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大约半小时之际，我扭转头看到父亲正闭目养神，似睡非睡，嘴唇紧闭，身边是他的那根手杖。阳光透过舷窗照在他的脸上，明暗格外清晰，仿佛被光线重新勾勒描画过一般。我发现此刻父亲的脸型无与伦比，他的额头，他的稍显稀疏的花白头发，他的鼻梁、眉骨和轮廓，还有那张紧闭的固执坚忍的嘴，都是属于不可多得的完美！正是这个相貌出众的人，在生活中受尽磨难，在他的生活轨道上几乎没有向上浮升的箭头，他却一直到老也没有服输……一个不识时务的普通人，一个人情世故永不练达的老八路，一个顽强的生命，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这个镜头使我心里酸了一下，唤起我的感情。我想到我已经年届五十了，一事无成，枉过半百，少年壮志，消磨殆尽。不识时务，不懂人情，我不是也和他一样吗？有其父必有其子，斯言信矣。
蓦然间我忽然想起少年时做过的一个可笑的梦，那时梦到在一个大广场上举办一个展览会，展览会像迷宫一样，盛况空前，每个展览项目前都有一位本项目的杰出人物作当场表演。我窜来窜去，突然发现父亲站在一个项目前。他没看见我，他正在现场表演刷牙，他是被作为刷牙最认真、技巧最娴熟的突出人物来做示范的……我当时很沮丧，干什么杰出不好呀，偏偏是刷牙！
这个梦给我留下的印象竟如此深刻，到了现在也没淡忘。这说明，一个少年对父亲的期望也是很高的，犹如父亲对儿子的期望。所有的人家父子之间都曾充盈过因希望而幻化出的相当诗意的美梦，但最终都在社会面前受挫，在现实这块坚硬的土地上变得清醒过来。现实就是这样，它不会一直宠爱谁，也不会一直孝敬谁。
三个小时以后，北京到了。
在约好的地点，晓桦匆匆地走过来，他一看就知道站在班车售票处的那个拄杖的老人是我父亲。我们拎起箱子走向停车场的时候，他悄声对我说：“嗨，你爸比你漂亮多了！”
三
北京对我父亲来说是个什么地方呢？是陌生，是熟悉；是拥有，是失去；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是一段情缘两相弃。北京啊北京，你怎么说也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你还是我们生命历程这部大书的一篇总序言，打开这一页，整部书里的各个章节历历在目。
父亲是把北京装在心里走向自己的生活的，他把这当成了一生的信仰。对于这样一种情感，生活在北京的人一般是很难产生的，也是不容易体会的，从未生活在北京的人也是很难产生和不易体会的。
他在北京生活工作了七年，除我以外，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在北京出生的。但是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来过北京，北京变得他一点也不认识了。当汽车在三环路上行驶的时候，父亲平静地望着窗外，他没有大惊小怪。只有一些地名是他熟悉的，但是地名之下的景物已经与昔日毫无联系了。沧桑之变在他心里引起了什么，我无从知道。
有一天车子路过北外大门口的时候，我叫他看，那就是当初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车子一闪而过，他没有看清，但他没有特别要求再回去看一看，他说：“认识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了。”我告诉他，说我去年在皇苑住了一个月，有一次去了北外，没有一块砖头是我认识的。父亲笑了起来。
我在想，一九五五年秋天父亲这个十四级干部应该是三十七岁，他举家迁往新疆的时候不知是怎么想的。他说想法很简单，他当时在北京才拿九十多块钱，去了新疆就变成两百多块了，他说：“在北京那点钱养不起你们四个呀。”
父亲难道不知道北京的地位重要么？他当然知道，他是为养活我们养活得稍好一点去的新疆。
后来他特意要去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纪念堂，我陪他去了。近十几年我几乎年年去北京，但我从没进过纪念堂，这一次总算陪他去了。
在天安门广场上，春天的风筝欲飞还坠，北京老头和外国游客各得其乐，人并不算太多。我们从英雄碑一直向金水桥方向散步，心情舒朗，天气晴和。走到靠近天安门的广场尽头，父亲环顾前方，然后用一只脚轻轻踩了一下脚下的地面，说道：“开国大典那天，我就站在这个位置。”
“第一排啊？”我说。
“华北军大都是军委直属单位，营以上干部在这个位置。”父亲有些得意地说，“毛主席看得清清楚楚。”我看着他，想象着父亲当时站在这里的样子，一个三十一岁的年轻军官，头戴大盖帽，一身军服紧绷在颀长的身体上。我猜想父亲当时应该半张着嘴，目不转睛地仰望着城楼上他的那些领袖们。
北京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哪里能知道。他一生所经历与体验的，战争、抉择、胜利、挫折、危险、迁徙、痛苦、希冀……哪一样都远远比我真实，比我强烈得多。所以，有一年我弟弟半岁的小女儿因病夭折在医院里，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可是一扭头看见父亲紧闭住嘴唇沉默不语、滴泪不流。我当时就明白了，在忍受痛苦和命运的打击时，他永远比我坚强百倍。
四
早晨我早早就爬起来，陪着他走出饭店，过街到对面马路旁边的一块空地上，他要每天锻炼一小时。父亲已经风雨无阻地坚持了近二十年了，他的那根手杖，并不是为助行之用（他走得很快），而是早晨练剑的代用品。一柄长剑是不准带上飞机的。
他一锻炼，就很投入。他练得很认真，旁若无人，渐入佳境。我站在路边吸烟，我看他锻炼，父亲的姿势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手势、身形、头颈和步态都有一种特殊的、古怪的风格，其中有些动作是他自己发明的，半生半熟，不土不洋。我突然发现他的这一系列长时间的动作中，融会了他一生的全部经历。
是的，全部经历都藏在这清晨一小时的一招一式当中。那个乡村爱好英语的高中生的热情，那个携一本圣经去投身决死队的青年的莽撞，那个当了十一年兵也没有改造彻底的小知识分子的文雅，那个多少城市也改变不了的农村人的底色，还有那种又有点像官又有点像教员的某种不易分辨的气质……都在里面。
更加有趣的是，我发现街上的人都在注意他，骑车的，走路的，有的从汽车里伸出头来。这个老头看来是太引人注目了，为什么？我以旁观者角度看过去，发现父亲确实是精彩，他白发红颜，气色太好了，这一刻他飘然欲仙如同一只苍劲的老鹤。
更为可笑的是，两个路过的小伙子，站着看了一会儿，竟同时在五米开外跟着他的动作比划起来，一边比划，一边煞有介事地说：“这是武林高手。”这个小插曲父亲根本不知道，他聋得厉害。
练完返回的时候，在过街天桥上立住，凉风拂面，欣赏市景。汹涌的车流从身下滑过，伟大的早晨，波澜壮阔。父亲赞叹道：“好家伙，真是不简单！”
然后去餐厅吃早餐，普通的一份饭，一人面前一碟小菜，两个花卷，一个鸡蛋，一杯冲好的奶粉，桌上还有一盆小米稀粥。我吃了一个花卷、一个鸡蛋，喝了半杯奶粉，然后就看他吃。他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吃光，迟疑了一下，又把我剩下的那个花卷拿过去吃掉，把奶粉喝得一滴不剩，又连喝了四碗稀饭。
他吃得令服务员为之瞠目，令我感到不好意思。我说你吃那么干净干吗？太缺乏绅士风度了，要多少剩下一点。
他说：“我不喜欢浪费，何况我还没吃太饱呢！”
哪个老人像你这样吃饭嘛，这样对身体不好，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还引以为荣。这是一种极其农民化的饮食状态嘛，没什么可以自豪的！
他说：“我就是农民，有什么办法。”
农民是一部分落后的，急待改造的阶层。这话不是我说的，可是毛主席说的，中国的重要问题是改造农民。
他说：“我老了，改造不成了。”
五
这天我们按计划去高级党校，那里住着一家人和我们有两代人的交情。这家人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去新疆的北京调干，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又回到了北京，曾在清华大学任过宣传部长，后到高级党校任教研室主任，现已离休多年。他叫曲方明，夫人裴棣，儿子小龙。当年在新疆党校的院子里，这家人是工资最高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家四口人平均百余元），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虽然同是从北京调来的，但我从小就感到他们家比我们家“有知识”。
当我的满口北京话迅速融化于新疆话的汪洋大海之时，小龙的父母严厉地规定他：“不许说新疆话！”
当我们在院子里疯玩，天昏地暗，忘乎所以，小龙的母亲站在远处喊一声：“小龙！该复习功课了。”小龙立即低了头，很不情愿地，但是乖乖地回去了。我当时感到他们家“有教养”，因为我父亲不太管我学习上的事。
小龙的父亲那时穿一件灰呢子大衣，威严得很，我们感到他是了不起的人物。而小龙的母亲风度高雅，仪表非凡，是我当时见到过的最有风采的女干部。这两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都是父亲多年的同事，小龙则是我一起长大的忠实的小伙伴。
高级党校春深如海。在最里头，找到了曲方明的家，我让父亲走在前面，按过门铃后，门开处听到一声“老周！”两个老人十多年没见过面了，坐在一起，宾至如归。
他们谈，谈什么呢？许许多多的往事，许许多多的旧账，都在心里，都不再提。老人的心里，烟消云散，一派宁静澄明，像雨后的天空那样。他们不再慷慨激昂，也不再尖酸刻薄，只是平和，只有舒展。他们谈谈彼此的身体，谈谈或询问一些熟人的近况，然后会意地笑起来。
我望着曲方明先生，这个当年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合影的人（“文革”时揭发出来，为内奸之罪证），也是在我少年时给了我心灵影响的人，他的鼻子显得很高，面庞比过去消瘦。我想，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影响，未必需要耳提面命，喋喋不休；他的形象，他的气质，他身上的文化感和一些有关的传闻，已经足以形成参照和力量，浸透到周围的人们精神里。
裴棣回来了，她去购物了。这位年过七十岁的“老人”依然风风火火，动作很快。她每天到昆明湖作千米长游，天天如此，风雨无误，并且还是一位冬泳爱好者。
我起身叫了声“阿姨”，她叫我“小涛”，完后我坐下来，意识到这样沿袭旧习的、过时的称呼不合时宜，但是在这样一种久远的关系之下，除了彼此再这样称呼，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呢？作为一个已经年近半百的人，当我又叫“阿姨”的时候，我知道一瞬间我的自我感觉又回到了十五岁。是这种久违了的关系给了我一刹那的时间错觉，仅只一刹那，但是多么珍贵。
小龙赶回来的时候如一阵狂风，龙卷风，他一进门就哈哈大笑，嗓门极大，挥舞双臂，和他文静的妻子截然不同。他总是在动，大喊大叫：“酒呢？酒在哪？今天一定要喝，喝什么酒？”
小龙还是小龙，虽然这个比我小四岁的“龙娃”，现在已经是国家体改委的一个司长，但他的内心没有改变，他没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扭曲变形，没有把自己的心变成一颗石头。这样一种在性格上和内心感情上的惊人健康是怎么获得（或保持）的呢？多少人在岁月中变得势利、寡情，除了利益什么都不认识。不受淤染，何等奇怪。
家庭宴会在极其愉快的气氛下进行，最后到了天色已黑，小龙夫妇开车把我和父亲送回饭店。
六
北京的七天快得势如破竹，北京的故事都不能再多讲了，因为故乡山西等在那里，它才是父亲此行的目的地。
四月二十三日晚九点在北京上了火车。
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到了太原。
我估计夜间在火车上父亲睡得不会太好。他那么多年没有出来了，十多年里，天下变化如此之大，骤然临之，焉能安稳？而今近乡情怯，故乡即将在眼前，故旧亲人马上在身边，这个三十年未回过山西，近半世纪没回过家乡榆社的老人一步一步，心潮逐浪，越来越深地陷入自己设计好的感情漩涡中去。
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感情色彩很浓的人。他一生的行为被感情和本能所左右，他的理性能力只是一个扁舟、舶板，在情感的托浮之上航行，起落漂浮，而幸未翻，却从来不能有效地、按预定计划驶进社会功利目的的港湾。的确是这样，父亲的理性能力不是轮机船，更不是大型舰只，他这一辈子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圆天罩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他亲近了水而忘记了港湾。他自己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水手，一个在人生的象征意义上的老水手！
老水手回来啦，
他回到了故乡的水域！
他从火车上跳下来，
跳进水里，
第一口水呛了他的
就是乡音。
他手臂伸开，划着
和游泳完全一样；
他探身过去，
迎面而来的救生圈
是他的侄女。
她在波浪中笑着，
面如满月。
“小芳！”“大爷！”这个家族的接头暗号在所有的密码系统判断无误之后发出了，这平常一幕，深藏了人间亲情的多少内容。
她是代表了根系而来的一片年轻、鲜绿的叶子，她来迎接同一棵大树上的另一根枝桠，她的黑眼睛流溢着光彩，她把他看得和另一个父亲一样。因为他是她父亲唯一的哥哥，而他俩是同一个人的儿子，那个人我始终没见过，那个人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说，我们对他的称呼是“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