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它指的是“神力”，即，代表自然力的神秘的诸神祇。自然主义的，神秘主义的神本之思是俄罗斯、日本文化精神最根本的底色。从俄罗斯看，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绝大多数俄国哲学家都力图证明一种能赋予人生、历史和世界以内在根基和意义的精神实在。他们还坚信，在人的世界上，不是“物质的秩序和关系”决定一切，相反，只有“心灵的秩序”，只有与神相通的“心灵秩序”，才是人的真理、自由和善本身的真正基础和源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有一种神秘的关联。”索洛维约夫在其完整哲学体系中则强调，“经验主义只能确定个别事实，不能证明完整整体；理性主义依靠抽象来论证整体，但流于空洞。只有依靠神秘的直觉，才能确定绝对存在物的存在。”因而，“神秘主义就其绝对性质来讲，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它决定着哲学之思的最高本质和最终目的”。“神学和神秘主义以内在的绝对信仰的形式提供了对于本原的直接知识，而这正是哲学乃至全部完整知识的基础。”再如，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哲学家弗兰克认为，人自身包含着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存在，并感到需要自己存在的绝对稳固的自我肯定的基础，这使得人“与超验的神的世界发生了本质性的联系”。从日本看，日本文化精神建立在远古时期日本先民信奉的原始宗教基础之上。在日本大和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日本皇室和公卿贵族并没有因佛教和儒教的传入，而放弃原始的神道信仰，相反，在日本神道宗教化进程中，日本固有的自然神祇崇拜向“现人神”和祖灵崇拜过渡，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日本天皇作为“现人神”的神灵地位，使“神皇一统”、“祭政合一”成为日本的特殊国体。这样，通过神人合一和天皇制的确立，日本文化在本体论、时空观和历史观上把握了往世、现世和来世；肯定了现实世界从“无”到“有”，又从“有”变为“无”的变化，并借助“神”、“皇”、“我”的三位一体，来克服对无知世界、大自然的力量(神力)的恐惧，以求得生生与永生。如九鬼周造言：日本文化“精神实质是神，意志情趣、生活态度、社会伦理道德等是儒，佛教成了形式”。再如，当今日本到处都是神，在日本人的单位集团和家庭中，神无处、无时无刻不在，日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整个地笼罩在“神”的光环和护佑之中。对日本人来说，“神”是具体的“无”或“无”的具体存在，换句话说，日本人认为，“存在”即是“神”，或者说“神”即“存在”和“存有”，也即是说，“神”就是“大写的我”，“我”就是“存在”。信奉现世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日本人就以这种方式，实现了自我、个别集团的最大化。
其二，它指的是俄罗斯伟大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的“神的无”和“神我”，或日本现代哲学之父西田几多郎的“绝对无”和“我神”。在近现代俄罗斯与日本开始参与争霸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以索洛维约夫和西田几多郎为代表的俄罗斯与日本思想家们，一方面竭力抵制西方个体主义本体之思对本国人文精神侵蚀，同时，他们又积极地致力于创建旨在为本国争霸世界服务的形而上学体系。如，弗·索洛维约夫提出了“神我”思想，并据此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神的无”哲学体系。索洛维约夫所谓的“神人”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即与动物有着根本区别)并非由于自身创造，而是由于神的作用。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人性因素，就是他的神人性，即与神相通的人性。”索洛维约夫期望，通过把“‘人’的西方和‘神’的东方”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神人类”。当然，“索洛维约夫心中的这种‘神人类’不会是别的什么人，而只能是俄罗斯人”。再如，西田几多郎认为，西方思想以“有”为根本，东方思想则以“无”为特征。而这里的“无”不是指与“有”相对而言的“无”，而是连“无”本身也要加以否定的“绝对无”，即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的“空”、“无”、“空寂。”西田几多郎以这种“绝对无”，来表述他的所谓“原始的直观意识”。他认为，“当这种意识尚处于‘物我相忘’、‘主客未分’的状态时，我们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它实际上是“存在于理性思维之前的一种无差别的精神状态”。西田几多郎以这一概念为基础，改造了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并提出他自己的“囊括我与非我的‘一般者’”或“辩证法的‘一般者’”等“自我”概念。西田自以为通过“绝对无”的“自觉限定”，就能创造出世界。这种“由无创造有”的神秘理论，实质上是佛教中“一念三千”思想的转化形态(变体)，即，世界(三千)存在于心的“一念”之中。西田的“绝对无”指的正是这种“心”的状态。
其三，在俄罗斯，它还意味着对基督教世界主义，即，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普遍承认，以及将俄罗斯民族视为上帝唯一选民，具有拯救欧洲乃至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意识的价值肯定。在俄国历史上，东正教对俄罗斯人文精神发展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从“整体上促进了俄罗斯有关人类平等以及人类共同历史的意识的产生”。如霍米亚科夫言：“历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在东正教的基础上恢复人类的兄弟般的统一。俄罗斯之作为东正教的主要支柱，担负着伟大而超级的任务。不仅要在真正基督教原则上改造本国生活，而且要在爱的原则的基础上把自由联合的思想提高到‘四海皆兄弟’”的高度。其他诸如弗·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别林斯基等俄罗斯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管他们是属于西方主义者还是斯拉夫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沉湎于有关俄罗斯的普遍救世主说的幻想之中。他们“不仅相信俄罗斯的宗教使命，而且还相信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相信俄罗斯民族是“整个大地上以新上帝的名义复兴未来和拯救世界的唯一的一个体现上帝的民族；只有俄罗斯人能够找到自天而降的人间耶路撒冷；只有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的上帝和耶稣，才能使人类获得重生”。如果戈理言：爱俄罗斯“就要热爱所有的人并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因为，“生命之水只在信仰基督教的人类宇宙精神中循环”。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直截了当地宣称，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神——即宇宙精神。因而俄罗斯人的历史使命是“努力使欧洲的诸种矛盾得到化解，最后按照福音书教导使各民族间达到普遍的和谐”。这些俄国东正教精神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深藏于俄国人的内心世界，构成了俄国文化独特性的主要根基。由于俄罗斯文化精神在各方面都追求终极、彻底和绝对；追求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爱；俄罗斯人“希望充满人性的上帝来实现自己的人与人将不再是狼，而是兄弟的愿望”。因此，“超民族主义、普遍主义和无国家性、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本质属性。”
而在日本，“一”还意味着与俄罗斯人普遍信奉的基督教世界主义相反的“日本特殊主义”。其主要表现：
一是强调与“尊皇”观念和“皇国”至上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万叶精神”及由此精神衍生的复古神道、日本精神、日本主义、国家主义、国家神道等社会思潮和思想观念。18世纪后，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代表的日本《国学》的产生，标志着日本民族文化精神自觉、自我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与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粹”主义者一方面将复古神道作为日本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等价物，宣扬日本至上主义，高歌“我国是万国的本国、祖国”、“皇国即天地之根源，所有事物均较万国为优”及日本的“造化三神”也是世界万国的神，强调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孙的后裔，至神武天皇始，日本皇统已无与伦比地连绵了2500年；另一方面，他们又利用日本的创世神话，系统地整顿、打造天皇正当性的观念，将“国学运动”与“勤王运动”结合在一起，使天皇登上了国家“家长”之位。后藤忠一郎在《天皇制国家的形成与民众》一书中指出，“明治近代国家的政治过程乃是天皇神学概念世俗化的过程。政府利用权威，系统化地整顿幕府末年到明治维新这段时期还不很明朗的天皇神学概念，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常民’长久以来的谷灵信仰中存在幻想式的天皇信仰。”但是，实际上，如饭沼二郎言：“明治以来，被当成国民统合基础的天皇制其根本思想是民族主义。”
二是主张“日本精神”、“日本之国民意识”的独自性和优越性。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促使日本人开始重新认识日本民族的价值。为了反对欧化主义，日本“国粹”主义者通过强调将“大和魂”、“大和心”和“神国观念”结合在一起的日本武士道精神“与更为广泛的民众的朴素的爱国心相联系”，提出所谓的“日本主义”。日本主义者认为，日本精神的“伟大”源于日本民族文化的独自性，即，“日本文化能够对各种各样的文明产物、思想，要求‘给予方向’”；“每个日本人都是‘分灵’，以不同呈现方式维系着命运共同体”。这种强调日本文化精神独特性和优越性的理论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风靡一时，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武器。如古在由重言：“昭和时期的‘日本精神’，不论是名，还是实，都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冒险的侵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口号。”
三是把日本理想化，并将之发展成为一种“国家至上主义”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自复古国学出现后，日本思想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把儒教和佛教传入来以前的日本加以理想化”的倾向。如，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在《玉茅百首》和《玉匣》中提出的所谓“八纮为宇”神国主义思想。他认为，“盖天与地原为一国，其间并无间隔，故高天原者，万国所同戴之高天原；天照大神者，因为治天之神，宇宙间无与伦比，只要天地长存，则四海万国无不蒙其德光所照，无论何国，亦不能一日片时不得大神庇荫而可自存者。”因此，日本是世界的本国，世界各国无一不在日本天照大神的支配之下。再如，平田笃胤通过强调日本复古神道中造化神的最高地位和作为“本来世界”的死后世界的意义，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图式。明治维新后，通过诸如高山樗牛、三宅学岭等，日本主义者积极“宣传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价值与意义”，国家至上主义就从原初作为日本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与西方强势文化抗衡的思想武器，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意识形态工具。二战后，为抬高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是在日本疯狂吸收西方技术的巅峰时刻，一些日本学者仍强调“日本人的品性以及社会性质的永恒不变性”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但是，事实上，如本尼迪克特言：“‘日本特殊主义’掩盖了日本民族精神本原上固有的‘自我不确定感’，这种缺乏自我确定感是日本国民性这个结晶体的心理核心。它一方面表现出自我不成熟、欠缺自我主张、服从心态；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日本人对权力的恐惧，造成日本人和权威主义紧密联结。而权威主义又是使日本独特的家元制及天皇制得以存续的关键。”
我们认为，在人类文化精神史上，肯定我族特殊性是一个超越时空并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但相比而言，日本比其他大国更强调日本精神、灵魂的特殊性。尤其，近代以来，日本尽力找寻本国文化传统中堪与西方思想媲美的东西，以获得一些自尊、自信和优于其他亚洲人的满足感。如日本著名学者南博言：日本人有“太多的本国意识”；世界上“没有比日本人更好自我定义的民族，也就是更加强调自身文化特殊性的民族了”。而日本学界许多人之所以乐此不疲，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文化精神是日本立国时期输入中国和印度文化时和日本原有的意识形态交织而产生的一种变形”。但是，“变形不意味着创造性，也不意味着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对客观真理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而且，“变形的程度越高，越具有浓厚的特殊性，这个思想作为人类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就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