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中国要秉承“天之历数在汝躬，允执其中”的精神，遵循老子“圣人抱一为天下式”的教诲，从宏观上把握、认识客观世界，掌握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中国哲学家吕嘉戈认为，中国文化本原中的“道”指的是客观自然和自然界的客观绝对真理；“德”则指的是客观真理具体化为各个事物的运行、发展规律与法则。根据这种道德本体论，中国古代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即物质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这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用词不一样。所以，不仅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在中国能够得到拥戴，而且与荀子、孟子描述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悦诚服地所接受。因此，在本体论上，中国人有充分理由坚持自己老祖宗创立的整体主义一元论思想精髓，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不得不重视深层次的环境问题的今天，中国整体主义方法论把自然与人、社会看做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截然对立的两种事物，看做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这显然比西方人按照二分法思维方式将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基本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把自然与人看做截然对立的两种事物的观点更加准确、更加高明。人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规律，学习自然科学知识是为了造福人类，而不是简单地对自然界进行征服。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维护自然的存在、保护自然、爱护自然及环保意识在西方国家正日益深入人心，这表明，西方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本体论和方法论也会变。事实上，西方国家一些有识之士正在进行理论反思，一些思想家提出要回归自然和汲取东方孔子的思想智慧。他们主张放弃通过破坏自然的发展方式，争取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保持和谐一致。
第二，中国应恪守《尚书》蔡仲之命中所说的“为善不同，同归于治”的观点，对任何一种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都难以解释、也不能够解决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及内在精神世界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保持清醒的认识。世界各民族的宗教、神话，各种文化中“关于真理、正义、善与恶、自然法的观念都源于对宇宙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中国的“道”本体论、价值观和知识论虽有其优越性与合理性，但不能说它什么都好。例如，中国的大道哲学在精于分析方面不如西方哲学，在抽象思辨方面也不及印度哲学。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也没有穷尽真理。完美的事物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世界上任何思想文化都非尽善尽美。通往绝对真理的路径也是多样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垄断绝对真理。因此，我们决不能排除其他民族文化和哲学在建立和谐世界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当前人类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西方乃至全世界各国面临着同样和相类似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思想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世界各国不可能只用一种方法，而必须分采众家之长，将之分别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同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终极目标只能有一个。而且，凡是人都具有人的共同的天性。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人性、人道、人权是不分地域和种族的。慈、善、爱、仁不管用什么词，其精神实质都一样。世界上各个民族、种族都是本着人之本性行事，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在探寻人的生存价值，追求着人类共同的、永恒的终极存在及其价值。唐君毅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说，“西方文化由小人始，而君子终；中国(旧)文化则由君子始，而小人终”。抛开时代变迁，唐君毅的这一观点值得国人深思。中国封建时代贪官多、清官少说明，中国古代许多读书人正是如此来终结其一生。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权、慈善事业、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大行其道说明，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某种由个体主义始而整体主义终的特点。
第三，中国应积极探寻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融合在一起的思想路径。在古代中国，世界被视为天人合一的整体；而在古希腊，世界被主客二分。在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上，这两种不同的宇宙本体思想长期并存。可见，物质世界和人是作为一个统一的主体，还是把人与物质世界分开，一个作为客体，一个作为主体，完全取决于人的思维。事实上，人与物质世界既可看成一个整体，也可将人作为统一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分离出来，作为单个主体行为者，对整体的或单个的客体物质世界进行认识。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和科技界，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的方法一直在并行不悖地发展。由于中国近代遭到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入侵，皮丹尔所说的“把不同观念协调起来，使混乱变为一致”的知识大综合，进行得比西方国家要早许多。如果说，在近代，“尼采、狄泰尔、海德格尔代表的属于西方天人合一人文主义思潮已经使西方由认识论、理性主义、主体性形而上统治一切的时代渐成过去，那么中国的天人合一显然已遭到西化的严重侵蚀，主客二分导致的认识论、理性主义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形而上主体性原则也占据了相当大的精神地盘”。在西方文化影响下，许多中国人学会了像西方人一样，把“知(知识)从个人意识中抽离出来”。而且，主客二分法在人类的生产实践、科学技术发展的一定阶段，在人类需要把客观的物质世界作为科研的客体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科学知识论哲学的发展无疑提高了人类的科学理性。而在人类的精神世界，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审美、价值道德追求、精神追求等，天人合一更加科学。世界的多样性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两种方法各有其长，也各有其短，更重要的是它们各有其用武之地。发展科学不能依靠直觉和顿悟，但在人寻找生活的目的、探索其精神价值的思想历程中，直觉与感悟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兼容并蓄的伟大胸怀，信奉“万物合和生新”这一宇宙最根本的普遍规律。中国哲学方法只有与其他哲学方法相和，汲取其他方法来丰富、发展自己，才能不断地得到更新、发展，才能永葆青春，焕发巨大的精神力量。从世界发展总体趋势看，世界各国对西方科学技术及相应文化方法论的汲取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工具理性主义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对西方的科技文化及科学哲学，中国不仅不应排斥，还要在弘扬大道本体论精神的同时，不断充实科学理性和民主精神，使之真正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第四，中国对西方个体主义、物质主义思维及主体性原则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夸大，也不忽视其对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产生的种种影响；同时对境外宗教等非政府组织的政治与思想渗透，采取限制与合理利用并重的政策。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客观地说，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渗透尚未，也难以真正达到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完全泯灭的程度。因为，(1)像传统文化中的唐诗宋词，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诸子百家的核心思想，在中国民间代代相传，已经深深地化为普通民众生活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人类文化综合的时代，中国人没有理由感到悲观。在精神和本能上，人倾向于生而不是死。佛教太空，基督教太远(天国远在彼岸世界)，因而西方的救命哲学和印度的超生命哲学，都不可能满足既追求内心精神生活的崇高又追求物质享受的中国人的需要。因此，在未来中西文化的交融中，中国的生命哲学或性命之理，最终将占据上风。
(2)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激荡，起因于人类与生俱来的矛盾。人自体与社会人个体两者的冲突永远不会停止。目前，一方面中国信教民众人数明显上升，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在广大农村地区也有新的发展。这表明，人的内心世界的平衡与和谐、安定需要有某种精神支柱。撇开宗教的政治性不谈，单就宗教对解决普通民众精神信仰而言，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政府引导得法，宗教影响的扩大不一定会破坏社会稳定与基本和谐。从长远看，中国文化本体规定的社会思想、文化将由越来越多的元素所构成。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日益上升，中国文化将以纷繁复杂的多样化形式展现出来，中国社会各地区、各阶层之间存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差异也将趋于扩大。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走向现代化、多元化、复合化，是世界统一性、同一性发展的必然表现。由于人类社会整体上的统一性、同一性需要通过个体的差异性来表现自己，因而未来在中国建立单一化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体系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