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现人神、天皇看，自古以来日本人根据宇宙、生命的生成源自天神的神话，把天照大神视为自己的“心灵故乡”，并通过崇拜天皇—“现人神”来“感受和表示自身的威严”。如，《万叶集》“幸于吉野宫之时作歌”，赞天皇即神。这种“现神”的思想认为，自然、自然神、生物以及人类世界均在天皇的支配之下。日本足利时代的文书曾把天皇称为“人皇”，这种“神人同一”的宗教意识是支撑日本皇室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再如，日本学者竹内好在《权力与艺术》中说：“正如‘裸体雕像中包含了全部的希腊’，‘日本的’一草一木中都包含着天皇制。”日本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亦认为，本居宣长说日本人具有“直指事物本真”的科学精神的真髓，“是万事万物归于——矛盾的自我认同在于皇室中心”。基于此，戴季陶认为，“日本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潮流趋势，像百川归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做了中心。”日本人向来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陆海军中迷信“神权”和“神造国家”这些自尊自大自囿传说的人不知有多少。国粹主义者笕克彦博士直言：“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深作安文则强调，“皇室中心主义”成为日本人精神上保持自己文化特性的“防波堤”。凭借着它，日本抵住了“儒家的改朝换代、佛教的厌世观、西方基督教的从个人跃升到世界人类的思想”入侵。总之，从远古时期的原始信仰开始，日本人在天皇身上仿佛看到自己充满沧桑的历史，通过长期形成的，生生不息的神—自然—生命—天皇观，日本天皇成为连接日本人的感情纽带。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和知识精英利用“日本文化多层基本结构中的这一根底”，把日本发展成为一个绝对主义天皇制国家。日本著名心理学家堑江清志在《现代日本人的生命意义》中指出，“明治政府成功地将百姓的氏神信仰转换成天皇信仰，日本人被迫在天皇信仰中求取生命意义，不得不为天皇而生、而活、而战、而死。”日本国歌君子代的歌词，“君主，犹如小石成岩，岩上生苔，永无止境”，也反映了这种皇权思想在二战之前成为驱动日本人心灵的强大源泉。
从深层哲学原理上看，日本神道、天皇制的形成与发展，根植于远古时期日本先民中存在的“中空”思想。如日本哲学家河合隼雄在《中空结构日本的深层》论文集中言：“《古事记》中阿米、能美、仲主三神在日本神话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强调无为之神的特性正是他们一贯的结构。这就是日本神话的‘中空性’，也是日本神话最基本的事实。换言之，并没有什么原理可以占据中心的位置，而是在中空的周边不断回旋。中空意味着所有善恶正邪的价值判断都被相对化了。中空避开了非得有统合的尴尬，反而容许对立的共存。当中空意味虚无，也是‘中空’结构最危险之时。”而中空的“中心是一个空性的体现者，天皇制的存在就是中空理论最好的体现”。这种“中空”思想一方面表明了，在日本，“从万物有灵论而来的祖先崇拜很早就否定‘尊神’的观念，切断对全知全能神明的向往。天皇也否定了全知全能，与其说天皇在支配日本，不如说天皇仰赖由下至上的服从才能统治日本”；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日本‘常民’长久以来的谷灵信仰中存在幻想式的天皇信仰”的哲学基础。由于日本本土村落的“氏神”多多少少都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相连，日本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象征秩序、保守、支配阶级的天皇。二战后，尽管日本天皇制又一次遇到了危机(历史上仅有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危机发生在日本战国时代织田政权时期)，但战后它的支持度一直呈上升的趋势。如，1978年NHK所作的“全国县民意识调查”显示，认为“天皇应该被尊敬”的人为55.7％。1986年《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民调结果是，前者的57.6％，后者的55％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天皇有亲近感，尊敬天皇制。21世纪后，日本天皇制的支持率进一步走高。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支持天皇制的人分别为72.4％和84％。基于此，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公开宣称，“日本这个国家，正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因此，我们认为，只要这种从日本固有的“神的双重结构”信仰中孕育出来的“无私”情感继续存在，日本天皇制就会被保持，它被右翼保守势力重新利用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其次，相对于西方国家求“真”(物、理)和中国求“仁”(人、情)的人文精神而言，日本人文精神的底色之一是求“直”(正直)、“诚”(至诚)。汉字“直”的基本含义是原来的、本真的。在日本文化中“直”的含义被扩大，它不仅意味着“本”、“真”，还具有自然的、率性的、正确的、不加修饰的人的本性或本心及“善”、“正”、“明”、“洁”、“清”、“净”等多重意涵。而“诚”字在日本文化中被“当做人际关系的‘不得已的自然’”，其“最大的含义就是‘不欺骗自己’”，并由此而延伸，具有“无心”、“无我”、“无私”、“有情”、“有心”等意涵。自17世纪末日本儒学古学派和复古国学兴起后，随着日本民族文化自觉运动的展开和民族独立意识的上升，日本思想界一些人为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强调要以“直心”，取代“唐心”，从而开启了追求“自然本心”、“大和心”、“大和魂”或“大和精神”的日本主义之路。另一方面，山鹿素行等日本思想家依托日本阳明学和禅宗，将以“持敬”和“致良知”为核心的日本传统儒学转变为以求诚和“至诚”为中心，从而不仅改变了日本儒学的发展方向，而且使日本“制度论的武士道”，发展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具体言之，(一)在日本文化中，社会学意义上的“直”的内在本质等同于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自然之物”和“自然之心”。因而，“直”(正直)既是“日本神道的精神内核”，也是“大和心”或“大和魂”的核心要素和根本的特征。所谓日本“大和心”或“大和魂”指的就是自古以来日本人的本来的自然之本心或本性。这个本心是自然的，没有善恶之分的。即本居宣长为排斥“唐心”、“汉意”而强调的，非人为、雕琢或被人为地教化过的“心”。如本居宣长言：“所谓‘真心’，就是无论善恶都是人与生俱来之心。”同时，在日本人生活世界中道德情思与源自于“直”的“本分观念无穷的扩大”密切联系在一起。“直”是日本伦理道德价值观的首要的端目。如，日本神道伦理观念的特色，除了天皇崇拜，就是“赤心”(清明心)。日本神道极力诫说的要点就是人需要保持自己心灵的清明。针对神道的明净精神，本居宣长曾作和歌云：“若问敷岛大和魂，君不见，旭日一轮，初照山樱吐清芬。”山鹿素行则指出，“神道者，清洁不秽之理也。”再如，是否出于“本心”，能否尽到“本分”，对日本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日本人交往中推崇讲“真话”，认为“真话”代表了人的心声，本心、本意、真心或真意，并讲究与他人进行心与心的相交。即，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不仅重行动的结果，而且特别注重人的动机，凡事都以发誓来表明“心”的“清明”。基于此，早在江户中期，日本思想家石田梅岩在1699年出版的《和论语》中认为，“清楚划分借贷和所有是正直的基本”。他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日本人的常识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基础”。(二)自日本国学大师本居宣长提出，日本要以“神代记”的“大和之心”与儒佛的“唐之心”对峙后，随着日本国学影响力的上升，“大和魂”作为“日本的固有之魂”，从一种独特的，“不用汉字(男文)而是用假名(女文)倾向进行思考的方式”或“一种贯穿日本文学史的‘土著世界观’对外来思想的反击”，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精神的代名词。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加藤周一认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大和魂”原初的意涵发生了许多变化，已变得十分含糊。其一，它是指“摄关时代”和宫廷社会紧密相关的人所能发挥的和“汉才”不同的功能与精神能力，即，不仅能随机应变地处理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同时，又能功利主义完成个人及族群幸福安全。古在由重在《和魂论笔记》中指出，在日本，“具有汉学能力的叫做汉才，和魂指的是人所擅长的经世之才，即不依赖于汉学能力而具有独立活动的能力，亦即人的精神力量，指的是生活中的分辨力和解决问题，应付生活需要的方法和能力。”换句话说，“对生活中什么重要或不重要的分辨能力并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就是‘大和魂’或‘大和心’。”古在由重认为，“和魂的本质原本是生活性即物性、现实性的东西，它既不是神道的、神话的东西，也不是面向天皇和圣人的东西。莫如可以说，它是地上的、世间的、人民的东西。”其二，它指的是一种“不师古因袭，而致力于国家独立发展的民族气魄”。如江户时代日本著名学者横井小楠言：“无识无策、世之所谓和魂者，却被他们(外国)视为无道禽兽。若以天地量之——所谓和魂，是如神武、日本武、天智的贤王英辅那样平乱贼，辟土地，建制度，制民产，施王政而显国威。非如此，则不可谓和魂。”戴季陶认为，这种“所谓的大和魂的真谛”，实际上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一种容易使人进入忘我境界的性格上的东西”，“而这一刹那的异常境遇，是从佛教禅宗所谓‘悟’所谓‘空’而来的，其中明显带有厌世悲观的色彩。”日本哲学家由良哲次也认为，“和魂”或“魂”与日本神道中的“神”基本上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日本人思想中内化的至高的价值、现实存在的根源与本质。其三，日本明治维新后，平田笃胤主张的“天生威武正直”之心——“大和魂”与武士道理念相结合，发展成为一种绝对主义天皇制意识形态。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日本，“唐化”和“欧化”“这两种文化的扩张性，使‘小日本’承载了过分沉重的‘大和魂’”。随着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国粹主义者开始大肆宣扬日本精神，倡导“八纮一宇”的皇道主义，“大和魂”遂演变为地道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如古在由重言：“昭和时期的‘日本精神’，不论是名，还是实，都完全是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冒险的侵略战争而提出的一个口号。”由于“日本精神”是“大和魂”的一种变形，因而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满足自己的“好胜心”，而盛行军刀杀人的“百人斩”，成为“大和魂”的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