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所见所闻，农民问题悠悠万事，唯土地产权制度为大。公社虽废，幽魂犹存。农民在不同程度上依然成为被剥夺对象，而界限模糊、权利不明的土地承包使用则为剥夺之媒，因为你既然只有承包使用权，我(这里包括政府、领导人、开发区、企事业单位等)自然有随意征用、圈用之权。这就是目前“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我在前面指出，欲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首要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严格土地管理，改革征地制度和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其次，要扩大农民的自由活动空间，在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和农户土地承包所有权证的基础上，实行土地凭证有偿流转，并加大农业投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向第二、第三产业及城市转移，为此必须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户籍制度(注意：在这样做时，也要防止农民突然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一时无法负担)；农业投入，首先着重交通、水利及生态建设，促进农业机械化，启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建立农民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促进专业农户、职业农民土地经营规模的形成，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但重点仍在坚持家庭经营体制，在此基础上打通农业通往现代化之路。
再次，实行乡村精兵减税或免税。据统计，特别在建立“乡镇财政”之后，全国县乡两级吃“财政饭”者多达3200万人，县乡村三级每年至少开支4000多亿元。乡官“靠权吃民”如蝗虫，许多农民已无法维持再生产。因此，农村的“精兵减税”(精简人员、合并乡镇、减税乃至免税)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以上种种这里不细谈。这里再提一个“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的口号由“工业化”而来。但是究竟什么是“城市化”？这是否表达工业化初期提出的“消灭城乡差别”之意？可以说，现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为“消灭城乡差别”提供了一种样板。但在那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完全消灭了乡村，而主要是消灭了不平等的甚至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旧的城乡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乡村。有人认为乡村会消失，这是对“消灭城乡差别”的误解。这里当然首先要弄清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依我的浅见，所谓城市，是指政治、文化、经济集中之地，通常对乡村居于带头、引导的地位。乡村，则一般是指拥有土地耕作、林业、草原、河流、牧场等资源的场所，以土地耕作、森林养育、水产和放牧为主。新型乡村当然不同于旧式乡村，已经现代化、集约化、科技化了，居住人口较少，新鲜空气最多，非高楼大厦的现代化住宅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山坡之下，流水之旁。农牧业、林业、水产业等仍是社会重要的基础生产部门。以欧洲的乡村为例，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4月20日的一则报道，现欧洲乡村地区仍占欧洲总面积的80％，有25％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农业为乡村社区服务，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与多样性。其功能不仅在于生产食物，而且在于保证乡村作为人们工作生活的地方而存在，保证乡村作为环境本身而存在。同时，乡村也是城市生态的调节者，使城市不脱离自然。
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大国，乡村地域广袤，少数城市点缀其间。直到今天，据统计，全国大小城市有660个以上，容纳人口约3.5亿，农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迅速，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进程速度的两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仍然是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而中国的城市化率则在38％左右。
发展工业，发展城市，或者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只能由此前进，不能倒退。但这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问题在于，如何根据中国条件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协调发展的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与19世纪的工业化同步进行的，到20世纪接近完成。然而，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以残酷剥夺农民、无情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并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在它们还在引导或强制不发达国家走这条路)。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使农民日益分化和边缘化，就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被强制转化成为工业资本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创造财富的雇佣劳动者。这也就是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地将农业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转移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去。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集约化以及新型农村的出现，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的。
我们这个以农业为基础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国不能走这条路。我国农民已为“公社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天不能再为走19世纪旧的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付出惨重的代价了。我们应当闯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以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原则的城市发展道路：一方面发展城市，一方面使农业向现代化、集约化、科技化发展(其中包括使农民知识化)。只有后者才是达到前者(即发展城市)的基础和条件。
1994年我游四川(这是我自1938年路经四川之后第一次入川)。四川自古以来有“天府之国”之称，农业兴盛，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得天独厚。那时重庆尚未独立为市。全省人口1.1亿，城乡劳动力7550万。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在旧体制下的1975年竟从外地调进粮食5亿斤，人均粮食只有530斤。改革从农业入手，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人均807斤。然而从1992年起农业问题又突出了，原因就在于领导方面对农业问题掉以轻心，随意向农民伸手，侵犯农民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利益，苛捐杂税丛起，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拉大，种田效益低，大批农民废田外出打工经商(其人数1993年达到500万人，这是标志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的一支大军，名曰“川军”)。这样，在四川省领导人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是让市场经济自发地无情地将农业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配置到其他部门去，还是让农业主动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改造发展自身，使之走出一条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来？省领导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决定将改造发展农业作为开拓市场经济的基础。其发展格局大体是：启动乡村小康工程(实施乡村产业化和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全省暂定建设百个小城镇)——建设中心城市(如绵阳、乐山、江油等)——搞好两个大城市(成都、重庆)。这大体上可看做是向城乡协调的方向发展。而发展小城镇，尤其是西北地区走中国式城市化的重要举措，它是使农民、农村逐渐城市化，而不是使城市疯狂吞噬农村或不顾农村的发展。据我所知，发展小城镇是四川省首先提出并实施的。但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目前情况如何，碰到什么问题，不得而知。我想，按照四川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如果能如愿闯出一条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那么，重造一个经济发达、城乡生态环境俱佳的绿色“天府之国”，并非不可能。我以此祝愿他们！(但据报载，四川的一条大江——岷江沿岸乱建水电站，岷江几近断流。果如是，则四川危矣！)
我也到过另一个省份，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很有成绩、经济发展居于前列的地方。但我在那里只听到“城市化”单独一个口号喊得震天响，甚至在布满贫困乡村的县也只听到“城市化”一个口号。但是，在那里，城乡差别在拉大，城市阔气，农村破败，土地荒弃，地区的贫富差距十分明显。
城市规模究竟以多大、城市人口究竟以多少为宜，城市基本建设(包括无堵塞的交通设施，畅通的地下水道等)应如何着手，生态环境如何保护等问题已以紧迫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以现代化名义，盲目追求大规模、高密度、高楼层、多人口已成一种趋势。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已达千万以上，是既成事实，但绝非必然模式。现在，其管理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已日益突出。环顾今日世界，城市人口最多者为东京，而作为世界大都会的伦敦则不过数百万人口，目前还正在疏散中。城市之优势，不在人口数量，更不宜盲目模仿。城市(镇)之美，不在规模，首先在于个性突出，尤其要保存那些体现历史传统文脉的街区和建筑，甚至包括一些古城镇。
中国自古就有城市出现，历经几千年，中国的城市以及城乡关系有自己的特色。就城市本身说，集中了无数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遗迹，成为其缩影。以北京旧城来说，经明清两代的经营，成为体现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地方之一；但是在我们手里却未得保存，在“现代化”、“工业化”名义下破坏严重，几近消失，不能复见了。这不过是破坏古文化遗迹的集中表现之一。返观欧洲各国，意大利、法国等当年在其现代化建设中曾在这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如法国曾对全国六千多个市镇进行认真清查，弄清文化家底，物无巨细，全力维护文化传统及各市镇个性，现在前往参观者皆为之赞赏称奇。此点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据报载，目前我国有182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7％。刊登这个惊人消息的报纸评论道：“全世界有那么多发达国家，也只有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十多个公认的国际大都市，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然有近200个城市有此壮心，足以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
这可能就是“城市化”思维的最极端化的表现：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老子天下第一——难矣哉！
不顾一切地以吞噬农田、砍伐森林、污染河流为代价的城市化，使一场大范围的生态崩溃和传统文化灾难正在逼近，“科学发展”云乎哉！我们已经到了应当慎重考虑走新的城市化道路的时候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影响巨大，其地位极端重要。不但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状况同样决定中国的政治生态。我国农村封建遗留较多，公民意识薄弱。这是我国民主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我国农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极需要有一个民主转型。这里除了着重提高农民的文化、政治素质外，尤需要使农民享受到真正的政治民主，首先要搞好村、乡、县三级的民主选举，用民主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用民主来消灭农村的腐败之源，用民主来消除农民的封建思想乃至迷信思想残余等，这样我们才能有稳定的政治，才能获得良好的政治生态。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不使农民具有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就等于破坏中国的政治生态。反过来，农村民主化滞后也势必阻挠农村经济的发展。要知道，我们的政治生态还是脆弱的，内忧外患触目皆是，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
述往事，思来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看我们还是应当以极大的注意力倾注于农民问题。
(写于200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