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一方面西方哲人把世界抽象为“有”，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人是万物的尺度”；另一方面他们又臆造出一个“彼岸世界”，从而使人与神、我与非我、思维与存在及主体与客体之二分成为西方人的基本世界图式。在古希腊，开“主客二分”之先河的是柏拉图。柏拉图在其“理念说”中，把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视为一种对立的存在，从而“分离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亚里士多德虽然批判了柏拉图派关于“理念”与感性事物分离独立的观点，但他自己也主张有不依赖于身体的“理性灵魂”。基于此，斐洛通过将古希腊哲人向上求得个人心灵救赎的思路与犹太先民乞求上帝自上而下救赎人类的思路黏合在一起，建立了他的心灵哲学，使西方人心灵上下之间实现了连通。斐洛还把犹太信仰的排他性因生存环境中的辩护性而将自身放大为一种普遍之人的共同价值向度与古希腊哲学中的形而上“逻各斯”本体认识合二为一，从而不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此岸”与“彼岸”二元世界观，而且使西方国家的生活世界在“精神上和理论上失去了先验给予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变成了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使命”。在中世纪，西方人生活在圣、俗两个世界之中；人与自然、社会及其他一切都只能通过上帝而发生联系。在神主宰一切的思想氛围中，西方人不仅在灵魂和肉体方面直接对立，而且还把人的精神和自然物质看成截然对立的事物。中世纪末，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把西方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西方人认识世界的二分法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从笛卡尔以来，西方主流哲学家都没有在思想上达到把世界万物视为一个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感性、理性之间由本质必然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存在的高度。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长期进行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学理论证中，由于大多数西方哲人都承认神的存在，并往往把神或上帝作为他们哲学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视上帝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始因”、运动变化的“第一推动者”或人类知识的真理性的最终保证等，西方二分法世界图式事实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笛卡尔在建立了“我思”的第一原理之后，又通过推出上帝的存在而原封不动地恢复了知识的经验对象本身的客观实在性，成了一个二元论者。再如，莱布尼茨把笛卡尔的心灵实体(我)扩展为一切客观事物的本质即“单子”，并通过打碎斯宾诺莎永恒不动的唯一实体，把质和实体的种种规定(自因、单纯性、连续性)赋予每个能动的精神“单子”本身之后，又为统一诸个别的“单子”提出了“一个外在的上帝的‘前定和谐’”概念，从而使“上帝成了一条汇集一切矛盾的大阴沟”。基于此，黑格尔指出：“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现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为自己的任务。”但如海涅言，黑格尔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不过是莱布尼茨“前定和谐”的代用品。事实上，无论是唯理论者提出的理性认识，还是经验论者所主张的感性认识，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使主体与客体之间实现沟通的桥梁。康德强调的“自我”能动作用和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精神”之辩证法，充其量只能使西方二元对立世界图式在主观或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达到统一。这不仅给乔治·巴克莱、大卫·休谟代表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哲学“不可知论”留下了思想空间，而且还使近代英国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代表的唯物主义与法国笛卡尔、德国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代表的唯心主义沿着自己的思想轨迹向前走得越来越远。
从不可知论看，欧洲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创始人英国哲学家乔治·巴克莱断言：物质是虚无，事物是观念的结合，存在就是被感知。而曾经在思想上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的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站在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上，比巴克莱走得还要远。休谟认为，“我们不仅不知道物质实体是否必然存在，而且也不知道精神实体(心灵和上帝)是否必然存在。”休谟否认普遍、一般的客观实在性，特别是否认因果规律的客观实在性，把它看成仅仅是某种心理的、习惯的联想，对现代西方实证主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西方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不是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探求，而仅仅是对经验现象的简单描述。如孔德言：科学只问“如何”，不问“为何”，因为“为何”的问题是经验之外的事物的本质和原因的问题，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也不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再如，马赫则坚持：在因果性问题上，他赞成休谟的解答而不同于康德。而现代美国哲学在巴克莱的影响下，主观唯心的经验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美国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论者像巴克莱和休谟一样，把世界的一切存在都归结为感性知觉。如斯宾塞认为，所谓物不过是符号，是经验的形式；马赫主义则认为，世界是由某种要素构成的，这种要素不是别的，只是人的主观感觉经验。再如，詹姆斯宣称，所谓客体、物质或事物就是人的感觉意识和经验，而实际存在只是纯粹的经验或意识流。这些经验和意识流构成了实在，构成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对象世界。杜威在坚持近代经验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进一步把感觉“中立化”。即使在现代西方国家十分流行的分析哲学，也与西方传统哲学一样“陷入了一种二元分割式的思维方式，于是语言与世界、理论与观察、分析与综合、事实与价值、知识与行动、科学与伦理、哲学与生活等，都处于一种分裂状态”。
从唯物主义方面看，作为“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创始人弗朗西斯·培根基于康帕内拉主张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活动的观点”，肯定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培根还发展了意大利自然哲学家特勒肖“用实验的方法研究自然界”的“物活论”思想，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的著名论断。而享有欧洲近代唯物主义第一人声誉的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哲学中，致力于在物质的运动中寻找打开“宇宙奥妙”的钥匙。霍布斯主张，用物的眼光观察人，用人的眼光观察社会和国家，并宣称人是自然的动物。约翰·洛克则游移于可知与不可知论之间，他一方面断言人不能超越其感性一步而否认了事物、实体的可知性；另一方面又断言物质实体是自然存在着的。在人类思想史上，近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认识论对推动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海涅言：“我们的一切新制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物质恢复名誉，使物质获得尊严，在道德上被承认，在宗教上被视为神圣，并和精神和好如初。‘神我’将再次和‘自性’结为一体。”如果说英国唯物论者通过恢复物质之本来面目，为现代科学和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打下第一块基石，那么，霍布斯、洛克等近代启蒙哲学家又通过提出理性至上的自然法理论，为近代西方政治、社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如，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中认为，自然权利就是人们在争斗中要加以保护的内容：生命、自由、财产权(“劳动成果”)；人的自然状态就是一种战争状态，“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人只有接受大家都必须共同遵守的生活原则，即“自然法”，才能避免战争，确保和平。因此，“真正来说，自然法并不是法，它只是理性的法则而已，只是使人们倾向于和平与服从的品质。自然法的实质就是每个人为了和平放弃对于一切事物的权利。”为了“把鹰的两个头(权威和理性)重新结合在一起”，以“完全重建政治的统一”。霍布斯还提出契约乃正义之源泉、每一个人都应当承认他人生而平等(即使事实上不平等)等政治主张，从而确立了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前提。再如，通过继承和发展格劳修斯大力弘扬的自然法学派思想及改造霍布斯、斯宾诺莎、伽森狄和洛克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卢梭提出君权人授、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以把人类在自然条件下的平等，变成现实政治生活的平等；把思想中的自由，变为现实的自由。
自古以来，希腊理性精神引导西方人超越感性世界，追求存在的原理和真理，同时又引导他们投身于现实政治，可以说是既“出世”又“入世”(这与中国文化由“入世”到“出世”的文化偏好正相反)。自古希腊以来，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海洋文明生活世界中对时空认识上的不确定感，西方人的心灵深处一直存在着诸如心与性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等种种难以根本解决的内在冲突与矛盾。这些冲突与矛盾使西方人一方面重理性、逻辑思维；另一方面在他们内心深处又隐藏着深刻的神秘主义、浪漫主义、东方式的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这些西方文化固有的特性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个人自由主义、民族扩张主义及工业化扩张的需要相结合，使西方社会自希腊城邦国家产生后一直存在的天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之理性与非理性(自爱、欲望、激情、冲动等)内在的对立，或中国古人所说的命、情、性、道四个问题上的矛盾、张力越来越尖锐和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因为，与中国古代先哲从任何事物都是整体一元存在的视角界定命、情、性、道等哲学范畴不同，西方文化不是把表面上对立的事物视为这个事物整体合一的存在，而是将它们看做相互对立的存在。即，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双方看做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而是从不同的方面去看待同一个事物。因此，西方人总是从事物的外部，而不是从事物自身、从事物的内部去寻找解决事物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方法。结果，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对外扩张，西方国家生活世界内部及西方国家生活世界与非西方国家生活世界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种种张力不仅没有得到缓和与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反者道之动”的根本原理一方面使西方国家追求的世界同一性、统一性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世界的分裂性、对抗性、多样性及多元性等也同时增强。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等诸如此类的对立现象，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国际体系中原有的二元对立(如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共产主义与反共运动等)消失了，又出现诸如人权、环保等新形式的二元对立。世界形势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乱象日益增多，全球性危机也难以看到解决的前景。除了西方国家中伊壁鸠鲁式孤独汉与世界末日论者外，这种谁都不愿看到的情景，归根结底在于国际体系中主导性力量——西方国家文化内在的一种根本张力，即西方理性思维逻辑是超时空、超经验、超现实的，而人类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发展却是有时空的、经验的和现实的。
因此，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图式，对近现代西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随着征服自然，以求得“进步”和“增长”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意识形态，价值合理性与科学合理性之间出现了普遍的割裂；人们单纯地追求科学合理性，而忽视价值合理性。结果，“就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丰富了，然而却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因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清除掉了一切价值判断及形而上学，已把哲学变为用语言逻辑分析科学事实之实证，而不再富有人生的价值和意义。20世纪后，被哈耶克称之为“丰饶中堕落”和“集体平庸”的社会现象在西方各国变得更加突出。许多西方国家，如美国基本上成为“只有法律没有道德的社会”；“绝大多数人只追求经验实在、物质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存在”。
其次，近代以来，建立在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之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学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强调自我物质占有和个人利益至上的文化价值观成为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传统。这一传统使西方国家不仅把“世界历史”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生活形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并把自己的自由作为根本的“理性”和“普遍的东西”展开和确立为“世界精神”的过程，而且，总是从自我的“特定角度”去看待大千世界中的人和一切是非等价值问题，并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其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对世界的支配来最大化西方国家的利益，并用物质力量将西方国家特殊的内在文化和价值属性合法化、普遍化。但是，且不说基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能否形成人们之间或国家之间的“正面外在性”，就西方国家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所谓的普适主义而言，其实质无非是最大化自己同时最小化他人。因为，归根结底，“假如个人权利是至上而且无匹的，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一致的政治世界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