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俄罗斯人，尤其是一代又一代具有异乎寻常坚韧精神的俄罗斯士兵对俄罗斯的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俄罗斯赢得的无数关键战役都与俄罗斯士兵不折不挠的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前苏联时期，俄罗斯士兵都在爱国主义自我牺牲崇高感情的驱使下，为捍卫沙皇、东正教和祖国而表现出无比坚忍的献身精神。如俄罗斯外交史学家林军言，“俄军不一定善战，但却颇能苦战。在一些决定着俄国命运的重大战斗中，许多俄国士兵都表现出一种哪怕所有人逃跑，我也要挺住，哪怕所有人投降，我就是死也不投降的精神。”一般俄罗斯民众都将前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俄罗斯原始的美德，即基于坚忍和痛苦的献身精神”。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指出，“与用自己内在力量同化征服者的民族的领导人不同(中国)，勃列日涅夫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它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
其次，它根植于蒙古鞑靼人残酷统治的历史经验。蒙古鞑靼人统治俄罗斯时期的残暴行为迫使俄罗斯人学会隐忍，养成了超乎寻常的忍耐力。俄罗斯在历史上被外族征服的事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唯一真正征服并奴役过俄罗斯的只有蒙古鞑靼人。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二百多年，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屈服。马克思指出，在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下，“莫斯科大公学会了韬光养晦，逐渐巧妙地积蓄力量，最终以蒙古人的名义聚敛来的财富腐蚀了鞑靼人，用时光消磨了鞑靼人，用等待收获了蒙古人败退的成果。因而，蒙古的征服实际上成为俄罗斯成长的学校。”基于此，索洛维约夫客观地指出，俄罗斯是由于驯服才成为伟大民族的。因为，蒙古鞑靼汗国暴君的残暴使俄罗斯上层统治集团变得更加残忍和狡诈。无论在沙俄还是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上层统治人物都善于成年累月地等待，缓缓地接近自己的目标。如，“驼背”伊凡三世不仅最终实现了摆脱鞑靼人的统治，通过征服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成为真正的国土“收集者”，还巩固了俄罗斯在乌拉尔地区的统治。他临终时，莫斯科公国竟然扩大了整整五倍。再如，彼得大帝继承发扬了俄罗斯民族长期受外族奴役和忍耐失败的非凡特征，把纳尔塔瓦战役的失败变为胜利的转折点。如马克思言：“纳尔瓦会战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的第一次严重的失败，这个民族善于甚至把失败变成胜利的武器。”此役后，彼得大帝又在率军征服黑海亚速地区时演绎了几乎是同样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所谓彼得大帝遗嘱”更为其增添了几分神秘性。诸如此类，由于统帅和士兵的坚韧而最终扭转战局的例子在俄军历史上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3.根深蒂固的分裂性
自古以来，与俄罗斯人早已熟悉并适应了不同民族共处、多人种混杂一样，他们对俄罗斯文化政治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分裂性也习以为常。这种分裂性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社会思想、文化政治长期处于一种上下脱节、东西对峙的发展格局之中。主要是：
(1)俄罗斯上层统治集团、知识精英和下层民众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或相互脱节。如，自彼得大帝通过改革“把俄国交给西方，将西方所有的历史交给我们作为历史，将西方所有未来交给我们作为未来”之后，沙俄贵族们“开始服从于外部法则的强制性因素”，习惯于“彼此用法语交流，看重的是意大利的音乐和建筑，最为致命的是，他们的思维是德国式的”。其结果是，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普遍的分裂，即一部分人(主要是上层统治集团)生活在“西方—罗马—日耳曼世界”，另一部分人(一些知识分子、乡绅和村社农民等)生活在“东方—希腊—斯拉夫世界”。如科舍廖夫言：“我们所有生活，所有思考和信念都是基于保存在我国东正教会中的基督教学说的基础上。但上层皇室并不是如此。彼得大帝根本就不信教。科学院里由德意志学者研究俄国的历史；沙龙里飘来的是风雅的法兰西幽默。在古罗斯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德国科学家的诺曼说占据统治地位。”再如，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指出，沙俄皇室及其近臣统治下的俄罗斯“对于被拒诸门外的欧洲始终情有独钟，以至于‘西向’成为它不倦的历史追求和习惯”。又如，弗·索洛维约夫指出，“彼得大帝在自己家里找到的只是白纸一张，他在上面写下了两个字：欧洲和西方。从那时起，我们便属于欧洲和西方。”而别尔嘉耶夫则强调，由于“俄罗斯思想受到西欧派很多世纪的控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达到像俄罗斯人那样的自我否定的程度。俄罗斯人几乎以他们是俄罗斯人而感到羞耻”。而俄罗斯文化思想、精神上的这种上下脱节，既构成了沙俄皇室及前苏联领导人建立独占、封闭性的政治权力系统及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重要基础，同时，它也限制了俄国现代化的发展，使俄国经济实力与其争霸欧洲和世界的野心之间不相称的矛盾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变得越来越突出。19世纪中期，沙俄在克里木战争中的溃败是这种分裂性对俄罗斯争霸世界战略产生的第一个重大的负面影响。克里木战争后，沙皇政府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被迫采取了一些政策举措，以加快俄罗斯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但为了维护罗曼诺夫家族的根本利益，沙皇政府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因而，19世纪末期以来，由俄罗斯平民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变成为俄罗斯争霸世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国家意志。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代表了俄罗斯国家意志的这一方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当然，“十月革命”的成功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俄罗斯文化思想上的分裂性。前苏联统治时期，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实践使俄罗斯人进一步脱离了“东方—希腊—斯拉夫世界”，并因此而失去了俄罗斯人心灵上固有的一些特性。由于苏共理论上的贫乏，前苏联人失去了在全球化时代每个民族都更加需要的本民族固有思想文化传统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前苏联政府的轰然垮台和前苏联的解体都与俄罗斯文化分裂性造成的国内思想政治发展不平衡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2)俄罗斯知识界长期存在着所谓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思想、政治上的尖锐对峙。19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扩张，俄罗斯思想界围绕如何使俄罗斯强大起来展开了激烈的学理和政治辩论。如别尔嘉耶夫言，“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种角力使“俄罗斯人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即‘两极性’、‘极化性’，亦即‘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各种矛盾的特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饱受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普济主义、全人类性；世界末日—弥赛亚说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虚假的虔诚；追随上帝和战斗的无神论；谦逊恭顺和放肆无理；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等等。”具体言之，以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等为代表的西方主义者主张，从西方社会思想中寻找改变和克服俄罗斯社会中丑陋现实的力量；而以霍米亚科夫、伊·基列耶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斯拉夫主义者则强调，俄罗斯需要在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摆脱现实的出路和精神力量。如，赫尔岑认为，“只有把俄罗斯民族的生活与西方先进思想(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俄国的历史发展问题。”而伊·基列耶夫斯基则指出，“与基督教的一般精神遗产紧密相连的俄罗斯文化应走自己的道路，不应以由西方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对西方来说效果显著的(其中主要的是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那些对俄国的独特性格格不入的原则为指针。”因此，他主张，俄罗斯“应当接受和借鉴‘新欧洲’中一切好的东西，首先是其科学和教育”。但“俄罗斯思想在把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克服其间的鸿沟的同时”，应致力于“创造出这样一种‘精神整体性’，以便使‘存在整体性’建立其上”。因为，“无法想象俄罗斯的一千年会被新欧洲的影响彻底消灭掉。因此，俄罗斯将不得不设想某种第三者，即从两个敌对成分的相互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那种东西。”斯拉夫主义者波扎尔斯基还不无远见地指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越往前走，他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坏和越缺乏道德。”
我们认为，在俄罗斯无论是西方主义者还是斯拉夫主义者，他们都是俄罗斯自我民族意识觉醒和提高的表现。这两派人士都希望俄罗斯能强大起来。只不过，后来斯拉夫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浓，西方主义者的彻底西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但相对而言，俄罗斯西方主义者对近现代俄罗斯的发展起到了更大的影响。如列宁言：“俄国无疑是在欧化，也就是说，是在按欧洲的面貌改造自己……这种欧化，总的说来，从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甚至从彼得大帝时代就开始进行了。”俄罗斯哲学家弗兰克指出，“总体上，俄国同西方的关系通常只是被动地接受。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300年来，俄罗斯一直致力于与西欧融为一体，从那里引进各种严肃的观念、成效显著的认识和最愉悦的享受。”近代以来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尤其是在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和艺术等诸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或基本上实现了欧化。同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历来是俄罗斯思想家汲取思想养分的主要来源。现代西方盛行的民族主义也主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国内政治发展进程。俄罗斯“西化”的这些成果为沙俄皇室、军政、外交精英建立独占、封闭的政治权力系统及对外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近代以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超民族的思想的盛行及俄罗斯在对外关系上变本加厉地奉行与西方列强相同的弱肉强食原则等，都与俄罗斯强烈的崇欧、反欧情结分不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东方—西方思想对峙实际上并不彻底。其一，如鲍·齐切林言：“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无论在这里还是那里，整个中世纪社会都建筑于私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其二，自古以来整个俄罗斯思想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始终存在着整体主义一元与个体主义二元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的缺陷。换句话说，俄罗斯哲学在本体论上与西方个体主义二元论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别。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正是俄罗斯缺乏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才造成了历史上和现、当代俄罗斯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两派之间永恒的纠缠不清。如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指出，“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既没有前者的传统，也没有后者的传统。它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奇怪的命运使我们孤立于人类全球性的进程之外，我们也没有从人类代代相袭的思想中接受任何东西，我们的回忆不超过昨天，可以说连自己都感到陌生。我们在时间中如此奇怪地运动着，以至于我们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便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完全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内在的发展，没有自然而然的进步；每一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的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恰达耶夫的话虽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的这一思想却为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所谓的新欧亚主义已发展成为影响当前和未来俄罗斯外交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思想流派。
三、俄罗斯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1.从幕前退到幕后的欧洲—大西洋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