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町人”根性使日本文化中的“时间”典型表象是一种现时主义；空间观上则是强调“此处”，日本人一般相信，“现在即永远”、“此处即世界”。在日本人看来，“时间的流逝有一定的方向”，它“无始无终，类似于指向特定方向的无限直线”。这种时空观使日本人养成了习惯在一个自己熟悉的空间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社会活动，并心无旁骛地专注于那些与自己生存具有现实利益关系的事情。而“‘现在—此处’的最大延长领域是日本国，日本国就是世界”。这种狭隘的世界观不仅使日本人养成了不善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自闭”性格，而且造成了日本人强烈的排他情感，很多日本人不能以正常的心态与外国人交往，对外人总是怀着很强的戒备心理，视为潜在的威胁。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也很难融入日本社会，难免会产生一种被视为外人的感觉。由于日本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内外意识，从不轻易把外国人划进自己人的范围，因而，即使是自己的战略盟友、伙伴，他们也视之为“外人”，并以自己人的高度“同一”，对他们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
自古以来，日本人长期生活在一个十分狭小的地域空间之中。在历史形成的封闭的文化空间中，传统的社会规范代代相传，造成了日本人具有一种独特的“家、村落、社会间人性”，即，在日本人生活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间人主义”及其内生的排他性。所谓“间人主义”，指的是日本人的那种主张内外有别，对外奉行集团主义原则，对内讲究无我性。而无我性又导致了日本人普遍善于掩饰意志，并由此产生了领导意志缺失及其反面的唯意志论、“下克上”、“同辈第一人”等政治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和行为法则。日本列岛四面环海的封闭性及日本封建统治集团为维护日本国内稳定长期采取的锁国政策，使日本人养成了强烈的内外有别及我、他界限分明的意识。
而日本人具有所谓的“和魂”、“和心”，就是以本集团为家，视集团的荣誉高于一切，习惯于顺应大势的人。近代以来，日本人成为达尔文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狂热信徒，并养成了将人种和文化等同起来的思维习惯。许多日本学者认为，由于日本人普遍具有强烈的血统观念，认同世界上的人种有优劣之分，且多多少少具有种族上的优越意识，因而，血统、人种在日本起到了一种宗教的作用。而“欧化”与“事大”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日本人对外存在的奴才和主子心态。即，“既心甘情愿地当奴才，又想当主子”。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生活的日本人，普遍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不同集团界限明确，他们心照不宣地按照“福在内，鬼在外”原则，对集团成员和外人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新保守主义者和新国家主义影响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同向所谓“正常国家”的回归。而随着这种“回归”步伐的加快，日本战略思想界围绕“大日本主义”与“小日本主义”孰优孰劣、孰轻孰重的辩论，也逐渐地合流，向形成一种“大”“小”日本主义“合一”的“新日本主义”方向发展。所谓“新日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新形式的、传统意义上的“日本至上主义”。虽然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出现了“每个人都失去了对于自身的严格要求和紧张感的‘耻感文化’”，但这并不等于日本人在思想上被“真正的国际化”了。而只要“场所逻辑”在维护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独自性方面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日本在“与其他国家关系中就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决定了“处于十字路口的日本”既不会甘心当一个“小而美”国家，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大国野心；也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继续在“‘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把太平洋变成‘内海’的世界战略”梦想中彷徨。
五、中国外交文化本原
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以理性、上帝和罗马法相互融为一体的文化形态，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归之为“天”、“道”、“仁”合一的文化之流。中国文化肇始于古代先哲记事作《易》，成之于“天”、“道”，归之于“以仁(人)为本”。由此，中国先哲把握到天地创造不已的精神和“刚健、文明、中庸、刚正、生生不息、日日以新的天地之道”。在本体论上，相对于西方文化本原始于个体主义理性与上帝二元并存，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以整体主义的“天”、“道”一元为本。中国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即物质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太极论，还是乾坤论，其本质都是整体一元论，即，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通过个体而存在。而使两者成为一个互为存在统一体的是运动；运动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本质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媒介体、中介体，是介质；没有动、运、行就没有一切。换句话说，对中国先哲来说，世界是一个无时无刻、无始无终的运动之流；存在(实在)就是变化与运动，因而“变”“易”是天地根本之道。
中国文化思想中形而上之“天”、“道”，指的是类似于(但又不完全相同)西方文化中的“逻各斯”、印度教、佛学中“大梵天”或“空”“无”，或类似的、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的、超理性的观念存在。所谓“太极”、“太一”、“太虚”、“太和”“太始”及“道”、“性”等观念，都是指宇宙中万事万物一切的开端。它们是超出逻辑规定的、神秘的、元逻辑的存在、规定；不动的动者、世界的第一推动力和终极存在。老子曾形象地将之表述为“恍兮惚兮、其中有精”，而此“精”就是“道生一”之“一”。
在古代中国，“天”曾有过主宰一切的人格神的含义，它等同于“帝”、“天帝”、“上帝”，是远古时期中国先民心中广泛存在的原始信仰。《春秋》之后，“天”的内涵及外延范围缩小了，它仅指的是自然存在的宇宙，相当于“万有”、“大全”或“大一”。在道家思想中，“天”成为运行在天地万物之中的“天之道”。在道家看来，“道”既“出于天”，是“天之行与常”，又是“人对天欲有所思，欲有所议而得出的形而上观念抽象”。即是说，道家把“天”与“道”看做为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真，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存在。
自古以来，中国先哲信奉“天道”为一的思想，而不像西方及印度传统文化那样，认为事物表象之后还有一个本体和真如；前者为虚为幻，后者为真为实。同时，中国人心中“天”的概念是与“天命”联系在一起，因而内心有一种使命感，信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而“天命”所包含的道德性由于人对自我反省的体验由外在之源转化为内在之源，即外在“天命”转化为内在的“天命”了。但道家在接受“天”的自然化的同时，并不接受“天命”的道德的内在化或道德的内在转化。老庄认为，“道”本“无为”、自然，并非对人类是仁慈，而是与人类意志无关的必然性，“天之道”即“天命”之所在；“道”涵盖天地万物，因此无所谓“天命”。如，庄子认为，事物的本质在“有”“无”之间，人可不必执著于“有”而逍遥于天地万物之中。庄子主张，人应当努力使自己圆融于道之本与体及万物一体的变化之中，并以“天”的精神为本心，与天地生化之道通为“一”，以便做到既内在又超越而又不拘束于小知小德，并“得其寰中以应无穷”。荀子进一步认为人道不同于天道，人道非“天命”而是人为。在先秦思想家中，墨子还认为，“天”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与公义心。墨子的“天志”观，把“天”视为类似于基督教上帝的人格神。因此。墨子坚持把“天命”中的道德意志转化为“天”的积极与持续活动的意志。
基于对“天”、“道”的认识及对人性内在的肯定，孔子建立了“肯定当下即是，确又不断生生不已，去旧生新，不守古常”的“仁学”，其精髓是肯定人具有求索人类至善之信仰的本能。所谓仁即人性或隐藏在人心中内在的善性，也泛指“人之间的道德关心”。换句话说，仁即是人，人的本体是仁，或人的本质特性在于其仁性，人因为有了“仁”才成其为人。儒家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以仁为本”。而“以仁为本”就是“以他为本”，突出、强调的是他性原则，即他者为自我存在的条件，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的存在。值得指出的是，他性原则的他者，是泛指一切外在于自我的，诸如社会、国家、家庭、大自然等客观存在的事物。
在“天”、“道”、“仁”本体思想影响下，(1)中国文化在远古时期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图式，把天地万物、大自然看做一个无始无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和谐统一的大化流行过程。在这个统一运动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冲突、对立和差异等现象，都是构成未来和谐与同一的条件。整个客观世界呈现出“有”、“无”两种形态，二者通过彼此的互动，创造、生成一切“实在”。因而，“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这个“一”就是生生不息之“天”、“道”、万物。儒家所谓“唯达者知通为一”，就是主张通过不断提高人的道德修养，来包容、超越差异与对立，达到感性与理性互通、相互超越，与天地之道同参的理想境界。(2)中国文化传统把心、物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将人的心性、灵魂与人的肉体、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和客观物质世界看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实践中觉识到，客观世界的存在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来自于有与无的相反相成；有与无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时间是事物和生命的具体化过程；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存在和永续不绝的生化过程，它肇始于原始的统一与和谐的开放的整体，并在变化过程中保存、表现出了其原始的统一与和谐。就是说，“一”只能存在于多之中，反之，任何多样性的存在中都有同一，也就是一中有多，多中有一。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存在，而是互为依托、相互印证的存在。(3)中国文化逐步形成了从整体上由后向前、由整体到个别，从共相、抽象到具体、个别以及由上向下看的思想特质。即，中国人习惯从整体上看问题，按照整体主义对事物进行整体的抽象，通过整体的抽象，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于先把大问题弄明白了，再讲小问题、具体的问题。中国文化还习惯于从上到下地看问题。即喜欢谈天说地，从天到地，从宇宙万物始，再到具体的人、事、物、非、理。一般是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如果大道理不通，往往觉得没有必要再讲小道理。(4)在中国人的深层意识中，自然是一切之本，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自然是取法自身，其他一切就必须取法自然。因而，同于“道”，或如老子说的“与道玄同”，就是同于自然、生命、社会，达到与“道”、自然同样的状态就是最好的状态。而“任何想超越自然的努力都是危险的，终将会受到自然的报复。这个意识是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