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0-11日，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三寺学习简报（“昭觉寺因捡柴夜战未学习”）中称其学习内容是读报“省委关于迅速掀起群众性养猪高潮的指示”。“猪肥苗壮，猪瘦苗枯”，“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型有机化肥工厂”，大家“尽量抽出时间支援菜园和喂猪，为1960年养猪头数比1959年增加50%以上及翻一番而奋斗”。12月19日《本周学习总结——大慈寺学习组》，“星期一二学习中共成都市委员会召开副食品生产会议，作了部署成都市动员全民投入养猪高潮。同时并读了刘少奇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我们读了大量发展十种家畜高潮，……我们在1958年喂了一头，今年上（半）年喂了两头，现在喂了四头。我们还要争取多喂，致（至）于饲料，我们见缝插针，多种饲料，要达到自给。”
1963年大慈寺自制《大慈寺自养猪仔月报表》，上有：窝头、头数、存活、自养、代养、已配、已怀、母猪、成年、仔猪、病猪、50-100斤四个等级、饲料储存诸栏目。表中显示大慈寺自养猪仔2头、一头50斤以下，一头100斤以上，其中的母猪已配、已怀，猪饲料，包括青、干、精各两百斤。这样精打细算当然会有所收获。1961年1月25日，市委统战部何江成前来取猪肉，猪油10.09斤、猪肉81.09斤、猪头14.07斤、肝子3.05斤。何江成持中共成都市委统战部办公室总务处的信函来：“大慈寺负责人：兹派我部何江成同志前来取猪肉，请予给予为要。”昭觉寺寺僧纯宝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地将柴弄来，文化局来拿现成，他想不通。“宽霖和尚叫我们夜战拉柴到白家塘时，我想他倒睡了，叫我们送柴去，想不通。”（见1959年11月23-24日昭觉寺学习简报）
除了养猪、种菜、栽桑、养蚕外，寺僧们还种植棉花。1965年底，大慈寺生产组长真观、大慈寺负责人永建同作《大慈寺种棉经验总结》，分析了1965年种棉花不如1964年成绩、减少37%的原因，如育苗时遭三次失败、秋天雨水过多致棉桃沤坏等。而且棉花的产量，则与寺僧可换的布票直接挂钩。1965年大慈寺从成都市供销合作社土产公司换取布票时曾填过“成都机关单位棉花换购布票领取单”，12人换购布票175.5尺，这说明成都市普遍鼓励机关单位种植棉花。在领取单上的说明栏中，“换购布票总数，系指你单位全部交售后，换回布票的总数”，表明布票不仅是买布的凭证，而交售棉花又是换购布票的“凭证”，且时常还要填“成都市购货券领用凭单”——大慈寺10人一次只有领30张——物资之奇缺可想而知。
在自种菜、棉、桑的基础上，砍碱及办硝厂，以增加佛协、寺庙收入，改善寺僧生活，为经济振弊起衰。市佛协成员成立砍碱组后，在彭县天台山参加制草碱的人有智一、果善、真观、愿成、隆福、常照、能维、永观、寂福。硝厂上游生产者，计有永建、永净、照悦、德明、宽霖等。1958年9月15日成都市佛教协会致函成都电信局：“成都市电信局：我市宗教徒在市委宗教事务处领导下，集资兴办‘火硝厂’，厂址在桂王桥北街天主堂内，现因急需，特请将我会电话机移至该处，希望协助为荷（我会电话机号码353）。”与此同时，为了赶快将硝厂建成，成都市佛教协会还去函给桂王桥北街粮站，要求站方提供帮助：“出动施工建设人员五十人，昼夜赶建，因此在重体力劳动的情况下，感到原先定量供应之粮米不足，要求在五天之内每人补助四两。”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料可查询，不知硝厂后来情形如何，但曾经筹办是确凿无疑的。
圣钦法师葬礼
圣钦法师，驻锡大慈寺达30年之久，对大慈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于战乱中的振兴，居功至伟。1932年，他与侵占大慈寺川军的马德斋部周旋谈判，挽大慈寺倾颓于既倒，并用10年之力重修大慈寺诸多寺观。1950年，重新出任方丈，直至1964年1月30日圆寂。
圣钦法师圆寂后，由省、市佛协及大慈寺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全寺寺僧为此还推迟了一天种桑树的时间，参与一切悼念活动。但圣钦法师去世后，办理丧事的一切资料，均未经人道出，似乎也未有人写成文章公诸于世。兹将手上保留的一份由“治丧委员会经手永建”亲笔所写的铅笔丧葬单抄录于后，以作保存唯一史料之用。
其一是“丧葬收花圈名单”：除“街邻等”所送的三个花圈外，其余均为一个，名单如次：省政协秘书处、四川省文史馆、省宗教事务处、省佛教协会、市政协、市宗教事务处、市佛教协会、近慈寺、文殊院、昭觉寺、爱道堂、金沙庵、仁勋仁济、众弟子、严成文，共18个。送花圈的寺庙里没有净居寺、草堂寺、诸山、小宝光，不知为何，难道是这几座寺庙在圣钦法师圆寂时已经不存在了吗？
其二是“钦公丧葬开支清单”，市宗教事务处出200元、圣钦遗存1129.46元，共计1329.46元。兹将丧葬清单按项目、开支、备注三项罗列如次：大小蜡18.6元、香烟蔬菜10.48元、用于永建、永光、真观、戒品的车费7.85元、孝纱2.04元、锁针0.24元、汽车费23.33元、诸师念佛（十七人四堂）70元、昭觉寺150元、永光封龛起龛礼8元、做坟35元、修廓20元、茶资1.2元、真观、宏清、张师的犒劳穿装费9元，合计355.74元，余款973.72元存银行。圣钦法师葬在他出家的峨眉山，做坟和修廓要花55元，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猜不出花在昭觉寺上的150元为何？
大慈寺收支年表
成都市佛教协会在其制订的《各庙经济和会计制度》中，将经费开支列为包括工资在内的“经常门”以及包括购置修缮在内的“临时门”，除了一再强调节约外，专门谈及“各庙经费，每月收支情况作出计算表，每年或半年作出决算表呈报本会和宗教事务处审核”。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各寺庙才将其月报表、半年报表、年报表呈给佛教和宗教事务处。因此当寺庙的收支报表弄丢后，也是一桩不小的事，当事人还要专门写成书面意见呈报，以昭慎重。1960年3月21日市佛协、文殊院的会计兼出纳、居士熊子宁曾写一条：“1961年3月21日清理未见文殊院的收支表（1957年、1958年的均未见），打电话问陈述尧，她曾在1958年时任秘书查文殊院账取出，后来因人都离开了，就不知放在何处。永净师亦知此事。”
手上的资料显示，大慈寺从1957-1964年，都有月报表和年报表。以1961年年报表为例，分为下列事项：房租、欠房租、利息（公债存款）、门票、业务、生产（售菜）、物资折价（农药厂）、公债、上年存货（糖茶煤）。本年支出：佛协费（省市）、存入保证金（退房押）、宗教费用（花供香）、工资、税金（房产营业）、培补佃户房（工料）、文具报刊（1962年报）、购置（货车炉面）、医药、杂支（清洁用具蚊香）、本年存货（糠果茶叶煤）。其底部有负责、出纳、监制，同样以1961年年报表为例，其负责：释永建、出纳：宏奎、监制：释演如（以上为1961年年度支出，12月31日制）。
大慈寺和其他许多寺庙一样，除了出租房屋以取租金外，还有服务部，专售一些商品。以一张1959年1月31日盘存底货表为例，大致可以看出他们经营的品种有糖、米花封、中点、面包、芽茶、春茶、煤炭、烟（牡丹、精前门、简前门、光荣、哈德门、玉叶、企鹅、锦太等）。再缩小一些子项来看，1958年12月收支表糖果、茶水、纸烟、门票四项总盈利为64.14元，其中最高为茶水收入17.67元，门票次之16.80元；1961年11月糖果、茶水、火柴、门票四项收入245.93元，最大项收入是茶水为142.84元，其次是门票收入72元。喝茶和门票收入是呈正比例关系，这说明进寺庙喝茶的人占门票收入的比较大。与此同时，这不仅说明大慈寺和其他寺庙一样营业自救，而且还表明成都人喜欢喝茶，即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没有多少改变，堪称最不易改的习惯。1961年较1958年不应该存在太多的通胀，如此看来的话，1958年年底较1961年年底经济状况差了不少。从这样的细节，再参看其他的资料，1958年下半年，四川已开始进入困难时期，而1961年年底已有开始好转的迹象。
劫后重光
1958年修东风路，大慈寺的接引殿和铜像均被拆毁，随着大跃进、大炼钢铁的猛烈开展，寺庙受到的破坏也是空前的。比如成都郊区第十三中心小学1959年6月22日公函：“佛教协会负责同志：我校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需教室。目前给国家节约建设资金，支援工农业，挖潜力，拟将静（净）居寺佛像拆毁（部分坏的），特请研究，希支援。”像这样“支援国家建设”的事情一定还有，只是对大慈寺的具体破坏情况未有进一步的实物资料。
不过自然也有例外。1964年8月，大慈寺有铜像还在迁移修缮中。8月22日，成都市东城区红星街建筑修缮队《大慈寺铜神像迁移耗工概算》表明，由省佛协迁至大慈寺后殿的佛像迁移工程，其项目分14项：拆除神盒（龛）、吊装运起铜像、拆除花纹神坐、运输铜神像、修复花纹莲台、神像后续刷白、吊装铜神像、机械设备、拆除隔坪、修复隔坪、拆除修复板门、竹编拆修、改修神盒（龛）、前后绕拆机械架，共计花费459.36元。加上使用材料为旧报纸、水泥、河沙、石灰、铝钉、石膏、颜料和耗工，间接费用为工程费的50%，即229.68元，与上项费用加在一起共费489.04元。此种较大之修缮恐怕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很大的一个举动和开支了。
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大慈寺受到的破坏就越来越多。当然，偶尔也有来大慈寺玩的年轻人破坏寺中公物。1964年1月23日崇德后里2号的镋钯街民办中学给大慈寺发了一公函，内容是就该校尹华成等四人于21日在寺中损毁公物的问题，由班长曹永成“带领他们前来认错、道歉、赔罪，希你们严格给以批评，并提出赔赏（偿）公物的条件。”至于学生损坏的是什么公物，如何赔偿的，在这张单子里并没有清晰地展现。
在众多大慈寺的资料单中，其中有两张成都市公安局的收据，分别是1965年1月11日、2月8日，户名为大慈寺，分别是代收开水费5角4分、3角7分。经手人金国屏，这样的收据是何因由，没办法说清，但彼时肯定公安局还没有代管寺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4月2日还见有大慈寺收支季度表之整理，但随着“5·16通知”的下发，各地寺庙被造反派占领，占领大慈寺的造反派属于成都红卫兵部队的“中红成”（中学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野鸭子战斗队”。“野鸭子造反队”的半大小子们，在占领大慈寺期间，砸寺庙的“四旧”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扫荡大慈寺附近的“牛鬼蛇神”，如省图书馆的图书被拿出来卖，以换钱买酒喝买东西吃，文联的沙汀、艾芜等名作家，都被“野鸭子战斗队”抄家。
“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大慈寺一派荒芜混乱，成都博物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搬进大慈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人们说到去大慈寺的时候，不是去逛什么寺庙，因为那时虽有一些破旧的寺物，根本无和尚进驻。人们要么是去喝茶，要么是去成都市博物馆办事，这一切直到2004年大慈寺重新开放才得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