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从追求普遍性的“中道”的实现看，“中”就是“正”。如《大学》曰：“身有所忿怀，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儒家认为，“居于中位又处于‘正’的状态，这就是有效的美德的源头，而美德可以利益其他人和自己。”人只要在知识的引导下中于自己信奉的价值理想，秉持自己价值观不动摇，就能走上了一条中道或正道。因此，《大学》强调，君子以正求中，以中匡正，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并做到“反身而诚”，“推己及人”，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
二、从“厚生”到“礼不往教”
1.“厚生”的原始价值取向
一般而言，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外在表现，特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总是与该民族集团生命的基本精神特质相联系，与其独异的民族历史传统与独特的发展道路互为表里，因而不同民族的文化主导性价值在知、情、意的畸轻畸重上存在着差别。文化的原始价值取向回答的是：何谓人，人，社会与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人与自然、社会、其他人之间应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才能使人和社会都能合目的性地发展等现实和终极关怀问题。根据《周易》、《孝经》、《礼记》、《老子》、《尚书》、《论语》、《孟子》、《韩非子》、《墨子》、《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底蕴建立在敬天厚生的原始价值取向之上。首先，基于对生命真谛的把握，对生命的崇敬及对天是一个可信、可靠、友善的自然生命力的先验存在的根本认识，远古时期中国人逐步形成了特别重视生命的价值偏好，把生命现象视为时空架构下宇宙大化流行的根本表现形态。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大自然最大的造化与德性在于生化出生命现象，使整个宇宙充满生机，大小生物息息相关，生命于穆不已。因此，人应当效法这种天德大化流行，将是否有利于生命发展作为评判行为的最高道德准绳。而这种原始价值取向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国先哲在时空架构上的确定感和现实感。远古时期，中国人把山川、河流、大地视作一种实然存在，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不断再现的运动过程，从而获得空间上的确定感和时间上的现实感。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可以为人所感知的确然之物，因而，人应当积极地看待生命与生活，并对自然界中一切生化现象抱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视生命过程为一种美好的现实，认为生命的本质意义在于充分享受现实条件下的人生，即现实生活世界可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并对未来的生活世界充满信心。换句话说，中国文化主导性价值观及其基本旨趣在于充分享受生命带来的一切愉悦，因此，中国人最讲现实，最关注作为“此在”的“实在”，并由此获得生命意义的确定性。比较而言，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犹太人把世界视为一个不确定的运动过程或存在之物。因此，西方战略文化主导性价值偏好是永无止境地寻求世界的确定性，永不停息地扩展新边疆，这是西方文化更具有攻击性和进取性的精神根源。
基于“厚生”的原始价值取向，中国人自古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对人的心性抱持一种肯定的认识。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作为天地之子的人类是一种伟大的生灵，生而承载着天地之善，能感知、认识世界本质之美；只要顺应自然，行天地之道，按照天地运行法则去生活，充分发挥天赋予人的理智，就能获得幸福的人生。基于对人性内在的肯定，儒学认为，天生人，造人，天道生成世界万物，目的是为了让人去发现与享受它们；人通过不断地修身养性可以最终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从而在精神上解救自己。中国人还通过对自然、社会和人性的感悟、直觉、体察、生命体验，得出恻隐之心、羞辱(面子、自尊、尊严)感、谦让之需之美与是非之情等，都为人类至性与本真。对生命的崇拜，对亲人的依恋与至纯的爱恋，是中国人精神力量永不衰竭的源泉。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始终不渝的深切关怀，兼济天下的普适主义精神也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无论中国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是如此。2008年5月，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中，牵动世界人心的救灾中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光芒，集中体现了中国人与身俱有的良知和重视生命的文化价值之本。在本体论上，归根结底，人是一个情为本的存有物。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宇宙，因而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儒家的战争和暴力观就建立在肯定人性至善的基础之上。儒家虽不反对“有道伐无道，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但是，战争与暴力违背了仁的本质，杀戮总归不是一件好事情，从根本上来说，不杀戮最好。基于“生生不已”的原始价值取向，老庄创立了天道整体为“一”的哲学范畴。他们认为，世界的多样性是世界同一性存在的条件和表现形式，因而人不可能把其中某种东西理解为不可兼容的、不可接受的异端，无论它是多么陌生和异己。因而，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像“天下观”、共产主义理想、民心所向等先验观念都可以为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在中国人看来，美国入侵伊拉克在国际上引来一片骂声，就是天下民心和公论的表现。
可以说，尊崇生命、崇拜大自然、肯定人性可依可托，是古代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认识。例如，孙子虽然承认战争具有不确定性和残酷性，但他仍相信人的理性可以控制战争，并指出，只要能知彼知己，真正的将军能够控制战场。“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再如，荀子把是否有利于生命的存在与发展作为判断战争与暴力合法性的最高准则，认为凡是有利于生命繁衍发展、有利于人民过太平日子的就是合法的暴力和战争行为。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大国，中国为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存在，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文化认同来为自我肯定提供动力和方向，并通过复兴中华文化的“自性”，把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活的理解，“确立在这种生活的‘存在的必然性’之中，从自己的存在和‘民族神’中一步一步推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为此，我们要回归中国文化特别厚生(对人的单纯，维持生命之天真)的原始价值取向，以肯定的理想和正义，作为中国外交的价值之本。
2.“礼不往教”的对外原则
长期以来，国内外诸多中国外交研究者往往过分地将“华夷之辨”作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原则，并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骨子里信奉的“礼不往教”思想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对中国整体主义一元哲学本体思想的了解，当然也就看不到由这一本体思想所规定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性——包容性与非排他性。
其一，自古以来，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民和族之分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不是人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也不应成为人们之间交恶的理由。中国人从不把人的体型外貌特征，作为区分人的根本重要因素。对中国人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关键是文化差异，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凡行君子之道都值得称道，而不管这个人长得如何。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对外来的事物，还是对自家的固常，都能持有弹性的态度，并一直以文化、生活方式，有没有礼仪制度等，而不是以族群的体貌、肤色与语言差异等来区别我族与他族。
其二，历史上，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来奉行所谓的文化天下主义，其基本理论旨趣是：任何接受中原文化或效忠华夏统治者，均可以视为同族同类；任何在文化上落后的少数族群政权，只要接受儒家学说，就可以入主中原。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亦复如此。从文化天下主义传统看，我族与他族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同一与特殊的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存在。按照文化天下主义逻辑，世界统一性的发展不仅不会消除各个国家、民族的特殊性，而且必然以各个民族不同的特殊性来表现自己。因为，文化本质上就是生活形式，特定的民族必然有特定的生活形式。世界上不可能只存在一种生活形式，因而也不会只有一个单一的民族，民族与生活形式存在本身就是以多样性为其根本特性的，可见世界统一性必然体现在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多样之中。
其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文化复兴运动一贯主张吸收融合他者的文化。“五四”时期及以后在中国文化界，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领军人物，都从文化天下主义出发，看待中外文化差异问题，并主张谁的文化先进就应当学谁的，而不应管是哪个民族代表这一先进文化。在近代中国，无论是政治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还是激进主义者，他们在文化取向上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自由主义者一般都拥有坚实的国学基础，而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如历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多为饱学西学之士。而且，近代中国历史实践证明，文化主义复兴与民族主义兴盛可以并行不悖，同时并举。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两种力量，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促进了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民族独立运动。当前，无论是在世界政治，还是在中国政治中，意识形态作用总体上趋于下降，意识形态多元化与文化多样化一样，已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中国的基本国情又决定，任何企图恢复单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诉求注定不会成功，总体上，在中国建立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已不复存在。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我们面临的基本情势是“需要学会与复杂性共存”。
其四，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族”与“国”这些社会现象有一套自己的观念。源于中国“天”、“道”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的“天下观”制约了包括“夷夏之别”在内的华夷观，即中国传统的“天地观”规定了中国族群观、人生观和民族观。今天，许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仍信奉天、地、人三才同德的传统文化信念。这一信念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坚持兼容并蓄的民族包容精神，发扬“和”、“合”的民族性格及保持适度的中华民族自豪感，逐步把民族国家排除出“今天的基本焦虑和问题意识”。因为，中国要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人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只能争取成为一个世界的中国，而不是发展为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家。
基于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要务之一，是正确认识、处理好文化普遍性与时代性及文化特殊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建立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现实政治生活中多元文化并存相适应的新民族观。归根结底，任何民族都是一定文化的存在。一定的文化也必然有一定的民族作为其物质载体，两者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民族及其文化都是普遍的、一定时代的产物，又是特殊的、某一民族的生活感悟、体验的产物，将两者割裂开来就会犯各种认识与行动的错误。而且，任何民族文化既然存在就有其独立的价值，它与信奉这一文化的人群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只要生活世界不变这一文化也不会变，换句话说，一旦生活方式变了，其文化载体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梁漱溟说，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胡适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民族生活的样法是大同小异的。“生存环境”难易有别，面临的问题有缓急，产生文化差异的原因极其复杂，“其中最要紧的是地理经济，教育次之，民族的遇合又次之”。西方哲学家赫尔德也指出，“各民族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民族特性通过不同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来。各民族珍爱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因为这是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