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自清朝末年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两个基本的趋向：一是更加重视先进武器装备代表的物质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在深层结构上，中国并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没有根本放弃中国文化传统特有的天下情怀和道德理性。世纪之交，在中国逐渐由地区性大国迈向世界性大国的进程中，中国政府提出新安全观，中国外交指导方针出现了由和平崛起向和谐世界的转变等清楚地表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核武器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及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作用总体上趋于下降等，使人类社会形成后一直如影相随的集体暴力行为——战争，尤其是爆发全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大为下降。因此，中国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用协调、谈判、调解、对话等和平的方式解决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争端与历史恩怨，更加容易达到“自救”与“救他”的理想统一，并推动东亚乃至全世界形成一个人文价值共通、互享的国际新秩序。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确立的核心国家利益观念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表明中国人不仅对自身作为一个自由个体存在有了更清晰的意识自觉与肯定，而且在精神、价值上肯定了实力原则，并普遍支持要求获得与中国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地位。但是，中国人认同国家利益优先原则和重视实力与西方国家只相信实力还是有根本的差别。对中国人而言，除了冷冰冰的物质力量，他们还相信热乎乎的民心。而且，他们相信最终决定天下归属的仍旧是天下的民心所向。可见，归根结底，中国战略文化追求的还是某种形式的差序格局，即天下各地、各民族按照共同确认的规则和各自的实力，形成一种各就其位、各安其位的和平秩序。
其二，中华文化本原数千年自成一体，延绵不断地发展，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人自古讲究知行合一、顺乎时变和因革损益，信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庄子在《齐物论》中指出：“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经过汉唐印度佛学和西方近代自然主义、实证主义及侧重于分析的科学哲学的侵蚀，在文化本原上，现代中国人已不仅仅受中华传统整体主义宇宙观、本体论、知识论和价值观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侵蚀”。在现代中国，一方面传统的整体主义一元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仍占据支配地位，并或多或少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政策主张。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持这种整体主义一元世界观的中国人，又不同程度地从内心深处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承认西方工具理性和科学实证主义及逻辑思维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包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赞同。同时，在现代中国，西方自然进化论、人定胜天思想及在科技、生产研究领域的一定范围内将自然与人对立起来进行思考的方法，已经生根。中国要跟上世界发展步伐，建立和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生产和科研体系，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等，都需要更多地运用逻辑、实证、分析、工具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客观地说，这些方法论本身并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也不存在姓资、姓社，或者属西、属东问题。人人都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中国现代科技和劳动生产率正在快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并在一些领域达到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证明它们的确可以与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并行而不相悖”。实际上，人同时运用多种思维方式，只能使人的思想更加丰富。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曾指出，人要避免心灵的疲劳僵化，保持自己大脑不固执与教条，需要不时变化思考和语言的“姿势”。中西文化本原规定的中西思想特质和思维方式在观察、思考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时，各有其特点和长处。中国的整体主义方法是观察、思考宏观问题非常有用的思想武器。而在微观科学技术领域，西方个体主义的，侧重于分析、逻辑、推理、演绎的二元方法论也大有其用武之地。如果说，绝对真理只有一个的话，那么各个自然和人文学科实践已经证明，相对真理是无可穷尽的。在追寻无数相对真理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论。因而在追求无数相对真理的过程中，各国、各民族可以在不同的实践领域，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论。一个人如果能够自觉地在不同领域、不同问题上，运用某种更符合其本质要求的思维方式，他在社会竞争中一定会变得更具优势。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中华文明优势之一在于其根本的开放性和讲究实用性。章百家的《改变自己、影响世界》一文曾被广为引用。这说明他关于改变中国才能影响世界的观点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国际形势是不断发展的，在新形势下，中国可以考虑在坚持这一口号的同时，更认真地考虑在改变世界中改变中国自身。例如：在方法论上，中国可以保持自己注重宏观整体、综合、归纳和形象化的思维方法，同时又积极地吸纳西方侧重个体、分析逻辑、推理、演绎和实验的方法论中的合理内核。事实上，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完全按照中华传统思维特质和方法行事的人已经很少。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多多少少受到某种形式或一定意义上的“西化”或西学中国化的影响。再如：在塑造新亚洲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既要努力保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又要积极地汲取韩国和日本在将其本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交融中积累的创造性经验，以使中华精神更加多元、丰富、绚丽多彩。这样，中国就能够在融入全球化进程，参与建构新的国际秩序、地区秩序，与韩国、日本一道共同缔造新的统一的东亚地区文化进程中，最终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正如2005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理工综合大学发表演讲中所指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在于它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其三，如果把人作为抽象的“一般”来看，中西对人类社会问题的认识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共同之处，其不同的方面仅仅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诸如善恶、人性、道德、社会规范等思想范畴方面存在的差异，本身没有优劣，而只有是否合适之分。对西方逻辑、分析、实证方法也是一样，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在哪些领域内进行运用。因而，即使中西社会在人生价值、人的终极价值、社会发展规律、人的心灵、道德修养、社会规范等许多方面表面上并不一样，但实际上是殊途同归，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差别。坚持和平发展和建立和谐世界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承天、厚载物、合无疆”，就是顺应“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顺应天下的这个“大道”，“以诚敬存之”，顺潮流而进，就“必有事焉”。反之，则没有理由获得成功。
如上所述，中西文化本原差异巨大，存在着诸多对立与矛盾，但对这两种异质文化本原的综合，又是人类历史及世界统一性、同一性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建立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前提条件。中国能否在思想上实现西学的中国化及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化，以促使中西最终在各自文化本原基础上，形成某种共有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华文明复兴的前途与命运。而这一历史过程能否顺利地展开，则取决于中国与西方国家有识之士找到将中西文化本原中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合理内核，弥合于无形之中的思想方法。这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解决世界、地区和国内面临的各类问题及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斗争，创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根本需要。显然，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中国与西方国家数代人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努力。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