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卢本斯并不是在杜撰故事，他描写的是先后饱受过勃艮第公国、日耳曼帝国和西班牙蹂躏，又经历了残酷的宗教战争之后，法兰德斯人终于获得了一个难得的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期，于是他们原始的生命力复苏了，历史的记忆也被激活了，来自所有方面的文化禁忌都失效了，一种更为健壮有力的“人”被凸现出来……这说明，酒神节的仪式从来就没有被人们遗忘过。
在稍后一点的17世纪，欧洲又开始盛行希腊罗马式的祭神仪式。这些活动中有一种似乎回归到了圣娼时代。在参与仪式活动的男女中，允许人们彼此亲吻身体的任何部位。在场的“魔鬼”们一旦提出要求，女人便有义务跟他们性交，不能拒绝。但“魔鬼”往往很坏，他们常常用淫具“把女人弄得大喊大叫”，因为那些玩具生殖器“就像骡子那玩意儿一样”，还“像鱼一样长着鳞片”，要么是“滚烫的”，要么是“冰凉的”……
到17世纪末，还出现过由皇家组织的群交狂欢活动：菲力浦二世的亚当节。高贵绅士和美丽的命妇淑女们，夜夜都聚集在永不消散的宫廷夜宴上，争奇斗艳，优雅风流，而每次宴会都有个高潮，那就是随意地群交……
酒神节狂欢所表达的性交崇拜和对群交历史的再现，一直深深地激动着人类，以致那种历史的记忆在心灵上已成为抹杀不掉的遗传痕迹。
如果说，罗马官方对酒神节活动的镇压是出于政治考虑的话，那么，上古时期的中国官方同样是出于政治考虑，在力劝它的人民积极参与“仲春之会”——一种类似酒神节的“团体操”狂欢活动。有趣的是，罗马帝国没能堵住汹涌澎湃的酒神节活动，自己却被裹挟进去，醉得一塌糊涂，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而中国官方始终都领导着性游戏的潮流，常常开风气之先，上行下效，却能安邦治国，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
当然，仲春之会，高之祀，以及在中原衍成习俗的合独之风，在后世极权政治日益强大、儒学日渐成为显学之后，逐渐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定为有碍礼教的淫秽之事，属“精神污染”，经过道学家篦子般的梳理和“清污”之后，已然绝迹，有关记载也差不多荡然无存了。就连前面所举的那首本已经是非常含蓄隐晦的《郑风·溱洧》，仍未逃过宋儒朱熹的严正批判，这位理学大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辞。”
在朱熹的词典里，“淫”，已为十足贬义，成了一种罪恶。但在理学产生之前，淫字没有性丑恶的含义。据宋之前特别是先秦典籍，淫字的用法主要有这么几种：
浸渍——《周礼·考工记》：善防者水淫之。郑玄注：谓水淤泥土留著，助之为厚。《淮南子·览冥》：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高诱注：平地出水为淫水。
过度；滥——《书·召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尚书·大禹谟》：罔淫于乐。滥用、过度的意思。
久雨——《尔雅·释天》：久雨谓之淫，淫谓之霖。《左传·庄公十一年》：天作淫雨，害于粢盛。
大——《诗·周颂·有客》：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毛传：淫，大也。《列子·黄帝》：朕之过淫也。
迷惑、使之昏乱——《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赵岐注：淫，乱其心也。《吕氏春秋·直谏》：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高诱注：淫，惑也。
从以上用法中可见，“淫”不包含以性为丑恶、以性为罪愆的意思。淫字字义的转化，是大文化开始禁锢性欲求的结果。然而，禁锢与开放相较，后者的历史要漫长得多，渊源要深远得多。流风所及，便有些无孔不入了。因而人们仍有可能从丰富的史料中，洞烛一度被后世封杀的历史。汉代首倡《五经》，立于学官；唐益为《九经》，以之取士；至宋，以朱熹为主编更定为《十三经》，儒家十三部文献取得了经典地位。在这一筛选过程中，虽时有取舍，但《春秋》三传始终都在选取之列。而正是在《春秋》中，保留了大量涉性的记载，从而生动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性风俗以及社会的性观念：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春秋左传·宣公九年》）
陈灵公与他的两名臣子孔宁和仪行父，先后与已故大夫夏御叔孀居的妻子夏姬私通。夏姬，本为郑穆公之女，郑国素有淫风，此女未嫁时，在郑国先已跟自己的庶兄公子蛮兄妹私通；嫁至陈国后仍不免风骚放浪，时时红杏出墙。在她的儿子夏征舒十二岁时，丈夫夏御叔去世。夏姬益发放荡，每于幽会后以内衣赠送情人。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俱获所赠，所以穿上它在朝堂之上相谑为笑。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陈灵公善两面三刀：一方面“虚心接受”泄冶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巧妙地借刀杀人以泄私愤。第二年五月，君臣三人共赴夏姬的住所株林欢会，宴饮中又开始相谑调笑：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汝。”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春秋左传·宣公十年》）
当时夏征舒已经承继父爵，做了陈国大夫，被人如此取笑，岂能容忍？因此忿而弑君。孔宁和仪行父则匆匆逃往楚国避祸。不久之后，楚庄王即慨然担当起“国际警察”的职责，率诸侯多国部队讨伐陈国，清算夏征舒的弑君之罪。夏征舒最后被车裂致死。
但楚庄王起兵的动机却颇为可疑：他在“伸张正义”之后，却对元凶之母夏姬流露出贪恋之情。为此，楚国君臣间爆发了一场以道德论争伪装着的美色争夺战，事见《春秋左传·成公二年》——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王乃止。
庄王终被巫臣这一番浩然正气的说教所震慑，没敢恣肆妄为。看来这庄王尚存着几分天真。但楚国大臣中毕竟有人色胆包天，子反也表明他想占有夏姬——
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 子反乃止。
又是这个巫臣！照他说起来，夏姬是使庶兄公子蛮因与其通奸而早逝，是导致丈夫夏御叔不能尽享天年，是陈灵公被刺，是夏征舒遭车裂大刑，是孔宁仪行父出逃进而陈国遭难等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引发者，几乎是一身祸水了。在巫臣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连哄带吓的劝阻下，子反也放弃了渔猎夏姬的打算。但事情至此还远没有结束。巫臣的一番滔滔宏论着实使夏姬掉价不少，最后竟被庄王“处理”给不中用的连尹襄老做了老婆。
没过多久，这襄老就在随军出征中死于异国。襄老的儿子黑要，接着占有了夏姬。到这时，这出戏的导演才终于粉墨登场了——
襄老死于，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汝。”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返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
这个巫臣确实工于心计。他先让夏姬谎称去郑国迎取襄老的遗骸归葬，获得庄王准许，夏姬得以成行。紧跟着他就到了郑国，正式向郑伯礼聘夏姬为妻。绕了偌大个圈子之后，巫臣总算是击败了所有强大对手，最终独占了夏姬。此时楚国新君共王上台，巫臣恐事情败露，带着夏姬先是投奔敌国齐，恰遇齐师战败，又改投晋，晋国封他做了邢地大夫。此后，巫臣为保全家室性命，竟积极为晋国谋划通吴，并教吴以叛楚，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投敌叛国了！
这一系列的国际纠纷，君臣反目，勾心斗角，奇谋诡智，竟然全是围绕着美人夏姬展开的！其精彩程度，较之于古希腊时为争夺美人海伦王后而发生的特洛伊战争，也不觉逊色。而史中所述夏姬，以美色倾倒那众多诸侯贵胄、王公大臣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她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的年龄，也着实令人惊讶。夏姬之美，恐怕“只宜天上有”了。
《春秋》中的涉性记载，绝不止于夏姬一事。而其情节，在今人看来也多离奇怪异。齐襄公与自己的妹妹文姜私通，这在当时可能并不算奇闻——伏羲和女娲就是兄妹相通，后世多以其交尾图为祥瑞。但在文姜已经嫁给鲁国国君桓公之后，仍还奸情不断，多少就有些过分了。更为过分的是，齐襄公为逞一己之私欲，与文姜永图好合，竟然派人暗杀了妹夫鲁桓公，其事见于《春秋左传·桓公十八年》——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姜氏如齐。申曰：“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
看来，文姜与齐襄公兄妹的私情，在鲁国已是尽人皆知，所以当鲁桓公带着文姜访问齐国之前，申先打招呼，希望文姜有所收敛，不要再弄出事来，然而非常不幸，这次不光弄出了事，还让桓公丢了性命：
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
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文姜跟随鲁桓公在泺会见了襄公之后，兄妹俩又发生了性关系。桓公责骂了文姜，文姜立即向哥哥告了公的状。结果导致桓公在车中死于公子彭生之手。虽然后来彭生被作为替罪羊甩出来，为齐人所杀，但襄公无论如何也难辞其咎：这是在你的国土上！桓公酒醉返寓，是你派遣彭生同车护送的！而受害者不仅是邻国国君，而且是你的妹夫！事发后，文姜并无愧疚之意，行为上也未作收敛，仍频频与襄公私会，而史书对此不置臧否。
齐国因性事而杀鲁国之君，也曾以性事魅鲁国之君：齐景公时，邻国鲁定公用孔子为相，鲁国国内出现大治局面。齐国为之而不安，怕鲁国强盛之后于齐不利。齐大夫黎建议，以女色腐蚀鲁国国君。他们选了八十名善《康乐》之舞的齐国美女，打扮得十分妖冶，再加上一百二十匹好马，一并送与鲁国。鲁国权臣季桓子代表国君出城验看“礼品”，竟在女乐面前盘桓了一整天，醉心不已，归报定公，并怂恿定公亲自前往验看。定公绕小路悄悄跑去，一见美女即大喜过望，立刻同意收纳。齐国使者提醒说那边还有好马，定公居然回答：光这美人已经够了，要马干什么？如此使人心旌摇曳的大群美女，一旦入侍君侧会发生什么情况也就不问可知了。此事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遂行……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
其实孔子这是自绝政治前途，你何必走呢？让鲁定公玩他的女人去，好官你自为之，岂不是更能大展政治宏图？自然，孔子有另一番高见。但对于鲁定公来说，政治伦理又何如八十个美人来劲呢？可见儒之大道，在当时的好色之风面前真是不堪一击！
最令现代人不解的桃色绯闻，恐怕要数卫灵公之于夫人南子了。南子本宋国人，在宋时与公子朝先已有染。这宋朝自恃有美色，入卫为大夫，与卫灵公嫡母宣姜私通；没过多久，复又与南子勾搭成奸。南子性淫，孔子曾私下里会见过她一次，即所谓“子见南子”；又在灵公与南子乘车外出时搭他们的顺风车，挤在南子身旁，由此惹出了大堆说不清楚的闲话。好在灵公并不计较，因为他自有男宠弥子瑕相媚。弥子瑕偶然吃到个味美的桃子都不愿独吞，而将剩下的半个献予灵公，使灵公感慨万分。后世形容同性恋情谊用“余桃断袖”，此即为余桃。可能正因为灵公“外嬖子瑕”，所以会“内惧南子”。但宋朝却始终惴惴不安，怕事败获罪，竟伙同齐豹、北宫喜等人密谋叛乱。事件平息之后，宋朝逃亡晋国。怎奈南子对宋朝思念不已，而灵公不仅不追究宋朝的叛乱罪行，居然还亲自出面召宋朝回国，安排其与南子幽会。事见《春秋左传·定公十四年》——
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太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太子羞之，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太子。太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太子奔宋。
惹出麻烦的是，太子蒯聩听到了宋地的乡下民谣：我们的公猪既已给你们的母猪配了种，为何还不将它还给我们？这自然是暗喻卫灵公召宋朝滞于南子身边。于是，太子起了杀母之心。结果事未策划周密，杀手戏阳速临场不予响应，使灵公得以拉着南子的手登台掩避。而太子则被迫逃亡至宋，尔后又转晋。于是蒯聩的儿子辄成为卫国新君出公。
其实，喜婚外之恋的女人在卫国不独南子。太子的姐姐孔姬也好此道。孔姬下嫁给孔圉为妻，生孔悝。孔圉有家臣浑良夫，高大白皙，不知不觉间便“内通”了孔姬。后来逃亡在外的蒯聩正是通过浑良夫，与姐姐孔姬密谋挟持了握有重权的孔悝，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驱逐了出公。在这次政变中，孔子的学生子路逞匹夫之勇，起而反对政变，结果壮烈牺牲，被蒯聩剁成了肉酱，还作为礼物派人给孔子送去……
在上述几则涉性事件中，似乎都没有出现“道德法庭”或舆论谴责之类的插曲。妻子有外遇，丈夫尚能处变不惊，如鲁桓公；或从旁襄助，如卫灵公。尽管绯闻往往伴随着流血，但暴力并不来自道德惩戒。孟尝君听说有门客勾引自己的妻子，并且已经得手，态度却出奇地坦然——
孟尝君舍人有与君之夫人相爱者。或以问孟尝君曰：“为君舍人而内与夫人相爱，亦甚不义矣，君其杀之！”君曰：“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其错之，勿言也。”
（《战国策·齐策》）
是政治挂帅，还是人文精神？无论属于何者，孟尝君都堪称一条好汉。
4．淫非大恶，不过天地万物之心
自春秋以至汉唐，社会性心理总体上呈宽松状态，男女性关系也较为随意；仲春遗风时隐时现。且从《史记·滑稽列传》看齐威王时的卿大夫淳于髡，自己描述他酗酒时的情景：
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芗泽……
男男女女自由地混坐在酒会上，手握着手，耳鬓相摩，醉眼乜视，鞋袜混成一团，直饮至灭掉灯火，脱去衣服……
这说明，当时的上流社会已不限于仲春之季的“野合”，而是动辄就在家中举办私人欢会。于是，在作为群众活动的仲春之会日渐式微之后，淳于髡式的私人欢会成为风雅传统。
魏晋文化有“中国文艺复兴”之誉，而其男女聚饮最似淳于髡式的欢会，且有过之。魏晋间，文人、贵族皆放浪不羁，李贽《初潭集·卷十七》中说：
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母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