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理医生，16年接诊15万人次，远在欧美等地的华侨也慕名前来求诊。有人说这是个奇迹。其实我只不过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心病辨症法，使我的诊断更准确罢了。
我非巫师，也不懂迷魂术
心理疾病患者之所以那么信任我，并不像有人传说的 “甘医生像个巫师，会用迷魂术吸引病人……”，而是因为我不仅有扎实的医药学知识基础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对人的心理及心理疾病也有着较为透彻的研究。
“专家”不一定懂心理
现代心理医学是从国外引进的一门全新的医学科学，它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背景，其科学的论据及运用方法也多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这与我们五千年文化背景的国情有所不同。因此，即使你能把心理学的理论、教条和法则倒背如流，也并不代表你就能为中国的心理疾病患者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心理学“专家”不懂运用心理学知识治疗心理疾病这样的怪现象。
西方人性格开朗，他们强调个人的内心感受，注重思想的自由表达，因此在反映心理活动的过程中，他们总是力求倾诉完全。
东方人则较为含蓄，特别是中国人。“说话转个弯”、“做事绕个圈”是长辈教育下一辈的金言，“祸从口出”更是人们直抒内心情感的警示。从古至今，无数的文学作品，甚至医学书籍中都透露出这种信息。如果有人说了与社会不相一致的东西就会被人耻笑。因此，在外人面前表达真情实感，似乎成了一种“坏事”，这种思想也影响了人们正确对待心理问题、心理疾病。
正因为如此，大部分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内心活动。这样一来，人们相互之间在这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就变得困难。有位抑郁症患者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病情，在压低声音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病情后，他忧心忡忡地问：“医生，你以前见过这种病吗？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令人哭笑不得。
对心理疾病不认识、不理解，从而造成患者不自觉地乱投医的事例比比皆是。更可悲的是，许多医务工作者也不能正确对待，只要患者一否认，他们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判断，生怕得罪了人，也怕给自己找麻烦。
有位医生告诉我，她曾经介绍一位有长期医治无效并伴有明显抑郁症状的患者来找我。那位患者听说是劝其看心理咨询门诊，当即大为不悦，并到医院办公室投诉：“她侮辱我！”
这位医生因此受到了批评。此后，她接受教训，再遇到心理疾病的怀疑个案，就不轻易开口了。
一件本来很好的事，就这样变成了一件坏事。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让人心痛，因此医务工作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就成了心理疾病患者就诊的一道无形屏障。
我感到悲哀：现实中有多少患者因此错过及时获得诊治的机会和最佳的治疗时间，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
我认为，这些不正确的思维方式和错误观念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文化背景所引起的误会。
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就不能仅仅依赖于常规的心理诊断方法，更不能一味等待，期望大家会自己明白过来，再来寻求心理帮助。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源头上研究我国心理疾病的特征，寻找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心理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使那些患了心理疾病却不知道，或不愿面对的病人和家属能够有所认识和乐于接受，使临床医务工作者在诊治过程中多一套思维方式，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误诊和失治。
去伪存真，细心辨别
在国外，心理疾病患者看医生时的主诉通常是直截了当的，如 “我近来心情不好”、“我感觉很烦躁”、“我的经济出了问题”、“我的丈夫有外遇”、“没有人对我好”等，这样就很容易引起医生警惕，让医生容易入手。
而在中国，我们发现心理疾病患者的主诉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通常说 “我经常失眠、头痛”、“我心口痛”、“我吃不下饭”、“我喘不过气”、“我的手发麻了”、“我头昏得不行”等，这些根本与心理不沾边。还有相当多的人就诊时直接使用医学名词或俗语，如“我患了神经衰弱”、“我的植物神经紊乱了”、“我是更年期综合征”、“我是慢性咽喉炎”、“我有心肌劳损”等。患者这样主诉病情，是希望医生能快刀斩乱麻，马上为其看好病，而医生听了这样的话也多半不再考虑，或不想再考虑其他情况，就直接开药了。这就是误诊产生的根源。
心理疾病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它与躯体疾病的概念完全不同。所以，用现代医学诊断躯体疾病的一套方法，如量体温、测血压、化验、X光透视、B超、核磁共振等，不能直接辨别和诊断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的表现复杂多变、飘浮不定，令人难以捉摸，表面看它既像这种病，又像那种病，这给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
诊断一种症状或一组症候是不是心理疾病，不仅要系统全面认识人的统一性，了解心理疾病的致病特征，还必须理解心理疾病与躯体疾病的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心理疾病的表现，结合各种检查和器械的诊断结果，去伪存真，使我们在诊断治疗上少走一些弯路。
从千年遗产中汲取营养
中医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汇聚了几千年临床实践经验，发展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医的理论体系与现代生物医学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之间既有相通性，也有互补性。
许多深入细致的问题中医看不到，现代生物医学能作出具体回答；而一些现代生物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用中医理论却能圆满地解答。
研究心理学和心理疾病，从事心理咨询和心理疾病的防治工作，也不能不懂《易经》。
专家认为中国医学根植于《周易》，最早的中医理论书籍《黄帝内经》就是汲取了《周易》的精华，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机体各组织器官之间的相互协调。
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人与自然、社会相统一的整体观，即“天人合一”。
二是在这一整体中无时不在的运动观，如“阴阳五行”中阴阳的相互作用、五行的相生相克、“气论学说”的升降理论等，认为季节气候、血气流动、情志周转、新陈代谢等的循环往复，无不在运动中产生。
三是建立在整体观、运动观基础上的相对平衡观， “阴阳平衡”就是其精华所在。就人而言，无论是自然界的阴阳平衡失调、社会生活的阴阳平衡失调，还是自身的阴阳平衡失调，均会导致机能紊乱，这些都是导致疾病产生的重要因素。
基于以上理论，可以说中医学在宏观上包罗了所有的病症，中医几乎没有找不到的病症，包括心理疾病。《黄帝内经》从心理学的角度描述了人的统一性，其表现的特点就是形神统一。
中医“五神藏”理论言：“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篇》）充分阐述了“心”、“神”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病理关系，认为脏腑功能活动是心理活动的基础，心理活动又主宰、制约、影响着生理活动。所以， 心理状况可以导致脏腑病变，脏腑病变同样可以产生心神异常。
通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医学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医学思想，对心理医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认识心理疾病的机理。
●对部分心理疾病进行了分类定名。
●提出了一套望、闻、问、切的诊断和鉴别方法。
●研究出一些心理疏导与中药治疗的方法。如养心安神的甘麦大枣汤，疏肝解郁的柴胡疏肝汤，平肝泻火的龙胆泻肝汤，祛风镇定的镇肝熄风汤等，这些方法至今广为人们接受。
在心理咨询中，相当一部分心理疾病患者，希望心理医生能够用传统医学的观点，对疾病进行解释，这样他们更容易理解。有些患者甚至拒绝用西药治疗，主动提出用中药治疗，因为他们认为中药没有副作用。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医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发展明显滞后，需要我们积极、努力去探索。
古籍中关于心理疾病的记载
《黄帝内经·灵枢·本神》中说：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肝气虚则恐，实则怒。《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也说：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惊则气乱，思则气结。这些描述阐明了各种情绪的产生与机体功能的关系。
《黄帝内经》不但注意脏腑失调对心理平衡的影响，还强调社会因素对躯体的干扰，如《素问·疏五过论》中说：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医工诊之，不在藏府，不变躯形，诊之而疑，不知病名。身体日减，气虚无精，病深无气，洒洒然时惊，病深者，以其外耗于卫，内夺于荣。
这充分说明了导致疾病的复杂因素，因而得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论断。 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尝富而后贫，其心乱也”之人随处可见，由此也可说明，人们所患的各种古怪病症可能是心理疾病。
在心理治疗上，《黄帝内经》还提出了情激治疗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古人将心理与躯体的关系说得如此清楚，单从这一点就可见中医学理论的博大精深。
其后，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经过历代医家的努力，使得中医理论更加系统。至清代，无论是“阴阳五行”、“气化学说”，还是“脏腑理论”都已发挥得淋漓尽致。
然而，不管哪一门名家理论都无一例外地继承了中医的统一、运动、平衡这三大观点，都充分论述了人与自然、社会密不可分的“三维”关系。许多医家强调人体机能的协调合作，认为机能紊乱是导致疾病发生的根源，任何疾病都不可能脱离这一理论而独立存在。
反观现代生物医学发展历程，主要是以具体事物的研究为主导，强调数量、形态的变化，采取“一分为二”的操作规程，将事物层层剥离。由躯体解剖到组织结构，由组织结构到细胞形态，由细胞形态到染色体，由染色体到DNA，直到分无可分为止。就其精确度而言，中医学无法与之相比。
然而事物总是相对的，正因为现代生物医学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反而限制了它的视野，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点上，忽视了宏观的综合思考，给人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比如心痛、心慌、心跳就只注意心脏，腹痛作呕就只注意肠胃，尿频尿急就只注意肾脏或尿道，头痛、头晕、头昏就只注意大脑，等等。
对于几种中医病名的认识
百合病关于百合病的记载，始见于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一书，《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症并治》篇中说：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可见，百合病的名称，是根据其多经脉病变特征而来的。因人有百脉，同出一源，源病则百脉皆病，故取名百合病。
其中，“一源”所指的当然是大脑及其精神功能了。因此，百合病是泛指精神恍惚、饮食和行动失常、口苦、尿赤、脉微数等全身机能紊乱的疾病。主要由体虚不复、情志刺激而产生。
《伤寒杂病论》对其症状做了细腻描述：百合病者，……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然，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欲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灵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
这就类似我们今天常见的广泛性焦虑症。
郁症《医经溯洄集》曰：郁者，滞而不通之义。而“郁症”的概念，是元代至明清时期的医家根据其情志不舒、气机郁结，“不得发越”的病理特点，产生的一类与“郁”密切相关的症候群进行归纳的正式拟用病名。
其代表医家朱丹溪认为：凡六淫七情劳役太过，必使所属脏器功能失调，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终日犯及脾胃，中气必为之先郁。
在症状分型上，《丹溪心法》进一步指出：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沉细；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闷瞀，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寸口脉紧盛者是也。
总之，无论“郁症”的症状表现多么繁杂，但综合历代医家的学说内容，是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闷心悸，胁腹胀满，焦虑紧张，寐后多梦，悲伤欲哭，或咽中如物梗塞等为其症状特点。这些描述均符合心理疾病中的抑郁症范畴。
脏躁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了“脏躁”病名的记载，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的《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篇中指出：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
经后世医家的总结，其机理有三方面因素：阴血不足，风火扰神；七情伤郁，燥扰心神；阴虚火乘，诸脏失养。
这些症状大致符合更年期精神病一类的状态。
奔豚气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和《难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中说：肾脉急甚为骨癫疾，微急为沉厥奔豚。《难经·五十六难》中说：肾之积，名曰奔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说文》释曰：奔，走也。《辞源》谓豚为小猪。古人用形象的比拟手法，将病者自觉有水气上冲胸咽部的症状比作急窜奔走的小猪，揭示了病症的特征。
《伤寒杂病论》记有：腹痛，往来寒热，发作欲死，复还止。清楚表达了患者一会儿腹痛，一会儿发热、发冷，一会儿惊恐万分，但即时又恢复正常的焦虑惊恐状态。
《诸病源候论》记有：其气承心，若心中踊踊，如车所惊，如人所恐，五脏不定，食饮辄呕，气满胸中，狂痴不定，妄言妄见，此惊恐奔豚之状。还记有：若气满支心，心下闷乱，不欲闻人声，休作有时，乍瘥乍极，吸吸短气，手足厥逆，内烦结痛，温温欲呕，此忧思奔豚之状。诊其脉来触祝触祝者，病奔豚也。这些都描述了人在焦虑担忧心境下，坐立不安、喘息不宁的精神状况，与心理医学中的惊恐障碍相似。
梅核气《古今医鉴》中说：梅核气者，窒碍于咽喉之间，咯之不出，咽之不下，核之状者是也。梅核本是植物的果核，而以梅核气相称，自是泛指咽中本无物，而患者自觉有明显阻塞感。
此病多发于妇女，医家多认为与情志关系密切。与耳鼻喉科的舌咽神经官能症相同，也与心理疾病中的癔病性神经症相似。
从以上古代医家描述的五种疑难怪病来看，其病机皆是机能紊乱所致，主要与精神心理因素有关，古代医家分别从精神心理及躯体两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为今人探索这类疾病留下了宝贵资料，不能不说是对中医学的一大贡献。
把这五种病症与现代精神心理医学中的一些病症做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分别与焦虑性神经症、抑郁性神经症、更年期精神病、惊恐障碍、 癔病性神经症极其相似。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许多患者得到“肾虚”、“肝胆火旺”、“心血绊”、“肺气不足”、“肝郁气滞”等中医诊断。如果我们的思维倾向于这些辨症，而治疗上又不能获得良好效果，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可以从心理疾病方面考虑，因为“肾虚”可能是整体机能失调，“肝胆火旺”也许是交感神经功能亢进，“心血绊”可能是情急乱引起的惊恐，“肺气不足”可能是情绪低落所致，“肺郁气滞”可能是焦虑的表现。
心病辨症方法
这是我经过近16年心理咨询和心理疾病治疗实践总结出来的心病辨症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我的“三板斧”屡试不爽，而我的“投石问路法”，则是为我在诊治中屡建奇功的绝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