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要逃离你，我就必然也要逃离家庭，甚至包括母亲在内。人们虽然永远可以在她那里得到保护，但必然是在与你有关的前提下。她太爱你，太忠实于你了，以至在孩子的斗争中她未能成为一股独立的、持久的精神力量。这可以说是孩子的一种正确的直觉，因为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你结合得更紧密；一方面，她在有关她自己的事情上始终美妙地、温柔地、在本质上不伤害你的前提下维护着她自身最低限度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她一年比一年更彻底地（与其说出于理智不如说出于感情）对你关于孩子们的论断和裁决盲目地加以接受，尤其在奥特拉这一无疑是重大的事件上。当然，人们永远记得，母亲在家庭中的位置是多么痛苦，多么吃力。她为商店、为家务辛苦操劳，家里每个人每病一场她都比病人多受一倍的罪，但这些与她在我们和你之间的中间位置上所受的折磨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你对她一直是爱的、关心的，但你又像我们一样，给她的体贴少之又少。我们双方都毫无顾忌地对她进行轰击，你在你那边这么干，我们在我们这边这么干。这是一种方向偏转，人们心中并不怀恶意，想着的只是你同我们，我们同你的斗争，但却在母亲头上大吼狂叫。像你那样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折磨她（当然你是毫无过错的），并不是为教育孩子而作出的积极贡献。这种做法甚至为我们本来无法在她面前自圆其说的行为作了辩护。她为了你在我们这里和为了我们在你那里受了多少折磨啊，这还没有把那些被你言之有理地称为对我们的娇惯的情况计算在内，当然，这种“娇惯”有时只是对你的体系的一种默默的、无意识的“反示威”。自然，如果母亲没有从对我们大家的爱和这种爱所带来的幸福感中汲取忍受这一切的力量，她就无法承受这一切。
妹妹们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同路人。在与你的关系中最幸运的是瓦莉。她与母亲的关系最亲近，因此也没费多大劲就建立起与你之间的亲近关系。你见到她就联想到母亲，所以也比较亲切地对待她，尽管她身上卡夫卡血系的因素很少。可是也许正是这样才见容于你；在没有卡夫卡素质的人身上，即使是你也无从要求有这种素质；在这方面，你也不会像对我们其他孩子那样，觉得她身上缺少什么，非得用强力挽救不可。再说你对在女人们身上体现出的卡夫卡素质从来就不是特别喜欢的。要不是我们其他这些人有所干扰，瓦莉同你的关系也许甚至会更亲切些。
艾莉几乎是完全成功地从你的圈子中突围出来的唯一例子。在她小时候，我最想不到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她。她那时是个迟钝的、疲倦的、胆怯的、乏味的、知罪的、过于谦卑的、恶毒的、懒惰的、贪吃的、小气的孩子，我简直不想看到她，根本不愿同她搭讪，她太使我联想到我自己了，她与我处在同样教育的魔力之下，情况太相似了。尤其是她的吝啬使我厌恶，因为我的吝啬也许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吝啬是大不幸的最牢固的标志之一；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把握，以至我实际拥有的仅仅是已攒在手中或含在口中或至少快要达到这种地步的东西，而处于相似处境中的她恰恰总是最喜欢把我快要拿到的那些东西拿走。但这一切都改观了：她年轻时（这是最重要的）便离开了家，结了婚，有了孩子，她变得快乐、无忧虑、勇敢、慷慨、不自私、充满信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你竟然没有发现这一变化，没有给予它应有的评价，你对艾莉的恼怒自来存在，不加更改，它使你眼花，看不见这一变化；不过这种恼怒现在已不再那么现实，因为艾莉不再与我们住在一起，此外，你对菲利克斯的爱和对卡尔的喜欢使这种恼怒隐退了下去。只有盖尔提有时还要遭到它的袭击。
关于奥特拉我几乎不敢写；我知道，写奥特拉，就等于拿写这封信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开玩笑。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她没有陷入困境中或危险中，你对她只有仇恨；你自己对我承认过，照你看，她总是故意给你制造痛苦和烦恼，一旦你为了她的缘故而痛苦，她就感到满足和高兴。这就是说她是一个魔鬼了。这是多么深刻的隔阂啊，你与她之间的隔阂必定是比你与我之间的更甚，否则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解。她离你这般遥远，远得你几乎看不到她，于是在她的位置上你以为见到的是取而代之的一个幽灵。这种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也不能完全洞察，但那里无疑是个像略韦那样的形象，用最好的卡夫卡家族的武器装备着。在我们之间没有存在过真正的斗争；过去的斗争，都很快就被解决了；残存的只有逃亡、痛苦、悲哀、内心斗争。但你们俩永远处在斗争状态中，永远精力充沛，永远力量无穷。这是一幕既雄壮又无望的场景。首先你们俩一定是挨得很近，因为直到今天奥特拉在我们四兄妹中仍然是你与母亲的婚姻和连接你和母亲的力量的最纯的体现。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你们失去了父女间的和睦之乐，我只是几乎相信，你们关系的发展同我这里的情况是相似的。你这边是你的本性的专横，她那边是略韦血统的固执、敏感、正义感、不安，而这一切则是由对卡夫卡血统力量的意识支撑着的。当然我也影响过她，但几乎不是出于我的有意的行为，而是通过我的存在这一简单的事实。而且她是作为最后一员出生，进入已经形成的权力关系中来的，可以根据那些众多的、现存的材料来构造她自己的判断。我甚至可以设想，她的内心本质曾有一度摇摆不定，不知她是投入你的怀抱好，还是投入你的对手们的阵营中好，显然你错过了某种机会：你把她推了回去；而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本来是满可以成为出色的、和睦的一对的。这样我虽然会失去一个同盟者，但看到你们俩这样，我的损失便得到了充分的补偿，你也会由于至少在一个孩子身上得到了完全彻底的满足而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变化。在今天看来这一切只是梦想，奥特拉和父亲之间没有关系，她必须单独寻找她的道路，就像我一样；但由于她的信心、自信、健康、无所顾虑这些素质都比我强，所以她在你的心目中也比我更坏，更离经叛道。我是明白这一点的；你对她的看法不会是别的什么样的。甚至她自己也有能力用你的目光来看她自己，共同感受你的感觉，并对此（不是绝望，绝望是属于我的）十分悲伤。你似乎怀着反感看到我们经常在一起，我们窃窃私语，开怀大笑，你还不能听到提起你。你感到我们是胆大妄为的阴谋集团，奇怪的阴谋家。你当然从来就是我们的谈话和思考的主题之一，但我们坐在一起，真的并不是想要想出什么对付你的办法来，而是为了以全副精力，以幽默，以严肃，以爱、抗拒、愤怒、反感、服从、负罪感，以脑袋和心脏的一切力量来详细研讨那在我们和你之间晃悠的可怕的诉讼，谈一切细节，一切方面，利用所有机会，无论相距远近都来共同谈透这个问题。在这场诉讼中你总是声称自己是法官，但实际上，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在此不把门关死，以防出现我当然也可能造成的失误），你同我们一样，是既弱小而又诚惶诚恐的一个当事人。
从你的教育方法所产生的影响的整体上看，它有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那就是伊尔玛。一方面她是个外来人，到你的店里来时已经是成年人，同你之间主要是主仆关系，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已有抗拒力量的年龄才部分地受到你的影响的；另一方面，她也是你的一个亲戚，她对你的尊重是对她父亲的兄弟的尊重，所以你对她的威力远远超过一般上司的威力。尽管如此，尽管她那包容在弱小躯体中的禀赋是那么能干、聪明、勤劳、谦逊、可信赖、不自私、忠实，尽管她将你作为叔父来爱戴，作为上司来钦佩，尽管她在以前和以后的其他工作岗位上都工作得很好，但她在你眼中却不是一个很好的职工。她在你面前（当然也是在我们的影响下）的地位相当于孩子的位置，而你的天性的塑造力在她的面前却如此之大，以至在她身上（当然只是在你面前，但愿这些未给这孩子带来更深的折磨）逐渐产生了健忘、疏忽大意、辛酸的幽默，甚至产生了一点抗拒心理，假如她有抗拒能力的话。我在此还没有把这些因素算进去，她体弱多病，而且并不很幸福，并有沉重的家务压在她身上。你同她那种举一反三的关系被你归纳成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我们心中已成经典语言，它几乎是亵渎神明的，但恰恰能很好地证明你所持的待人方法是无罪的：“这个伪善的信徒给我留下了一大堆臭狗屎。”我还可以描述你的影响所及的其他圈子和反抗你的影响的斗争，但写这些我就没把握了，有的地方也许还得虚构。再说，你从来都是离商店和家庭越远，你就越和气、越迁就、客气、体贴人、关心人（我说的也包括表面上），这就像一个君主，一旦出了他的国家的边界，就没有理由仍然摆出暴君的架子来，于是，甚至可以和善地同最低贱的人打交道了。确实，你在弗兰岑巴德拍的集体照中总是那么伟岸而又愉快地站在一些闷闷不乐的小人物中间，犹如一个巡访的国王。你的孩子们本来显然也可以从中获益的，只是他们必须在童年时就有能力（而这是不可能的）认识到这一点。比如我就不应该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居于你的影响的最里面、最严格、最牢固连结的圈子之中，可惜我就是做不到这一点。这么一来，我并非仅仅失去了家庭观念，就像你指出的那样；相反，我对家庭还是有观念的，但这种观念主要的成分是不利于（当然是永无止境的）解脱你的内心愿望的。与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在你的影响下也许受害更深。你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你认为我对其他人出于关怀和忠诚什么都干，而对你和家庭出于冷漠和背叛则什么都不愿干。我愿不厌其烦地再重申一遍：换一种环境，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怕交际的、胆小的人，但在那种环境中，比我到达现在的境地所走过来的路，还得多走一段长长的、黑暗的道路。（至此，在这封信中我避而不谈的相对来说还不多，但现在和将来我将不得不对一些事避而不谈，那些事要我对你和对我自己承认，是我所难于启齿的。我之所以说这些，是为了使你不要以为，在什么地方出现整体图像模糊不清的现象，必是我缺少证据的表现，恰恰相反，是因为一些证据能使图像鲜明刺眼得令人难以忍受。）要找到一个中间途径确非易事。这里只须回忆一下以前的事就可以了：我在你面前失去了自信，换来的是一种无穷尽的负罪感。（想起这种无穷尽时，有一次我在描述一个人时说过一句中肯的话：“他担心羞耻将在他身后继续存在下去。”）我不能突然间摇身一变，当我同其他人相遇在一起时，我在他们面前会陷入更深的负罪感之中，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必须弥补在商店里你把我牵连进去的，对他们犯下的罪过。此外，你对任何我所交往的人总有令人不快的言论当面或背地里说出来，而这也是我必须向当事人求得原谅的。你在店里和家里教我对大多数人不能信任（你举得出一个在童年时对我有重大意义的、而没有至少一次被你说得体无完肤的人来吗？），奇怪的是这并未给你带来多少心灵负担（你确有足够的承受力，再说这种行为事实上也许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标志），这种不信任在我这小人物的目光中从未得到证实，因为我到处看见的都是遥不可及的出色的人；到头来，这种不信任变成了我对自己的不信任，变成了对其他所有人的永无止境的害怕。在这方面我无法把自己从你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你在这方面之所以会误会，原因也许是，你对我的人际交往其实一无所知，却不信任地、妒忌地（我难道否认过你是爱我的吗？）估计，我离开家庭生活圈子，必然会在别处寻找补偿，因为要我在外面像现在这样生活是不可能的。此外，恰恰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这方面而言，我对我的判断有所怀疑，从而得到了一定的自我安慰；我对自己说：“你一定是太夸大了，在你的感觉中，你过分地把小事看成了大的特例，这是青年时期的普遍现象。”可是以后随着我对世界观察的视野的扩大，我几乎失去了这种安慰。
我在你身上找不到多少获得拯救的希望，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这里本来是应该有获救的希望的，但本来可能性更大的是：我们俩在犹太教中相逢，甚至我们意志一致地从那里出发。但我从你那儿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啊！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它先后采取了三种姿态。
孩提时代，我同你一样，为我不常去教堂，不持斋戒等原因而责备自己。我认为我这些行为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你不公正，因而无所不在的负罪意识一阵阵穿透我的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