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精神、灵魂和秉性的丰富性、矛盾性决定了俄罗斯人的“求生之道”从来不像中国人那样“一”以贯之，而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选择不同的“求生之道”。主要是：他们除了从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学会了隐忍和善变之外，还学会了将自己的先祖瓦良格的“酋长道”，与蒙古鞑靼人、突厥人的“马胡之道”(匪盗)、拜占庭人和法国人的“教士道”及近现代德国人奉行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之道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集匪气、霸气、神气于一身的文化传统。换句话说，在俄罗斯民族成长、崛起和壮大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主要求助于与日耳曼人相类似的“酋长道”和自己所特有的“匪盗”或“马胡子道”，即，像诸如蒙古鞑靼人、突厥人等，自古以来生活在辽阔的中亚和南欧大草原上的强大游牧部落一样，依靠风卷残云般洗劫、杀戮他们遇到的一切部族人群，来赢得壮大自己的生机。17世纪后，俄罗斯人依靠从蒙古人那里学到的“匪盗”和自己先祖们本就擅长的“酋长道”以及彼得大帝改革后采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之道，走上了与欧洲列强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不归之路。如弗兰克言：“俄罗斯人的好战、侵略成性等游牧部落因子是俄罗斯个人和集体人格的内在自然发展，是其某些原始精神力量的宣泄，是其宗教形而上学生活观点和生活态度一般特点的表现，也是最深刻的即宗教价值观对其心灵影响的结果。”布尔加科夫在《我的祖国》中亦指出，“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平原、平原，还是平原，它在俄罗斯内心产生的，要么是真正‘无边的恐惧’，要么是真正的宗教灵光，要么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因此，俄国统治精英历来奉行的法则是：“为保卫国家的心脏地带，首先必须在心脏地区的外围建立缓冲地带；第二，为保卫新建立的缓冲地带，必须在缓冲地带的外围进一步开辟更安全的缓冲地带；第三，一旦占领了别国的领土或建立了缓冲地带，决不能松手。”几百年来，俄罗斯人对大国地位的渴望、对海洋优势的寻求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等都积淀为具有恒常性的文化因子，因此，俄罗斯民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具有天然的“帝国冲动本能”的外向型民族之一。
四、日本文化意志与秉性
在日本，基于对自然界中一切存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灵性的生命的根本认识，日本文化“一以贯之”索求的，首先是“神”，这个“神”与西方文化中的神主要指的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同，它本质上指的是自然—生命、自然的生命或生命的自然状态；人、现人神—天皇。即，自然界中一切存在——山川河流、植物、生物和动物；形式上表现为日本神道和天皇制，即以神道和天皇制来表达对自然—生命的崇敬之情。换句话说，生命、万物在日本先民看来是神皇的显现；“神”就是“天”、就是“德”、“天德”、生命的源泉与归宿。日本学者齐藤正二在《日本的自然观研究》中认为，日本先民具有的这种从神而来，归神而去的生命观和自然观明显地“深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具体言之，从神—自然、生命看，与中国先哲把自然抽象化为天、道、法则不同，远古时期日本先民同南太平洋地区其他部族人群一样，把自然视为孕育万物生命力和生产力的、看不见的神秘力量，是给人类带来无限恩惠的生命之源和无所不能的神。如日本学者山本七平言：“日本神话视芦苇为从湿地中涌出来的生命力和繁殖力的象征”表明，日本先民认为，“生命是自然、神生成的”，因而，“日本人追求的首要之道，是回归自然—神之道或自然而然之道，即生活本来的、自然的模样——神秘的过去。”山本七平认为，神的寓意是“隐身、幽身、合身、镜身”，意味着隐含生命力的、看不见的精灵或“各种现象背后看不见的力量”。在日本先民看来，“生命的本质是神的显现，神在人身上的存在就是灵”；“世界万物的形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灵是一样的，都是神”；万物之灵并不随着其形去与形枯而消失，因为它们是神的显现；事物的生与灭，只是转变了存在的方式，作为神(灵)的存在是永恒的。因而，过往的祖先都是神，他们的灵魂永存。因此，日本原始神道祭祀的神祇，大多数是有利于生命的产生、增长，或是认为对自己的生活能赐予切实的恩惠，能直接护佑自己生活安定、繁荣、康乐的神。再如，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认为，“上古之后的飞鸟时代，日本人开始意识到大自然给予人类精神生活的深远影响，中世纪贵族地位的没落”，使“日本人开始向往大自然的清静，这种生命态度一直持续到夏目漱石”。因而，日本神道本质上是祈求神力的护佑，以增强自己的生存几率之道。同时，日本神道还反映了日本先民不仅祈求成为神，以获得永生(即通过变为神而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存在成为无限的生命存在)，而且祈求在生时能像神那样被尊崇和朝拜。基于此，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四大人”之一的本居宣长认为，“凡所谓神者，即古典记载的天地诸神，以及祭祀与神社中的灵魂。又，人更不必说了，就连鸟兽草木高山大海及其他，其德高非比寻常而可畏者，即为神。”所谓德高的“高”，并非仅指尊贵、慈悲、武勇，凶而奇而且于世可畏者，亦称其为神。——神有贵、贱、强、弱、善、恶，其心与行亦随之而异。而且，“无所不能的神控制着日本的人伦世界。因此，人无须再对人间施加统治，只要人人顺应自然，顺应神的意志，在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日本社会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在日本历史长河中，日本人的生活确实如本居所言的那样，是“长期生活在对纯洁的自然神的崇拜之中”。他们“把自然看成宿命，强调自然的偶然性，认为人世间的事也是自然生成的”。因而，追求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像自然那样地身体力行，逐渐地沉淀为日本文化的根本的底色。而日本原始神道对自然的生命，尤其是对长出农作物的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对山、河的崇拜，属于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的泛神或多神的宗教，这种宗教信仰在日本立国和民族统一进程中被“大和国”皇室祖先所利用，在中世纪通过与从中国输入的佛教和儒教的习合，发展为日本的神道，在近代又通过复古神道的兴起，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现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公民宗教。总之，如中国学者刘立善言：“神道中的神主要是生命力的象征，神的意义表现在生命力和生产力的生成。神的主要机能就是生命的繁殖。”神道主张，“凡合乎生命繁殖宗旨的则为善，反之即为恶”；“神虽然有神秘的生命力和生产力，却又十分封闭保守，人只有满腔热诚地进行祭祀，才能如愿以偿。这就是神道的本质。”而神道中的神，“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生活意志的神格化”，就是日本民族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的生活意志的神格化”，它“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在当代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将继续作为日本文化的主流，流向未来”。
作为人类幼儿时期文化形态的表现，日本原始神道具有浓郁而粗糙的自然主义色彩。它的形成与发展同日本先祖生活世界中的自然风土息息相关。而作为自然之神意和道德规范的“宗教前的宗教”，日本神道有两个重要的特征：
其一，纵观日本历史，神道就像一个“变色龙”或“换穿服装的偶人”，频繁地转换着自己的表现形式。如日本神道研究家石田一郎言：神道的特性之一在于善于变通和具有很强的圆融性。在日本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它为了生存下去被迫频繁地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以适应各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需要。日本神道原先是由朴素的自然崇拜和国家统一意识交织而成的民族信仰。佛教、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传入日本后，一些超氏族、超地域的“蕃神”的来临，迫使神道在表现形态上进行了神佛调和、神“儒”调和以及“神”、“儒”、“佛”、“老”的调和。在“天皇即神”的时代过去后，继之便是“推佛于神，复援神于佛”的宗教时代。日本列岛上的氏族部落信奉的原始神话演变为形而上的佛教神话。即使是明治维新之后兴起的复古神道，也是由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想所准备、所培植的”。简言之，从镰仓时代的真言宗的两部神道和天台宗的山王神道开始，神道经历了佛主神从、神主佛从、神的儒化、儒的神化等发展阶段。其间，神道抑或展现出“本地垂迹”的外貌，抑或穿上“三教一致”(儒、佛、道)的外衣，抑或成为国家神道，即经由“神佛共治”迈入了“神”、“佛”、“儒”“三合一”共治时代之后，披上了现代民族主义外衣，作为“国家神道”充当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动力和意识形态工具。如，日本儒学开创人藤原惺窝认为，“日本的神道正吾心，悯万民，以施慈悲为极意；尧舜之道亦然，儒道，神道，名异而心同。”再如，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大师林罗山为“推动日本的神辞佛还俗，以激发出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倡导“我朝神国也，神道即王道”。又如，日本吉田神道创始人神道家吉川惟足说，“朱子学中的太极，即日本的天神国之常立神，一切的神无非都是太极的具体表现。”
其二，日本“神道不以欲情本身为罪恶”，“对善恶是非丝毫不作严格的判断，显得宽松柔软，而且十分风雅”。日本神道的根底在于未教化之前人类的心灵状态。在自然朴素的原始社会，日本先民信奉的是一种极其单纯幼稚和素朴的至善观，它相信“吉”的力量足以克“凶”，善恶的结局无非归于吉凶；抛开吉凶就无所谓善恶。在古神道中，“善”意味着佳、良、幸、贵等吉祥的意思，“恶”的含义则截然相反。因而，《古事记》神话中的神，都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他们无拘无束，杀来杀去，有一种残酷之美。这一“没有文字的文化和没有语言的思想”对日本历史、文化精神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影响。如乔治·桑索姆言：“通观日本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辨认善与恶的能力，或者说他们不想解决这个恶的问题。”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中亦认为，日本人总是坦率地否认所谓德就是同恶的斗争；“有恨罪不恨人的意识，对于罪恶的真正原因、责任的追究以及对被害人的补偿等比较豁达；从不把人生看成善恶两股势力相争斗的舞台，而是把人的存在看成一场戏，这场戏要求在一个圈子和另一个圈子之间，在一个行动和另一个行动之间，可以保持平衡，每个圈子和每个行动方针就其自身而言都是善的。”再如，本居宣长认为，“既然恶神是和善神一样存在着，那就必须与他们和好。做种种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是非不分的日本人不信绝对的、纯粹的罪恶的概念。绝对的罪恶是不近人情的，恶的神主并不就是魔鬼。他们不过是鬼魂，能影响人类的欲情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欲情之神。”本居宣长还在《日本物哀》中宣称，“日本人天性本善，没有必要与自己身上的另一半邪恶作斗争，所需的只是净化其心灵的窗户；”“‘道’原本不是只靠学问来获得的。而人与生俱来的‘真心’才是‘道’，所谓‘真心’，就是无论善恶都是人与生俱来之心。”本居还指责中国文化，“万事都以善恶论，都要讲一通大道理”，主张“人情没有和汉、古今、贵贱之分，人皆有之”；“是非并不是一清二楚的”。小泉八云在《日本和日本人论》中也指出，日本人认为，“每个人的灵魂原先都闪耀着德性的光辉，就如一把利剑，如不经常砥砺，就会生锈。即使生锈了，在锈层之下发光的灵魂依然存在，如把它再擦一下，就可重新发光亮”；“日本人的生活哲学不把肉体视为邪恶。享受合理的肉体快乐不是罪恶。精神与肉体并不是宇宙间两大对立的势力。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相斗争的战场。”同时，日本佛教宣传，人的心中并没有天生的恶，每个人都能成佛，道德规则不在经典之中，而要到自己大彻大悟的清净无垢的心灵中去寻找。基于此，日本学者南博指出，“日本人说的真善美都是‘外来的’，本质上日本人什么太强的欲望都没有”，因而，他们“不需要包罗万象的道德戒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