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回味的史实，那就是查理曼在位时期，曾经与伊斯兰教的继承者哈隆·阿尔·拉希德有过来往。当时，阿拉伯人的都城已经建到了巴格达，哈隆·阿尔·拉希德向罗马派去了使者，而且他为这位罗马大帝带去了礼物：大象、水钟、帐篷，以及几把圣墓大教堂的钥匙。这几把钥匙意义深远，它意味着耶路撒冷已经对罗马大帝发出了邀请。正是这几把钥匙，将君士坦丁堡旧罗马与查理曼的新罗马帝国推向战争，因为，这两派人都想要成为这个城市的主宰者。
另外，伊斯兰的礼物也告诉我们，处于9世纪的欧洲正被终日不断的战争所搅扰，而阿拉伯国家却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土地上，迅速壮大并发展着，同时，它的文明程度早已经超越了当时所有欧洲的国家。在新兴起的阿拉伯帝国，艺术、文学、科学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们完全不相信迷信，其思维活动也活力十足。哪怕是正在进行战争的北非、西班牙人也同样拥有向上的积极动力。几百年以来，欧洲一直陷入深深的黑暗之中，而来自阿拉伯以及犹太国的人，已经在研习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及开发那些被放置不用的科学种子。
阿拉伯人领土的东北部由土耳其的种族占领着，但他们早被阿拉伯人的宗教同化，只不过他们对宗教的信奉，相比阿拉伯人、波斯人更为纯粹。当阿拉伯人在公元10世纪时期开始削弱自己的军事、政治能力时，土耳其人得到了快速的崛起。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和曾经巴比伦人与米堤亚人的关系有一定的相似性。当时间进入11世纪，土耳其塞尔柱突厥人统治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虽然他们将自己看成阿拉伯人的保护者，但现实是这些阿拉伯人只不过是他们的战俘以及工具。很快，突厥人统治阿美尼亚，紧接着开始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旧罗马国。1071年，君士坦丁堡的队伍与土耳其人在梅拉斯吉特展开战争，强悍的土耳其人很快就将这个亚洲土地上的小国家给打败了，君士坦丁堡对岸的尼西亚要塞成为土耳其的囊中之物。
这让当时统治君士坦丁堡的迈克尔七世非常害怕，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处于战争中，前不久还与前来侵略的诺曼人以及土耳其另一部落的贝奇尼格人进行斗争。现在，眼看突厥人就要杀过来，他只能开始求助外援。不过，他并没有向那个在西方土地上称帝的罗马皇帝求救，而是向拉丁系的基督教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出求助信。与此同时，他的继承人亚克修斯·康姆尼纽斯也同时写信给乌尔班二世教皇，其焦虑、着急的心情非常迫切。
这次求救信发出时，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早已经对立了25年，人们依旧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斗争。当拉丁教会收到了君士坦丁堡的来信后，无异于找到一个对希腊教会居高临下的天赐良机。同时，这也有力地帮助拉丁教皇解决了当时基督国家的两大现状：第一现状就是低地日耳曼人与北欧人不间断的斗争，特别是法兰克人与诺曼人的斗争；第二现状则是当时社会个人之间无休止的争斗，这让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正是鉴于这些有利条件，教会组织了一支十字军，开始向居住在东方耶路撒冷的土耳其人进攻，这就是有名的十字军东征。同时，教会四处宣传，要求所有基督徒都停止内战，他们说，十字军的组建，就是为了将被异教徒占领的耶路撒冷圣墓大教堂夺回来。其中，基督教会中出现一个叫彼得的人，他四处发表演讲，几乎在整个法国、德国境内，大力进行战争动员。彼得当时没有穿鞋子，衣服也是粗麻的，就靠一头毛驴代步，他的背上还背着一个大大的十字架。不论是在教会还是大街上，又或者是人多的市场中，他都极力演说，他将土耳其对基督教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告诉人们；将基督徒在土耳其人那里受到的羞辱告诉人们。这种演讲方法，在基督教早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让彼得驾轻就熟，也让整个西方为之哗然。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以基督教国家为主的抗争热浪成功酝酿出来。
从人类出现开始，这样仅凭一个观念，就能充分将广大人民疯狂的热情调动起来的事还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之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都没有过。当然，这不包括一些与此有些相似的小事件，譬如希伯来人从巴比伦被释放回国之后的民族精神、阿拉伯人在团结作用力下的行为，都是与此次基督教煽动众人相类似的小事件。其实，之所以会这样，与教徒自身对宗教的紧密态度相关，不论是哪个宗教，其领导者在教徒心中都是以安慰者出现的，他们大公无私，像神一样。而在此之前，那些通过牺牲、祭祀的宗教，则是一种民众对自我内心不安的寄托。这与当时的基督徒、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新兴宗教完全不同，这些新宗教的主旨，更强调个人本身，让信奉者成为真正的人。
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平民活动，而且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虽然，想要将它看作民主的开始，有些过于牵强，但近代民主最早出现确实是在这个时期。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民主意识在人们心中的产生，并且对社会、宗教都具有极大的冲击。
但不管怎么说，因为这种平民运动的民主尚为第一次进行，其结果难免让人感慨。这支由普通百姓组成的大规模队伍情绪高涨，甚至等不及确定一个可用的领导者，便急忙向着耶路撒冷出发了。他们是真正的由百姓组成的十字军，他们真的进行了东征。最早出发的两支队伍到达匈牙利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便与刚刚改信基督教的马札尔人展开了厮杀，因为他们误将这些人看成了异教徒，结果当然是自己也被对方所杀。而第3支出发的队伍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在莱因兰杀了很多犹太人，到匈牙利后，最终被打败。最后，只有彼得自己带领的两支队伍真正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可是，在他们刚刚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时候，就受到了突厥人的突击，结果惨死多半。就这样，第一次发起的平民十字军东征，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完全没有取得成绩。
1079年，军队组建的十字军再次东征，并成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支队伍充满着英勇的诺曼人的气质，其领导能力和战斗精神都比第一次强很多。他们很快攻克尼西亚，然后一路向安提俄克进军。没多久，这座城市便被他们征服。1099年6月，这支十字军到达了耶路撒冷，并展开为期一个月的激烈战斗。据说，当时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地上血流成河，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每个参加战争的人全身都被溅满了血渍。至7月15日傍晚时分，十字军终于突破所有抵抗，成功进入圣墓大教堂。他们全身沾满血迹，杀的人不计其数。当他们站在耶稣像前时，个个激动得难以抑制，流着泪跪于教堂进行祷告。
可是，这件事并没有让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取得和平相处的局面。原因就是十字军是拉丁教会的，而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希腊主教认为，如果让这些疯狂的战争者来统治耶路撒冷，那结果可能比突厥人统治更糟糕。这样，这支十字军就变成了突厥人和耶路撒冷中间的队伍，他们与这两个方面都要进行斗争。不过，最后君士坦丁堡取得了小亚细亚多数地区的统治权，他们对耶路撒冷以及叙利亚全都派出了拉丁王侯进行治理，从而让这两个城市成为突厥人与拉丁人缓和矛盾的地方。不过，君士坦丁堡此时兵力不足，对叙利亚最重要的城市埃德撒有所忽略。到1144年时，这个城市被伊斯兰教征服。因为埃德撒的失守，才铺就了十字军第二次东征的基础。就在1147年，法国、德意志国王在耶路撒冷拉丁统治者的邀请下，开始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不过，这一次他们并没成功攻下埃德撒，只是将里斯本征服，让安提俄克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1069年的时候，库尔德人萨拉丁将埃及征服，紧跟着，他便组织阿拉伯队伍对基督徒发起战争。至1187年，他成功将耶路撒冷攻克。这让法国、英国以及罗马帝国找到了联合的机会，他们第三次发动十字军东征。同样，这次东征也没将耶路撒冷收回来。1202～1204年期间，拉丁教会突然调转矛头，在恩里科·丹多洛的提议下，他们带领十字军向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进军。很快，君士坦丁堡被他们攻克，恩里科·丹多洛在此成立了拉丁帝国。而帝国领袖就由鲍德温一世担任，他宣布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统称拉丁基督教。这种统治一直持续到1261年，直至君士坦丁堡被希腊人征服才结束。
在公元12世纪～13世纪期间，基督教教皇的权力达到最高峰，其力度完全与10世纪的诺曼人以及11世纪的突厥人一样。这样，想要达到拉丁教会与希腊教会的统一就更加轻而易举。
在这段时间里，基督教非常普及，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都有传播。而此时的罗马，却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耻辱与黑暗当中。所有的作家都不会对10世纪时期接任教皇之职的约翰十一世、约翰十二世进行认可，他们在当时已经达到无恶不作的地步。不过，那些教徒却依旧保持着对教会的忠诚以及应有的朴素，多数以上的修女、教士都在自我约束中规范生活。正因为教徒这样忠诚的坚守，教会的力量才一直持续不衰。在历史上，比较出名的教皇有格利高里一世、利奥三世、格利高里七世、乌尔班二世。其中，利奥三世曾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给查理曼这位罗马新帝王进行了加冕。而乌尔班二世则组织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还与格利高里七世一起，开创了皇帝受教皇统治的教皇最高权威时代。那个时候，不管是耶路撒冷还是西西里岛，又或者是爱尔兰，教皇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在此可以为大家讲一个事实：当法兰西皇帝亨利四世犯下错误时，格利高里七世就对他进行了惩罚，要求他穿着极薄的单衣，光着脚，站于雪地里，这样一直站了三天三夜。另外，1176年，皇帝弗里德里希去威尼斯后，便亲自在亚历山大三世教皇面前下跪，并声称要终生忠诚于教会。
在11世纪的开始，教会之所以权力高涨，就是因为人们内心的坚守与良知。不过，这并没有让教会因此而保持自身众望所归的威严。进入公元14世纪，教徒们开始不再相信教皇，也不想听从他的指挥，这让他的权力不断降低。那么，是什么情况导致了这种结果呢？
首先，教会利用人们的忠诚而大量集聚财富。教会与人不一样，它世代相传，永远不会死去。那些没有继承人的教徒，都会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教会支配。同时，所有的犯罪者也会通过捐赠财富的方式来赎罪。这样一来，国家四分之一的土地都变成了教会的，在当时，欧洲很多国家都是如此。这也让教会对财富的积累越来越疯狂。至13世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说法：神父、牧师并不善良，他们只为自己捞钱。
这种状况让国王与贵族们很不满意，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土地并没有被拥有军事力量的统治者所把握，而变成了神父、修女们的个人财产，而这些人，很多都不是本国人。在格利高里七世担任教皇的时候，他已经与国王因为“圣职任命权”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假如当时任命权由教皇来行使，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将不再听从国王的命令，不仅如此，国土还会大量流失。同时，那些牧师要求国家对人们免收税赋，但却要向教皇缴税。哪怕人们已经向国王缴纳了足额的税款，仍旧需要向教会交付自己财产十分之一的税款。
在11世纪，所有信奉拉丁基督教的国家，其历史记载中都这样写着：国王因为“圣职任命权”而与教皇进行争夺，但最终胜利的永远都是教皇。教皇说，他有权将王室成员开除出基督教，也能让人民不对王室尽义务，连同国王的继承人也有权进行确立。不仅如此，包括国家的教籍都在教皇的掌控之内，没有教籍的国家，除了必要的洗礼以及救赎、手礼之外，其他宗教职能会被迫停止。这样他们国家的牧师将无法进行礼拜，更不能主持婚礼、葬礼。就因为如此，在整个12世纪，教皇都如愿以偿地控制着整个王室。这样的权力，原本只是特殊场合的特别用法，却被教皇视为自己的权职，随便滥用，导致它最后没有了效力。12世纪末期，法国、英国、苏格兰就都被教皇开除教籍。不仅如此，教皇随便动用十字军对不尊重自己的王室进行征讨，这让十字军再也找不回从前的精神。
假如教皇只是与王室有所纷争，但与人民同心同德的话，那他们的统治应该不至于失败。可问题是，因为教皇不可一世的行为，他手下的主教们也有了不同于他人的盛气凌人。在10世纪之前，主教是可以结婚的，所以，他们和普通人之间是良好、互动的亲密关系，将其看作民众中的一员，一点也不过分。而到了格利高里七世统治教会时，他认为神职人员不应该与普通人保持这样亲密的关系，而应该一心与罗马相依为命。因此，他制定教规：主教不得结婚；这让教会与百姓们的关系从此产生了隔阂。在那时，教会有着自己内部的法庭，他们不但能审理神父的罪行，连同修道士、十字军士兵、孤儿、学生甚至是寡妇都有权进行干涉。而且，那些和婚姻、遗嘱、誓言相关的事，异教徒的事，都归教会法庭处理。特别是百姓与神职人员产生争执时，必须要听从教会法庭的宣判。而对于神职人员来说，不论在什么时期，都不必承担国家义务，这些义务都是百姓应该做的事。这样，百姓对于神职人员的心态以及仇恨就在积累中被逐渐增大了。
但教会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已经忘了自己权力的来源就是百姓坚守的良知。原本，教会与宗教热忱是要相结合的，教会却在无所顾忌地打击着人们的这种热忱。当人们对教会产生疑问时，他们永远以教条来作为答案。面对道德问题，百姓与教会是站在一起的，但面对教义问题，教会则永远将百姓推开。当时，阿尔比教派在法国西部非常受欢迎，他们觉得，所有人的生活与信仰都应该是朴素的，如同基督一样。这种表达让英诺森三世教皇非常生气，于是，他调遣十字军对其进行打压，并想通过杀、烧、凌辱等极为残酷的手法，对其进行严惩。而圣·方济各认为，大家都应该过简单、艰苦的生活，要始终乐于帮助他人，如同基督一样，教会因此对他们进行了鞭笞、收押等迫害。后来，教会曾在1318年的时候，将4位方济各会员直接烧死。另外，由圣·多米尼克（1170～1221年）创立的多明我会属于正经教派，这个教派曾经得到过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而教皇就是在这个教派的帮助下，成立了教会法庭，专门对想要自由或者不信奉基督教的人进行迫害。
教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人民过度残害，对财富过度索取，将百姓的自由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可这些被打压的恰恰是教会赖以生存的来源，如此，我们也就不难对教会的未来做出判断：哪怕没有外部力量的攻击，宗教内部日渐高涨的贪婪也会让它最终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