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犹太人的上帝信仰及其内生的契约意识、末日意识、光明与黑暗两元对立意识以及命定的目的意识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第二块基石。西方人心中的上帝意识源于远古巴比伦创世神话中的大神马尔杜克。在古巴比伦创世神话传说中，马尔杜克成为主神后能够复活的思想影响了以色列先知以赛亚，后来它在犹太教信仰中演变为“一神论”的普世上帝——耶和华。如果说，古希腊人出于好奇心把存在主、客化，从而给西方人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理性主义印记，那么，希伯来文化则“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或时间观”。如洛维特言：“历史概念是先知主义的一个创造，它完成了希腊理性主义所不能产生的东西。”基督教先知认为，时间和历史及整个世界是一个直线的合目的的运动过程，上帝既是这一过程的始源，又是它的归宿。西方人按照基督教时间观形成的历史观，将人类历史视为是“朝一个符合神的旨意的目标运动的历史”。西方文化由此在性质上具有强烈的目的论和决定论的色彩。如，在《圣经·出埃及记》中“神向亚当、亚伯拉罕以及摩西显示整个过去和未来，以及时间的流逝和久远的时间”。基于此，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想象了人类的整个历史，从创世到最后审判，从而达到了完美的千年王国。而“贯穿其中的基本观念就是历史的进步和终点”。对西方人来说，前进、进步意味着人在履行对上帝的承诺。这样，对西方人来说，历史就“不是人所处状况的变化，而是人自有决断的结果”。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言：“《出埃及记》体现了西方文化中两个基本的思想观念：一是不断向目标直线前进的时间概念；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概念或者说是历史人类中心主义。”
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之后，希伯来人的上帝意识强化了西方文化中固有的原始价值偏好，诸如个体主义、物质主义、普遍主义、排他性、不确定性、否定性及重视强力等。
其一，从物质的个体主义看，自古以来，西方人信奉“上帝自己决定自己并且是一个完善的个性或绝对的自我”的观念，因而他们不仅不愿“服从自然界的自发而凶险的势力”，相信“精神必须贯穿于所有物质之中”，而且主张，“物质只能当做自己的外壳和工具来使用”；“一切思想、理想都应有可见和可触地体现，并且会产生明显有益和有用的结果。”西方人还“站在上帝的主体性上面树立了对自然的权威感，以自然万物作为人类认知、探索、控制、利用、征服的对象”，并通过“物化和冷视自然”造就了各种科学技术。同时，他们又“站在上帝的对立面感受自己的渺小及‘不完美性’带来的罪恶感，以激发内心中无限求成功、求荣誉、求肯定、求被接受的欲望，意欲借以洗刷自己的罪恶”。
近代以来，建立在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理论之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强调自我物质占有和个人利益至上的文化价值观成为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传统。这一传统使西方国家不仅把“世界历史”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把自己的自由作为根本的“理性”和“普遍的东西”展开和确立为“世界精神”的过程，而且，总是从自我的“特定角度”去看待大千世界中的人和一切是非等价值问题，并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对世界的支配来最大化西方国家人民的利益，并用物质力量将西方国家特殊的内在文化和价值属性合法化、普遍化。但是，且不说基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能否形成人们之间或国家之间的“正面外在性”，就西方国家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所谓的普适主义而言，其实质无非是最大化自己同时最小化他人。因为，归根结底，“假如个人权利是至上而且无匹的，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一致的政治世界整体”。
其二，从排他的普遍主义看，古希腊文化中的普遍主义开放空间意识与犹太人的“试图超越共同体的特殊性来创造普遍的价值体系”思想结合在一起，使西方文化内生的矛盾和扩张性特别强烈。自古以来，一方面西方人“对上帝只有一个请求——让所有其他人跟他一模一样”，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律法及仪式将自己与他人严格区分开来，明确民族共同体的界限，使历史的一次性和特殊性更加醒目”。如赵汀阳言：“去发现精神上的敌人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义务。寻找敌人是西方精神的一个义务。”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中亦认为，“西方的‘自我与他人’的辩证法比古代中国的‘华夷之辨’要厉害。”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对外扩张，有两个推动力：一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二是基督教精神的扩张需要。在当代，西方人追求普遍主义“同一”的思想意识，催生出西方大国扩张的道德主义、普世主义的人权外交。由于在西方国家道德/利益的现代结合体使得道德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战争或暴力就不会被认为是最坏的事。而某种道德主义被破坏、被阻挠才是最坏的事。如，美国学者李普塞特在解释美国为什么特别喜欢暴力时指出：“道德主义也是暴力的来源之一。美国人一直是一些乌托邦式的道德主义者，他们竭尽全力扬善惩恶，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戏剧看做是道德游戏。”
其三，从“神人之争”看，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开创者——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的命题，以提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作用，反对当时希腊社会思想中的“神意说”。而古希腊智者开创的，旨在把人从神祇控制一切的远古思想中拉出来的思想运动，是古希腊在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得到空前发展的思想基础。它所突出的人的主体意识，实际上代表了人自体的一种意识觉醒。这种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其所发挥的祛魅作用，如同自然科学技术发展一样，在古代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当然，古希腊智者运动开创的脱魅是不彻底的。因而，神权在中世纪的欧洲又统治了一切，直至西方人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再次展开摆脱神权的思想运动为止。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关于神”，我们“不可能感受他们如何存在或不存在；也不知道他们的形象是什么，人不可能亲身体验到神，而且人生又是短促的”。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近代以来以弘扬人权为核心的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影响一步一步地上升，并迫使“神权”不得不步步退却，结果，西方人离神越来越远，但也越来越虚无。迄今，西方现代性，即世俗化进程的历史性发展使西方人与神之间的距离无疑远了许多；“神启”的宗教信仰受到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威胁了基督教神学的根据，迫使西方神学由理性化的“神启”，变为理性人的“人启”神学。同时，自然神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大有取代上帝信仰之势，成为新的信仰和崇拜对象。总体上，目前西方国家世俗化与前现代相比明显占了上风，宗教信仰的主导地位受到削弱，上帝主宰一切已经不复存在。奥里留·奥古斯丁的“圣俗二城”平行结构已被打破，“俗城”大大地发展了，“圣城”的领地趋于收缩，变得越来越窄小，要捍卫自身权力已愈来愈难。19世纪初，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是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启示：一是公开宣布了神的理性化，表明完全意义上的上帝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现代性历史的发展将愈发证明这一点)；二是说人的信仰也随着上帝而去，因为理性并不能真正取代上帝的地位，因而需要找到新的能取代上帝的信仰，那就是“超人”。尼采主张，世界应彻底地由人——超人来主宰，而不应再遮遮掩掩地用上帝的名义来进行统治。这样，尼采就通过把希望寄托在出现超人身上，从历史的反动方面推动了西方国家现代主体性或人的主体意识，或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发展。但是，西方人自我主体性在思想战线上的胜利，一方面使“我有”基本上取代了“神有”，另一方面由于我的生命有限性与世界存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并且也看不到根本解决的前景，因而作为无限的精神性的本体——神在西方文化中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如成中英言：“现代西方人要么就有上帝意识，因之有强烈的使命感；要么就没有，因之缺乏安顿感或某种失落感而有一种追求新奇与奇迹的迫切感。”由于历史上西方宗教传统素重外在超越的上帝，视之为人生一切价值的源泉，因而在西方国家，人如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则人的一切希望与寄托都落空，必然走向尼采哲学中意涵的自我主义、相对主义、权力主义或虚无主义。
其四，从不确定的悲观主义看，基督教倡导爱上帝胜于爱自己，爱自己的邻人胜于爱自己的基本教义，一方面“否定个体我的实体性”，而“思维着的我”，在逻辑上“被看成是超个体的”。另一方面，基督教又唤醒了人的个性，为人指出了内在成长的途径和目标，使人感觉到了“自身之中的不死的精神”，从而增强了西方的个体主义思想。基督教文化中的末日论和千禧年的混合使之具有启示录这样一种文化特性，一方面这种文化特性钝化了西方人的现实感和历史现实主义，使他们痴迷于乌托邦，发展了犹太人的宗教冒险精神和对奇迹的执著的追求。如赵汀阳言：“西方思想主流的底色始终是柏拉图精神加上基督教信念。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问题上，人们当然更愿意要作为目的和归宿的编造出来的‘乐园’。从理想国和天堂、大同世界、共产主义社会，从绝对精神到人的最后解放，这些都暗含着历史需要某个美好的终点。”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与古希腊人开放的空间意识结合在一起，加剧了西方人心灵中的不确定意识，并由此往往否定地看待人性，悲观地看待世界和人生。
四、二元对立世界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