲地走上两圈，就像大蒜褪去外皮，留下物质的核心。把一双鞋垫的雏形对折，重合，中间夹上四层麻袋片子，用洁白的布片包裹了，再笔直地走上一条白线。两只鞋垫，就像菜园里的萝卜和白菜，隔着一些些篱笆，通过来来回回的风，倾吐着心事。
鞋垫上的图案，是母亲带着我的圆珠笔，托一个婶子画的，是盛开的桃花或者牡丹。红的，紫的，绿的，蓝的，无数根彩色的棉线在鞋垫上穿梭，这似乎意味着，脚下的路五彩缤纷。用菜刀从鞋垫对折的中间，均匀地小心地切开，两只鞋垫便灿烂在阳光下了。割好的鞋垫，大红大紫着，朴素饱满，是乡村堆砌出的节日的颜色。鞋垫对折着，塞了麻布片，也就留了足够的空隙，使得线头像茂盛的草，柔软，细腻。这是任何一种布料都难以企及的品质。
母亲给我割一双鞋垫，一般要用一个月的工夫。每年都是这样。我把去年的抽出来，塞进新的鞋垫，就一脚踩在地上了。
鞋垫很轻，没有负担。18岁的时候，我曾经陷溺的天地开始向外界打开。我竖着衣领，像一只误入城市森林的黑乌鸦，把鞋子交给了异乡陌生的街道。我可能提着简单的行李，或者腋下夹了一本诗集。现在想来，这些年，我一直拎着的行李可能只有两件：我的梦和母亲的鞋垫。
是的，我以前是个诗人。我把鞋子写作船，停泊或者航行。我把双腿夸张成了桅杆，蔑视着地平线。我记得我没有写过鞋垫的。在脚底下，被油亮的皮鞋裹着，它不动声色，仿佛一直睡着，睡在乡村静谧而缓慢的时光里。
鞋垫不是诗，它是脚踏实地的生活。
冬天的风景是单调而枯燥的。母亲的鞋垫，与春暖花开的季节构成了一种颜色上的呼应。常常，一双踩在脚下不见天日，一双花朵一样绽放在窗台上的阳光里。好比我的两张面孔，一张面对自己，一张笑对别人。其实，鞋垫就是鞋垫，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母亲不是精于女红的那种，她之所以中年以后去努力掌握割鞋垫这一繁复的工艺，完全跟我的脚有关。
以前，寒冷总能从我的脚上打开缺口，然后顺着脚心直往上走，我的身体便晾在异乡的冷漠里。脚上满是裂口，像锉刀，一截坚硬粗砺的岁月。最难捱的是春天。柳树发芽以后，我的双脚也有一种蚯蚓一样的东西，在脚底游动。奇痒无比，心烦意乱。赤着脚，施施然走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缓和着一时之痒。
显然，母亲用一种棉质的关怀和绵密的体贴，在塑造着我的形状。我是一棵树，直根须根都浸润在柔软的水里。
走了这么些年，我一直走在母亲的鞋垫上。
后来，我恋爱了。
看到了我的鞋垫，女友秀问我，哪里买的？真好看！我想我的反应一定很快，我母亲纳的。
秀是穿着母亲的鞋垫出嫁的。那是一个女人最灿烂的时刻，一朵东风枝头雍容华贵的牡丹。结婚的那天，我忽然呆呆地看着我的母亲。她微笑着，迎来送往着每一个客人。新娘是婚礼的焦点。我的母亲，是秋日收获后的土地上一朵兀自开着的喇叭花，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装扮着大地的颜色。
结婚八年，孩子六岁，生活并不浪漫。吵了，闹了，笑了，好了，婚姻有点磕磕绊绊。母亲一直跟着，哄孩子，掌勺子，缝缝补补着家庭的裂痕。我呢，看看书，也写写诗，偶尔也给过去的女生发发短信。
针与线，在我的母亲所表现出来的最炫目的成果是她的鞋垫，细腻艳丽。而我，走了这么多路走了这么些年，一脚踏着的是母亲健康的岁月。
母亲是孩子的鞋垫，磕磕绊绊拉拉扯扯的，是一生的呵护。
月亮在天上
祖母走了，月亮便圆了。
中秋节这天，父亲特意用三斤小麦换了一斤月饼。饭桌摆在敞亮的天井里，月饼放在圆圆的盘子里。
月亮，是一颗硕大的泪珠，挂在天上。
祖母走了，家里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好像突然少了很多人，空空荡荡的。我父亲不满周岁的时候，爷爷病故了。祖母就颠着小脚颤颤巍巍地围着锅台转，也跑到地里捆捆麦个拔拔杂草。哪里都是她忙碌的身影，就像皎洁的月光，一声不响的，天井里明明亮亮的，菜园的扁豆架下也有细细碎碎的花影，如一些些银币。
月饼是完整的，犹如一个梦。父亲收拾了桌子，横一下竖一刀，把月饼均匀地分成四份，说；“你祖母不舍得吃，把她的那份留给大家了。”我，咽下去的却只有泪水。
上小学时，课间有同学从书包里掏出一块月饼，炫耀，他很夸张地咬了一口，然后就听到了冰糖咬碎的声音，脆生生的。放了学，我拽着父亲的衣角要。父亲瞪了我一眼，吓得我缩回了手。
祖母开始张罗起来。馅子是瓜干面，用油拌了，掺上红糖，把面团揉搓得绵软软的，再塞上几块硕大的冰糖，让人眼瞅着直流口水。面，是白白的小麦粉。做好的月饼馅包在白面里，就像冬天的大白菜呵护着内心的甜蜜。月饼“卡子”是我跑到邻居家借来的。那天我格外勤快。大把大把地从草垛上撕着麦穰，小跑着抱回灶屋，在天井里撒了一溜，金黄金黄的，是秋天的阳光。
那年中秋真好。咬一口祖母做的月饼，看一眼天上圆圆的月亮，口里心里是蜜一样的甜。月亮也是香酥酥甜腻腻的吗？
祖母走了，一只小鸟从此失去了一片浓密的树阴。以前犯了错误，我总是把祖母请出来，遮挡着父亲严厉的目光。
生前，祖母信佛，闲着的时候，口里就念念有词。她说，她已经念了几十包袱，用包袱把佛经包好，人死了就可以带到天上去。
祖母在天上看着我呢。
她总是省下自己的那份月饼，塞给我：你吃吧，你吃了长劲呢！
我低下头，啃手里的月饼，像咬着一句誓言。长大，有时就在一夜之间。
抬起头，天上的月亮真圆，那是祖母的笑脸。
陪母亲吃饭
母亲病了，肌肉萎缩。她的胳膊，瘦得皮包着骨头。从前读过的小说里描写穷苦人的情景，在母亲身上真实地出现着。她躺下自己就起不来，解手提不上裤子，吃饭拿不了筷子。父亲是母亲的手。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好儿子。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怎样用乳头堵住我饥饿的哭声，怎样把窝窝头嚼碎了送进我的嘴里，我都不记得，它们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却没有存在我的记忆里，就像梦里窗外皎洁的月色。只记得母亲炒出的青菜没什么味道，萝卜萝卜味，白菜白菜味，便渐渐远离了故乡的老锅，在城里另起炉灶，娶妻生子，西装革履地做起了城里人。
像扔掉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本过时的书，我扔掉的是多么奢侈的时光。我是“瞎忙活”，父亲当初这样说我。
当初以为人生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离开村庄活出人样，让母亲为我骄傲。经历了一些岁月，蓦然回首，却发现最成功的事情莫过于耐心地陪母亲吃完一顿饭。
陪伴在母亲身边，一顿饭原来可以吃得这样地久天长。
去“放心肉店”割了一斤猪肉，在菜板上切成细片，然后一刀一刀地剁碎。刀落在猪肉上，声音很厚实很粗重，听起来更像是早年母亲在乡间的捣衣声。时间也是一把刀吗？它切割了我与母亲的联系，又以一种细腻柔软的形式粘合了我们。剁猪肉丸是细致活儿，好比耕地，一遍有一遍的成色。以前只知道张口就吃，吃饱了一抹嘴就走。母亲剁了馅和了面擀了面皮包好了水饺，对于我，不过是张嘴又合上，连细细咀嚼的时间都没有，总觉得时不待我，学业又事业，没完没了。现在想来，即使自己万众瞩目，没有了母亲的注视，也是无法弥补的最大的缺憾。儿子的荣誉，在母亲眼里是成倍放大的，于时间，不过是过眼云烟沧海一粟。
饭是路上买的，“阁外香”的油饼，母亲爱吃。两个开锅以后，肉丸熟了，撒上芫荽末儿，香味跑得满屋都是。太热，我用汤匙舀了，冷着，用口吹着，热气没了性子，不再满世界乱闯，我才小心地端着汤匙，把肉丸送进母亲嘴里，看到母亲的喉头一动，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母亲要喝肉汤，我舀得有点多，有几滴撒在母亲手上了，母亲显得有些慌乱，急急地拿手在毛巾上磨来蹭去，毛巾是早早搭在椅背上的。母亲一向不喜欢吃饭没里带外。母亲每吃好一口，我觉得，仿佛完成了一件光荣的任务，一顿饭吃下去，就是一项惊天动地的事业。
我一个同事的父亲，得了肌肉萎缩，听说只活了几年，最后只能注射葡萄糖，维持着。我没有再问下去，只想下了班，赶到父母那里，陪母亲吃饭。我只有一次做儿子的机会。
不写了吧。去卫生间洗把脸，该去陪母亲吃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