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而言之，首先，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类文化精神可以归之于宗教精神和世俗精神，或神本主义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近代以来，以科学哲学、技术崇拜和物质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文化精神日益发展，打破了这两种人文精神的平衡，其主要表现：一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世俗精神(理性之光)已无可逆转地战胜了宗教精神。在美国，尤其在美国南部各州，各种宗教右翼势力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仍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是，总体上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的世俗文化精神有了长足的进步。二是在俄罗斯，随着近代俄国的崛起、强大，俄罗斯文化精神开始在神本主义的宗教精神和人本主义的世俗精神之间左右徘徊不定。虽然俄罗斯文化精神上的这种分裂性，成为现代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强国精神的助推器，但也造成了俄罗斯文化精神中出现了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长期对峙、难分伯仲的格局。基于此，国际上俄罗斯文化精神论者大多数认为“俄罗斯的灵魂具有双重性”。别尔嘉耶夫提出的俄罗斯精神“二重性”曾广为世人引用。但是，这种分析模式并没有完全参透“俄罗斯人的灵魂”。事实上，俄罗斯文化形态属于一种将“自然、上帝、‘神人’”三位一体结合在一起的文化。俄罗斯文化精神、灵魂深处的东西总是来自于这种“三合一”的文化因子。因此，尽管近代以来“西化”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很多领域内逐渐地占据了上风，但是，从深层精神结构上看，俄国内在文化精神对西方现代性精神的反抗并没有结束。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俄国传统文化正在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阵地。不过，俄罗斯文化精神，如同许多受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精神侵蚀的民族文化精神一样，已不可能回复到与以前年代完全相同的状态。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精神的多元化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日本人信奉的文化特殊主义越来越难以与西方普遍主义文化相抗衡。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文化精神发展的种种迹象显示：日本年青一代日益丧失了日本原有的，诸如热爱大自然、追求上进、讲究伦理道德、崇尚节俭和集体至上等精神遗产，并越来越多地成为西方物质主义、个体人自由主义的信徒。文化特殊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是一个相互对立和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普遍主义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占据上风表明，相对于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和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的普遍性，日本文化思想中“具有的客观真理性和普遍正确性的东西不多”。如，日本神道作为一种信仰形态显然不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因此，尽管日本人一直反复强调，“日本人的品性以及社会性质是永恒不变的”；一些日本学者坚持认为，“无论社会如何变化，自力主义、平等主义、集团主义以及能力主义，都已经成为日本人的血和肉”，但事实胜于雄辩，各种迹象表明，日本民族在文化精神上正加速美国化，这使得日本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前景看来并不美妙。
其次，人类文化精神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民族先民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存在着诸多差异及他们对未知世界的不同感受与理解。大自然是人面对、直观的第一个外在对象物，一个民族精神和灵魂由其生长的自然环境所塑造。如别尔嘉耶夫言：“在高山人民与平原人民之间，在海滨、海岛人民与远离大海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存在于精神本身之中，而不仅仅存在于形式之中。”而自然环境给人带来的最大精神差异是，他们对客观世界和人自体的存在的确定或不确定意识。这种意识是一切文化精神的起点。如，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生活的中原地区四季分明，水草丰美，气候适宜，自然灾害相对很少，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大陆地区(中国自然灾害多数是在中国扩大到周边以后才出现的，主要是水患和干旱两种自然灾害)。因而，大自然不仅在中国先民心灵中激起了感激之情，并让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生生不息、民胞物与的认识。即，肯定大自然是一个确定、友善、有规律可循、自我运动、自我存在，且对人类非常友善的生命力，它无始无终，永远处于循环往复的大化流行过程之中。而这种肯定意识，又造成了中国文化精神上的“早熟”，使中国先民在远古时期就开始脱离对神秘的“自然力”(神力)的崇拜，并将文化精神发展的重心转向关注人类社会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再如，在西方文化精神形成中产生过巨大作用的诸如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及由南欧草原迁徙到欧洲西北部极度寒冷的原始森林中的雅利安部族人(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和瓦良格人)的先民，或发源、生成和生活在干旱、贫瘠地中海沿岸地区，以渔猎为生，或生活在欧洲西北部极度寒冷的蛮荒地带，从事渔猎、海盗和打家劫舍的营生。因此，无论是生活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古希腊人、犹太人、罗马人，还是生活在大西洋、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日耳曼人，他们面对的主要自然环境是海洋。大海的深不可测和四处扩散给他们带来的最根本的意识是不确定感，因而增加确定性是西方贤者心中永恒的冲动。为此，他们放弃了早期希腊人的“天人合一”思想，代之以执著于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希求了解、掌握和控制大自然。而强调与大自然斗争的结果是，把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从而使“天人相分”成为西方文化的最根本的底色。与此同时，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还热衷于海外殖民扩张，先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然后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到处建立殖民地，试图把整个世界都变成“自己人”的“天下”。这种为了增加自身安全和存在的确定性及克服对未知世界(彼处)与未来的恐惧，而在心灵上把“自”与“他”完全对立起来的意识，在宗教神学家“亚历山大的裴洛”把犹太人的上帝引入罗马世界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历史进程中，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臣民的心灵和自己的统治需要，使西方人在文化精神上无可逆转地被烙上了基督教普遍主义的印记。通过信奉上帝及在心中把自己与上帝合二为一，西方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藐视大自然，致力于征服大自然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最后，一般而言，超越性的精神高于现实性的精神。但这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而言，即，它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或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存在。因为，在人的现实精神世界中，这两种精神是不可分割的，是人的统一的精神存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总是指向未来和超越现实的。反之亦然，人的超越性精神总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大体而言，道德精神与物质精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即是说，物质是道德基础，道德是物质存在的另一种形式，两者是不可须臾分离的统一的存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或俗话说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一般人很难自觉地把握好道德和物质需求之间的平衡，真正做到不厚此薄彼。历史上，中国古人强调“厚德载物”，讲究“君子取财有道”，承认“仓廪实而生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近代日本町人思想家富永仲基提出，“论语加算盘”之道表明，人要“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真正做到道德和物质两者相互促进而不顾此失彼很难。
在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正面临着如何对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一些合理内核进行更好的、有取有舍的选择；怎样克服中国文化精神中固有的“二重性”给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建设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如何保持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而出现的农村与城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落后地区在文化精神上正日益扩大的差异等重大的挑战。为此，我们在努力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化的同时，还要更重视解决保持国家稳定发展与文化精神创新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并在此前提下，结合中国的发展的实际需要，使更多的国人认同、接受新的综合的中华文化精神，从而在精神根底上，自觉地寻求精神向度的多元化与合理化，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厚实。
第二节 大国意志与文化秉性
一、中国意志与文化秉性
意志是人的最根本的意识和志向，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如克尔凯郭尔言：“在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无法消除的需要和永恒的梦想——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意志的基本内涵是求“什么”。而求“什么”，“什么”就成为一种文化性格的主要特征与表现。毋庸置疑，人这个生命体的意志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及一切生命现象一样，也是求“生与生生”。出于一种动物的本能，好生恶死，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意志”之一。人不仅在“求生”方面具有共通性，而且，在寻求“生生”和“永生”方面，也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求生”意志的表现形态及其选择的“求生”方式方法等却大相径庭。其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对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对自我和其他人生命的态度等，都不一样。如，中国古代先哲对生命的解读是，“生”乃“天”之“德”或“天之大德曰生”，即，生命现象是“天”、“道”、大自然，自为、自在的存在方式，是宇宙法则自我运动变化的结果。在中国古代先哲看来，不管人与人还是人与其他物种在外形上的差异有多大，作为生命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基于对生命本质的这种认识，首先，中国人自古之所求，一言以蔽之，就是“求仁”，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辉”、“与生民合其命”、“与鬼神合其吉凶”。即，追求顺应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去享受生命、热爱生命，并为家、宗族、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丁兴旺作出最大的贡献。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的内核和立论基点是“求仁”。“仁”在儒家思想中代表了一种最高的道德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也能够充满着爱。如孔子言：“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也”。因而，“求仁得仁”成为中国古代无数儒者毕生之所求和理想的人生。为此，他们倡导，并激励自己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事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同时，在孔子看来，“仁”就是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内生的“仁”性。不“仁”也就是非人。因此，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哲学一直主张以人(仁)为本。而“以人为本”，实际上又是以“他人”为本，以整个家族、民族和国家为本，即，在形而上学上实行“他性”原则。而所谓“他性”原则，就是以“我”“他”一体，以“他”就是“我”或无“他”无“我”，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出发点，以克服人与人之间由各自的自我求生意志的发展而必然会产生的各种问题。如世界著名日本文化论者小泉八云言：“东方的‘己’并不只是一个个人”。用现代化话语说来，“他性”原则就是主张“我活你也活，大家一起活”；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因为，在“求生”这个关键问题上，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不分彼此、你我。数千年来，正是由于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一直奉行他性原则，中国才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人种多样的超大型国家—文化共同体。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种族、民族、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国并不具有根本重要的意义。中国人也普遍认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即人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并讲究将心比心。
从“求仁”出发，中国文化视生命为最高原则，自古崇尚厚生与积德，因而，中国人的内心不仅有强烈的民胞物与意识，而且对大千世界万物生生不息，有一种挥之不去、难舍的于穆不已之情。中国人常说的“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生命为本。而生命的含义则涵盖了包括天下一切人在内的所有的生灵及生命现象。孟子在论述人性时曾说，“人之异于禽兽几稀？”他作为一个性善论者发出这一感叹，显然不是为了否定他自己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立论。相反，他是要强调，人与兽之间这“几稀”的差别，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换句话说，人的求生本能虽有许多与其他动物相同的一面，但重要的是它还有着自己的特点，有着不同于动物本能的地方，否则人与动物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个差别就是，人认识到不仅自己要生、要活，其他人、其他动物和世界万物及一切生命现象都与自己的“生”与“活”密切相关；人自己要“生”，要“活”，同时也要让其他的生命现象存活。而不能再像人未脱离自然界之前那样，与其他的生命现象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言以蔽之，人认识到，只要人人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大家都可以活，而且会活得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