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哲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体悟出，万物化生、事物变化、天下太平都是“中”、“正”、“和”相互作用，合而为一的结果。在汉语中，“中”字代表宇宙空间的中位和万物创生的源头，它同“和”、“正”合而为一，表示事物“最可欲的存在状态”。孔子、孟子等儒者一贯主张“以正求中”，“以中匡正”，提倡“中庸之道”，把“中庸”提到了形而上本体范畴的高度。在孔孟思想中，“天”、“道”的一体两用；人生、社会生活中最高的德行、善与美等，都与“中”联系在一起。在儒家看来，离开了“中”就无所谓“真”、“善”、“美”；“天”、“道”自在中正、中庸、时中和中和之中。即，人要做到中庸，关键在于把握住“时中”，即中于时的智慧。换句话说，“君子的中庸是时中的中庸，是依时、依事、依问题而采取的中庸态度”。儒家以“中”字代表原初的人和人的本性、善性；同时又把“中和”当做原初的宇宙、人的自然状态。因此，儒家一贯倡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中庸》中的中节，指的就是《论语》中的“中道”，即“中”于心灵中所认知的“道”。同时，在《中庸》中，“中”被视为暂时处于静止状态的“和”；同时又把“和”当做处于运动之中的“中”。
汉语中“和”字反映了，中国先哲认为，凡事因“和合”而生，因“和合”而立。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就是主张通过保持世界万事万物各自的特殊性，来寻求相互之间的和谐、均衡和稳定。因此，人的理想境界是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如《国语·郑语》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又如《管子》言：“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儒家根据“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有助于促进人与人、国与国等之间和睦相处的“和合”之道。儒家还将因“仁”而生之义，称之谓“义和”，并认为，“仁”生“义”，“义”生“和”，“和”生“利”，“利”生“仁”是一个反复其道，不断循环往复的良性社会理性沟通过程。
自古以来，尚中原则和中庸之道与“和为贵”思想共同构成中国人理解自然，消融社会矛盾，实现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些价值也是中国人“为政”和“为人”的根本之道。中国文化历来推崇“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而“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己矣”。即是说，中庸既是“践道”的方法，同时也是“道”本身及“道”之用，所谓“道”中庸，反过来说，就是中庸即“道”，两个词指的是一回事。“中”也是指“践道”和“致中和”的过程中一切行为、状态，即所谓“用中之中”。而作为形容词的中，既是道、本，又是践道、务本；既是过程，也是行为和目标，是过程、目标和完成的统一整体或思与行的合一。因此，汉语中如将中与用两个字合在一起，就表示一种“基于本体之中及用中之中所发挥与实现出来的生活行为”。总之，中国文化精神之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求中、用中、执中、时中。“中”指向终极，“庸”代表了重视实用；“庸”“用”合一意指平常、普遍而具体的日用生活或庸常生活之道、常道、常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庸显然非指“求得表面折中与妥协的中间路线”，而是指基于中之道，而行中之道的中用或用中。而能否做到“道中庸”的关键在于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在适当时间，做适当的事，说适当的话，采取适当的行动、行为和举措。时就是切合实际，主观与客观相互协调一致。在客观世界充分实现自己，在主观的“践道”中弘扬客观的“道”。
从追求普遍性的“中道”的实现看，“中”就是“正”。如《大学》曰：“身有所忿怀，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儒家认为，“居于中位又处于‘正’的状态，这就是有效的美德的源头，而美德可以利益其他人和自己”；人只要在知识的引导下中于自己信奉的价值理想，秉持自己价值观不动摇，就能走上一条中道或正道。因此，《大学》强调，君子以正求中，以中匡正，先“求诸己，而后求诸人”，并做到“反身而诚”，“推己及人”，为他人设身处地着想。
从根底看，中国文化建立在敬天厚生的原始价值取向之上。基于对生命真谛的把握，对生命的崇敬及对天是一个可信、可靠、友善的自然生命力的先验存在的根本认识，远古时期中国人逐步形成了特别重视生命的价值偏好，把生命现象视为时空架构下宇宙大化流行的根本表现形态。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大自然最大的造化与德性在于生化出生命现象，使整个宇宙充满生机，大小生物息息相关，生命于穆不已。因此，人应当效法这种天德大化流行，将是否有利于生命发展作为评判行为的最高道德准绳。而这种原始价值取向的形成主要源自于中国先哲在时空架构上的确定感和现实感。远古时期，中国人把山川、河流、大地视作为一种实然存在，整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不断再现的运动过程，从而获得空间上的确定感和时间上的现实感。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可以为人所感知的确然之物，因而，人应当积极地看待生命与生活，并对自然界中一切生化现象抱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视生命过程为一种美好的现实，认为生命的本质意义在于充分享受现实条件下的人生，即现实生活世界可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并对未来的生活世界充满信心。换句话说，中国文化主导性价值观及其基本旨趣在于充分享受生命带来的一切愉悦，因此，中国人最讲现实，最关注作为“此在”的“实在”，并由此获得生命意义的确定性。比较而言，古希腊、古罗马和古代犹太人把世界视为一个不确定的运动过程或存在之物。因此，西方战略文化主导性价值偏好是永无止境地寻求世界的确定性，永不停息地扩展新边疆，这是西方文化更具有攻击性和进取性的精神根源。
基于“厚生”的原始价值取向，中国人自古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对人的心性抱持一种肯定的认识。中国古人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作为天地之子的人类是一种伟大的生灵，生而承载着天地之善，能感知、认识世界本质之美；只要顺应自然，行天地之道，按照天地运行法则去生活，充分发挥天赋予人的理智，就能获得幸福的人生。中国人还通过对自然、社会和人性的感悟、直觉、体察、生命体验，得出恻隐之心、羞辱(面子、自尊、尊严)感、谦让之需之美与是非之情等，都为人类至性与本真。对生命的崇拜，对亲人的依恋与至纯的爱恋，是中国人精神力量永不衰竭的源泉。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始终不渝的深切关怀，兼济天下的普适主义精神也从来就没有断绝过，无论中国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是如此。可以说，尊崇生命、崇拜大自然、肯定人性可依可托，是古代中国文化思想的普遍认识。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大国，中国为维护自身经济和政治存在，只能以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文化认同来为自我肯定提供动力和方向，为此，我们要回归中国文化特别厚生(对人的单纯，维持生命之天真)的原始价值取向，以肯定的理想和正义，作为中国外交的价值之本。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往往过分地将“华夷之辨”作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原则，并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骨子里信奉的“礼不往教”思想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对中国整体主义一元哲学本体思想的了解，当然也就看不到由这一本体思想所规定的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性——包容性与非排他性。
其一，自古以来，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民和族之分是自然而然的事，这不是人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也不应成为人们之间交恶的理由。中国人从不把人的体型外貌特征，作为区分人的根本重要因素。对中国人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关键是文化差异，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凡行君子之道都值得称道，而不管这个人长得如何。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对外来的事物，还是对自家的固常，都能持有弹性的态度，并一直以文化、生活方式，有没有礼仪制度等，而不是以族群的体貌、肤色与语言差异等来区别我族与他族。
其二，历史上，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历来奉行所谓的文化天下主义，其基本理论旨趣是：任何接受中原文化或效忠华夏统治者，均可以视为同族同类；任何在文化上落后的少数族群政权，只要接受儒家学说，就可以入主中原。政治上如此，文化上亦复如此。
其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文化复兴运动一贯主张吸收融合他者的文化。“五四”时期及以后在中国文化界，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领军人物，都从文化天下主义出发，看待中外文化差异问题，并主张谁的文化先进就应当学谁的，而不应管是哪个民族代表这一先进文化。
其四，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族”与“国”这些社会现象有一套自己的观念。源于中国“天”、“道”整体主义一元本体论的“天下观”制约了包括“夷夏之别”在内的华夷观，即中国传统的“天地观”规定了中国族群观、人生观和民族观。今天，许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仍信奉天、地、人三才同德的传统文化信念。这一信念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坚持兼容并蓄的民族包容精神，发扬“和”、“合”的民族性格及保持适度的中华民族自豪感，逐步把民族国家排除出“今天的基本焦虑和问题意识”。
从中国文化“根”上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西方人那样对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存在感到紧张。只要我们学会用中国传统的“中和”辩证精神去看待民族问题，就一定能在文化民族主义问题上走出认识上的误区，并在“天下本位”与“民族本位”之间找到一种“适得”。新儒家对中西之争采取综合的立场，应当说代表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找这种“适得”而做出的努力。近年，通过重新认识和肯定自己固有的文化，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复归，中国外交理念完成了由和平崛起到和谐世界的转变。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表明，尽管中国传统“天下本位”思想受到冲击，但它并没有根本消失，仍隐藏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实际上，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还是毛泽东，所有近代以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及广大的社会知识精英都从未在根本上放弃“天下本位”的思想情怀。当前，随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应当也可以在创建全球和地区政治新文化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中国应当坚信，超越国家、民族、种族界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能够形成。而中国的“礼不往教”原则能否通行于全世界，不仅事关中国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对未来人类社会前进方向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影响世界事务的能力不断增加，中华“和合”文化必定会成为影响未来国际体系文化及世界文化谱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中国民族文化也可能逐步上升为一种具有强烈感染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