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一路有惊有险，刚到三十里营房，下车时就吐了一口。到甜水海头就有些晕，干脆直奔多玛吧，二百多公里路翻山越岭怎么也赶不到，夜过死人沟，困得没办法，我说：“管它呢，停车睡一觉再走吧，司机都边睡边开了。”周政保不干，说：“死人沟不能停，一睡就醒不来了，完蛋了，要不叫‘死人沟’。”只好再赶路，到了多玛兵站已是深夜四点了，饭都不吃了，躺到通铺上就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床铺剧烈摇晃，醒来，心想周政保干什么呢？一看，吓坏了，他口吐绿沫，浑身抽搐，不省人事。我还没见过这阵势，以为他要死了。赶紧送医务室抢救，输氧，折腾半天，医生说：“小意思，高原反应，见多了。”等缓过劲儿来，周政保喊饿，医生给弄了粥，加糖，吃了一碗，还要吃。行了，死不了了。我说：“不行就算了，返回？”他竟然说：“要回你回，我还要上！”我好好的，我回什么？又继续上昆仑。
本来这件事是写进了《蠕动的屋脊》的，后来删了，怕周政保不高兴。他自尊心非常强，有次拿他的深度眼镜开了个玩笑，他马上沉下脸说，“请不要拿人家的生理缺陷开玩笑！”近视眼算什么生理缺陷嘛，他都如此过敏，在昆仑山口吐绿沫，浑身抽搐要是写进去，那不等于揭丑吗？谁知以后说起这事，他倒平和，说：“这个可以写进去的。”
正如丁朗先生谋划的那样，此次昆仑之行，成了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为此，我终身感念昆仑的恩赐，它让我收获了一篇散文《蠕动的屋脊》，一本诗集《神山》，《神山》还获得了全国第二届新诗（诗集）奖。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上山时我还是正连职创作员，在山上待了不到一个月，下山时接到电话，我已经被破格提升为副团职创作组副组长。连升三级的滋味也尝到了，获奖全国的滋味也尝到了，真有春风得意，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
原来咱也有苦尽甜来的时候啊！
第五篇是《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写于一九九一年，写的是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借博尔塔拉之行这张皮，实际上写的是“惶惑”，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不到十年，春风得意的日子过完了，新的忧患和苦闷重又覆盖住人生。哪能老让你偷着乐呢，人生更多的时候是让你躲在被子里哭！那时候正是国际国内大气候剧烈变幻的时候，风云变幻哪，动荡不安哪！
一九八八年授衔换装，到处军衣笔挺、肩章金灿灿，我改了文职，又回到了入伍前，连个正经军人也当不成了。这很憋屈，但只是个人的。一九八九年动荡，苏联解体、东欧裂变，连齐奥塞斯库也被送上了绞架！这时候能不“惶惑”吗？几十年树立起来的理想信念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个人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多岔路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又突兀地摆在面前了。
正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春禾少将要去博尔塔拉，他不带秘书不带机关干部，偏偏想起两个没了军装的人，我和唐栋。我俩正好满腹牢骚无处排遣，就跟着去了博尔塔拉。
吕春禾是改变了我命运的人，我一九七九年从喀什地委调干入伍，就是他爱人杨国珍提议，他一手办成的。他当时是乌鲁木齐军区宣传部长，他爱人杨国珍是我父亲同事，两家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这次关键性调动，还是我父亲修来的，我岳父也起了一定作用。调的时候，地委书记不放，这是靠我岳父给地委张中涛书记说了话。
吕春禾是个很会识人的人，他看中培养的人，日后不少人担任重要职务；但他能看重我，非常出乎我预料，我一天胡说八道、牢骚满腹，文人气重，自由散漫，不是政治上能培养成材的料。他看重我什么呢？他可能看重我思想活跃，不受羁绊，还看中我有才气。作为一个政工干部，能有这种胸怀和文化眼光，很不容易。我一九八三年连升三级，他也起了不少作用。
就是在这样一些背景下，我和唐栋跟吕春禾去了博乐（州府），文中的有些两种思想的对话，就取自吕春禾，他想的有些问题非常老到，往往置人死地。我们两个文人跟着他，说话倒是无所顾忌，但是感觉上就像古代的幕僚跟着什么诸侯王似的，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就这样，回来之后写成了这篇东西，好像没引起多少共鸣。直到陈骏涛先生编“跨世纪文丛”，收入我一本《高榻》，王绯女士写跋的时候，对这篇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周涛在一九九一年为自己的成熟立了一块用文字砌成的纪念碑，这便是他最具心灵价值的散文《博尔塔拉冬天的惶惑》。诗人与我，以周涛心灵独语的方式在作品中对话，同构于创作主体对人生的价值关怀中，指示着同一生命内部灵魂的自我分裂与自我抗争。只有获得了真正成熟的人，才敢于在如此的生命深度把心灵剖开，作这样一番灵魂的自我检视。”
第六篇是《和田行吟》了，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精神漫游，一次难得的精神美餐。写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因为那年秋天殷实来新疆，殷实是我的好朋友、小兄弟，他原来在兰州军区，后来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后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程步涛看重，留在北京，在文艺社当编辑。殷实是当今诗坛很少有的那种没有功利心的诗人，他不但没有功利心，我觉得连上进心都基本上没了；同时他还是一个眼光独到、见地非凡的批评家，他新近出版的一部评论集《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我读了相见恨晚，常置床头，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终于出世了。
我是怎么和殷实成了这么好的朋友呢？说不清楚，按说他比我小了至少十多岁，又不常见面，还没有工作关系，可以说两个人没有任何成为世俗性朋友的条件，可偏偏二十多年来隔几年一见，每次见都丝丝入扣，心性相通啊。他专门跑到新疆来了，我陪他去了和田。我是很少陪人的，可是陪他我心甘情愿，和他结伴去和田的日子是一种享受，自由自在，胸无挂碍，真有点“两小无猜”的意思。
他和田之行结束后，回到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他高兴得要命，说和田之行像做了一个梦，完美极了！我看了信也想给他回信，我说“我给你回一封长信”，这封信就是《和田行吟》！
这是一封两万多字的信，通篇都是回信的语气，其中写到的所有的场景、人物、经历、风物，都是两人共同经历的，我们彼此是对方的摄影机，所有的事物，点到即心领神会。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和田，和田如梦，真是一支《如梦令》！这篇文章我也写得一改往日所谓“雄风”，那么柔情，那么温婉，完全像换了个人。发表出来以后，有人认为失败之作，丢失了自己的风格。我也不认为一定是成功之作，但我并非认为我的风格就一定应该固定在那里，我也是个多面体、多棱镜，可以反映出不同层次的色彩。婉约一次又何妨？艰涩一下又怎样？沉郁虚幻一番又有何不可？所以我并不认为失败，也并不害怕失败，对《和田行吟》，我私心还很偏爱。我给朋友写了一封长信，我为和田写了这篇长文，我记录了自己内心的美妙感受，这就够了。这还不够吗，成功也罢失败也罢，于我何有哉！
时隔多年之后，时间和读者会做出准确公正的判断。事实正是这样，《和田行吟》是我献给南疆的一份深情的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