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渡以来的四十余年间，扬州曾数遭金兵洗劫，兵燹之后使昔日的繁华消歇了。年轻的词人“入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感而写下此词。扬州在唐代时曾是淮南富庶的名城而且充满诗意：“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但而今几经战争破坏，仅存荠麦青青，废池乔木，荒凉残破的一座空城。作者以今昔对比，冷峻地描述了扬州留下的战争创伤，间接反映了汉族人民在民族战争中所遭受的深重灾难。似乎自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第一次侵犯扬州以来，这里的废池乔木就怕说到战争了。这种“犹厌言兵”是当时饱受战争灾难的人们的普遍情绪。由于南宋统治集团长期以来奉行屈辱求和路线，坐失战机，打击爱国军民的抗金力量，“隆兴和议”后，宋金对峙的局面已经形成，人们感到面对历史和现实已无能为力了。姜夔毕竟是高雅的文人，他未能在描述战争破坏的惨象之后，进而从“哀民生之多艰”或“壮志饥餐胡虏肉”的视角去深深发掘爱国主义的主题，而是转到杜牧式的风流才子的感伤情绪方面去了。唐代诗人杜牧曾在扬州为淮南节度使掌书记，因个人政治失意而放纵声色。他的名句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都表现了对繁华的迷恋和对女性的玩赏态度。姜夔经过扬州，自然联想到青年杜牧的放浪生活。他想象，如果杜牧重到，必将为今日的残破荒凉景象所惊骇，也不可能写出那些风流轻艳的诗句：扬州名胜二十四桥风月和名花芍药，现在都变得毫无诗意了。姜夔作此词约十年之后，诗人萧德藻认为它“有黍离之悲”。这非常确切地指出了《扬州慢》的主题思想性质。东周时士大夫重过故都见宗庙宫室残破，长满禾黍，遂感赋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经·王风·黍离》）他们悲悯周室颠覆，彷徨不忍离去，叹息无人理解其心情，又呼号上天给破坏者以惩罚。此后凡文人士大夫对故国残破而深自感叹忧伤的爱国情感被称为“黍离之悲”。这在姜夔整个词的创作过程中作为一种思想基调经常出现。淳熙十四年（1187）姜夔在湖州赋荷花的《惜红衣》也婉曲地表现了其“黍离之悲”。词云：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余无力。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岑寂，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
词人在岑寂之时见秋之到来，荷花开始凋残，由荷花的命运而产生无穷的遐想。他本来徜徉于红香之中，忽然瞻望“故国”。“故国”即北宋中原故土；“试望”实即想念之意。因其在天北眇不可见。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他想象“渚边沙外”更远的地方，已被金兵所侵占，自己不能与如美人似的荷花去共同游历了。这是作者曲折地表达其痛惜中原沦陷之情的。北宋政治家和诗人王安石《题西太乙宫壁》诗云：“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江南三十六陂烟水，荷花盛开，这对沦陷中原的汉族人是尤其富有诗意的吸引。如果中原人民能与江南人民同赋荷花，这即意味着中国南北河山统一了。但“甚时同赋”呢？词人无法回答，显然遥遥无期，感到有些伤心失望。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姜夔不敢存在乐观的希望，因而词情总是带着悲苦的意味。绍熙二年（1191），词人客寓合肥。这里已接近宋金分界线淮河，属于当时的边地，而且在战争中的破坏程度更甚于淮南的首府扬州。词人作了自度曲《凄凉犯》抒写在边城“不胜凄黯”的恶劣情绪：
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情怀正恶，更蓑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追念西湖上，小舫携歌，晚花行乐。旧游在否？想而今、翠凋红落。漫写羊裙，等新雁来时系着。怕匆匆，不肯寄与误后约。
作者在上阕着力描绘边城的荒寒萧条景象：巷陌的绿杨在秋风中发出细碎的声响，远处的战马嘶鸣，军中的画角声相闻，城外唯见一片荒烟野草。这种景象使人“情怀正恶”。“恶”应指一种怨恨的心情或发怒的心情。由于金兵的侵略战争造成了淮南繁华地区的荒寒萧条，词人目睹此景而滋生怨怒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发恶情绪支配下，词人希望出现有似汉代将军霍去病等人的部曲，穿越沙漠，给北方匈奴以毁灭性的打击。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票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即熏鬻，古北方部族）之士，约轻，绝（越跨）大幕（漠），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汉书》卷五十五《卫青霍去病传》），取得伟大的胜利。词里，作者将这种古代英雄主义的豪情表达得极其深蕴甚至较为模糊，其艺术表现方式往往如此。词意在过变处来了个大转折，整首词的情调和氛围完全改变了。词的下阕里，作者没有沿着发恶的情怀使词意继续发展下去，而是将边城的感受与西湖的行乐作了鲜明的对比，感念旧游如梦，后约难期，归结到灰黯的情绪。这正是姜夔与中兴以来爱国的豪放词人的相异之处，依然重复他“黍离之悲”的主调。
白石词中《惜红衣》与《凄凉犯》才真是寄意遥深之作，但它们并未引起历来词评家的重视。自清代中叶盛行以寄托论词以来，不少词家最看重姜夔咏梅的《疏影》，如以为它“暗指南北和议事”，或以为“此盖伤心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讬喻，发言哀断”。其词云：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词里多用与梅花有关的事典，以拟人的手法将梅花写成格韵高雅的女子，描述了她曾有过的美好幸福的青春，哀叹其飘落不幸的命运。张炎以为此词“立意自新”，“用事不为事使”（《词源》卷下），这评论是较恰当的。作者用杜甫咏王昭君诗“环佩空归月下魂”句意，意在表现梅花高雅的品格。王昭君出塞与宋徽宗、钦宗二帝及后妃北行事，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就词之咏梅而言很难找出借昭君事以喻二帝后妃北行的痕迹。至于说下阕的以寿阳（公主）的香梦沉酣比拟宋廷之不自振作；“安排金屋”三句以梅花比阿娇，以惜花之心比拟对国家的耿耿忠爱之心；“玉龙哀曲”三句以水流花谢喻北宋的败亡、汴京的沦落终无可挽回：这都是很牵强附会的主观臆测，难以找到一点客观事实的依据。《疏影》与《暗香》是传唱千古的名作，确有作者某些身世之感的寓意；若以政治寄托去附会，反而破坏了其给人们的丰富的艺术美的感受。姜夔的飘零身世和迟暮不遇之感常常见于词里给作品染上浓重的冷色，词情的凄苦在词人中除李清照而外是很少见到的。如“日暮，更移舟向甚处”（《杏花天影》），“但盈盈、泪洒单衣，今夕何夕恨未了”（《秋宵吟》），“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玲珑四犯》），“飘零客、泪满衣”（《江梅引》），“寂寥唯有夜寒知”（《浣溪沙》）：这都是江湖文人悲哀孤独的写照，是姜夔词作中另一重要的主题。
嘉泰二年（1202）钱希武刻《白石道人歌曲》六卷于东岩读书堂，当时出于姜夔手定稿（见徐永年《跋鲍廷博手校张奕枢本白石道人歌曲》，《张奕枢本鲍廷博手校白石道人歌曲》附录，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1987年。），元至正十年（1350）陶宗仪据旧本钞录，清初传于世。这六卷所收之词迄于嘉泰元年，后人又将集外词十八首编为别集。以嘉泰二年白石词结集为限，可将姜夔的创作分为前期和后期。其后期词的艺术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特别突出地表现为受稼轩词风的影响。
姜夔自谓“稼轩辛公深服其长短句”（《齐东野语》卷十二）。今白石词别集内有次韵辛词三首，赠辛公词一首。嘉泰三年六月，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作了《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姜夔作了《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这是他们唱和之始，可能也就是这时在越中的初次相识。姜夔的和词是有意仿效稼轩体的：
一顾倾吴，苎萝人不见，烟杳重湖。当时事如对弈，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间、千古须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秦山对楼自绿，怕越王故垒，时下樵苏。只今倚栏一笑，然则非欤？小丛解唱，倩松风为我吹竽。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乌。
会稽（浙江绍兴）为春秋时越国故地。越国为吴所败，越王勾践曾退居于会稽山。蓬莱阁为五代时吴越钱镠所建，南宋淳熙间重修。登临蓬莱阁不免令人感念古代吴越相争的故事。当时吴越战争形势悬殊，有如棋局。作者对越国奋发图强、转败为胜，建立一代霸业之事，归结为天意。他赞美了为越国战胜吴国而立下特殊功绩的西施、文种和范蠡，而最羡慕范蠡的功成身退。至今看来，一切历史人物和伟大事业都已消亡，越王故垒唯有采樵人出没了。这里表现了对于历史兴衰的困惑不解，深寓了对宋金战争局势的关注，又在现实中感到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因而只有“倚栏一笑”。也许作者愿望南宋像越国一样挽回失败的局面，然而这确又太渺茫了。这首词是效稼轩体的，题材宏伟，词笔豪健，词意沈郁，学习了稼轩以文为词的表现方法，因而其艺术风格近于豪放。它的出现标志着姜夔后期词风开始变化。开禧元年（1205）姜夔作的《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是学习稼轩豪放风格较为成功的作品。词云：
云隔迷楼，苔封很石，人向何处？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使君心在，苍厓绿嶂，苦被北门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
辛弃疾于开禧的前一年三月召差知镇江府，为开禧北伐作战争准备工作，至开禧元年六月便因言者论列罢官。此词当作于辛弃疾积极准备北伐之时。作者以蜀汉丞相诸葛亮之伐中原和唐代宰相裴度之卧镇北门相期许，盼望着北伐的一举成功。北固楼在镇江京口，南朝宋武帝刘裕的故居便在京口镇，后来刘裕北伐取得辉煌胜利。刘裕小字寄奴，故辛词有“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三月，刘裕平齐后有平定关洛之意。时秦国主姚兴死后国内混乱，刘裕决定北伐。朝廷进刘裕中外大都督，加领征西将军。义熙十三年九月，刘裕军队乘胜收复长安，“先收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于京师；其余珍宝珠玉，以班次将帅。执送姚泓（后秦国主），斩于建康市。谒汉文帝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宋书》卷二《武帝纪》）。白石词中的“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便以刘裕比拟辛公，相信他像刘裕一样北伐胜利。词人特别指出：中原的人民和故都的父老，南望王师的到来。这是将收复北宋故土的希望寄托于辛公，且以此相勉。词里洋溢着词人强烈的民族情感，我们若将它置于张元幹、张孝祥和辛弃疾等词人的爱国主义的壮词里也是毫无愧色的。姜夔在永嘉富览亭作的《水调歌头》也是效稼轩体的作品，如：“倚阑干、二三子，总仙才。尔歌《远游》章句，云气入吾杯。不问王郎五马，颇忆谢生双屐，处处长青苔。东望赤城近，吾兴亦悠哉。”这已宛然辛公的语气了。清代中叶以来的词论家已注意到白石与稼轩词风的关系。周济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刘熙载说：“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艺概》卷四）因此有学者遂认为：白石在清真、稼轩之间，其步武更趋向于稼轩；在婉约、豪放两家之中，其风格也就更切近于豪放。如果仅就姜夔后期词作而言，以为它脱胎于稼轩，而艺术风格切近于豪放，这无疑接近于其创作真实的；但若以此作为整个白石词的定论则就不符合其整个创作情形了。姜夔词风的转变是在晚年其词结集以后，而最能代表其艺术风格和最有影响的仍是前期那些淡雅冷清的词作，正是这些作品才形成了白石词的艺术面目。他后期的词作虽然思想性较强，但从艺术成就来看，则因其仿效稼轩愈似而愈丧失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不能不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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