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政府职能体系进行系统描述是一件十分繁难的工作，但这种描述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这里只作框架式的简要描述，目的在于说明政府角色定位和政府职能界定与转变的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根据我们对当代中国政府角色定位的分析，按照“服务型的有限责任政府”的模式预期，以及中国政府对职能转变的新认识，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政府的职能框架可用“一、二、三、四、五”来概括：
“一”是指一项基本职责——提供广义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来的。通常的用法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指可以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提供的有形的公共物品；广义的公共产品是对带有公共性的一类产品和服务的统称，既包括有形的公共物品，也包括无形的精神产品；既包括具有公共性的产品，也包括具有公共性的服务。譬如灯塔、法律、政策、国防和环境保护等，都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公共组织，其最基本的职责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负责广义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是一种由政府负责公共产品供给，而由市场负责私人产品供给的互补型经济的制度安排。它是服务型政府所由产生的重要制度基础。
“二”是指两项市场监管职能——执法监督和维护秩序。公正执法和依法监督是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前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公正地实施市场执法监督的基本理念；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则是市场监管的目的所在。市场执法监督的内容包括税收监督、价格监督、质量监督、卫生检疫、资格准入以及标准化监督等方面；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包括反不正当竞争、防止和限制自然垄断、打击制假售假行为和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权益等项目标。
“三”是指三项经济调节职能——收入再分配；资源再配置；稳定宏观经济。这是包括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政府主要经济职能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它同样适合中国政府。
因为这三项经济职能所对应的经济范畴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社会经济问题，政府把对经济的调控重心集中于这三个方面，符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
我国宏观调控应在继续坚持长期规划与财政、货币政策的阶段性运用相结合，扩大投资需求与推动消费需求相结合，扩大内需与增加出口相结合，扩展经济总量与加快结构调整相结合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居民的收入分配问题固然属于微观经济范畴，而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则具有宏观意义。从市场解决效率问题、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公平效率观出发，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就更具有终极性的社会意义，因而是责任政府的重要职能。
政府的资源再配置职能也是具有宏观意义的微观经济调节职能。一般说来，资源配置可区分为初始配置和再配置两个层次。资源的初始配置是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由市场自然完成的；资源的再配置主要是依靠具有超市场能力的政府组织的强制力量去完成的。
“四”是指四项社会管理职能——建立法制基础；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保护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环境。
建立法律和制度基础是法治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法制化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供给永远是第一位的问题；而这是除立法机关和授权的政府组织外，任何社会组织所无法提供的纯公共产品。
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化环境的重要方面，因而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责任。如道路交通、水电枢纽、排污防洪、垃圾处理、公园与城市美化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需要政府来投资的。
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对贫困者提供帮助，是人民政府的神圣职责；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保护弱势者和贫困者的基本权利，通过公共政策改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扶贫开发等多项措施为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提供多方面的帮助和救援，是保持政治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保护环境包括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和保护社会生态环境不致受损两个方面。保护并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保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保护并改善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各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建设和谐社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治理要求。
“五”是指五项公共服务职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政策与信息服务；为市场发育和发展提供制度与环境服务；为公民生活提供安全与保障服务；服务于教科文卫等社会公益事业；服务于扶贫济困、救灾抢险、防治疫情等社会危急管理。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当然远不止五项。但是，就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政府首先需要认真履行好上述五项公共服务职能；因为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构建和谐社会，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2.中国政府的特殊职能和过渡职能
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中国政府不但要行使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而且要行使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政府必须具有的特殊职能，还要行使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需要承担的过渡性职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管理体制，其要点、难点、根本点和着力点都在于如何准确界定和有效行使中国政府的特殊职能与过渡职能。
所谓特殊职能，是指中国政府区别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特有职能。这些职能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需要中国政府长期行使而且需要花大气力排除各种阻力和非议才能有效行使的重要职能。中国政府的特殊职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实践“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职能。这是解决因别国侵略和内战造成的领土被分割的历史遗留问题而须政府行使的重要职能。
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职能。这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中国政府的一项持久性的政治职能。政府需要不断加大和强化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思想灌输、制度完善、程序指导和过程服务的力度。
三是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职能。人口的数量多而素质较低，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因此，计划生育、优生优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既是一项基本国策，也是政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职能。
四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职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着力抓好以遵守规则、修养道德、提高素质为基点，以确立民主与法制观念、弘扬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振奋民族精神为重点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和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五是消除两极分化、缩小地区差异的职能。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的国情特点决定的。为了逐步缩小因自然和社会条件造成的地区差异，缩小和消除因收入差距而导致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需要政府的强力调控。
六是对短缺资源的计划配置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计划。通过必要的政府计划和资源再配置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越于私有制经济的重要特征。
中国政府必须坚持行使此项管理职能。
七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中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主要是对公有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因此，它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在方式和机制上可能会不断发生变化，但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能，则是需要长期行使的。
所谓过渡职能，是指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需要政府承担的职责和发挥的功能。待到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后，这些职能将自行消失或让渡给市场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全面转型期，中国政府的过渡性职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市场规则、培育和健全市场机制的职能。一般来说，市场规则是在市场交易和市场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并得到市场主体普遍承认和共同遵循的守则。但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为了加快改革的进程，降低改革的成本，由政府出面制定市场运行规则，是完全必要的；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通过政府来培植、推动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健全，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率的。
二是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调整和参与国企改革的职能。国有经济调整与国企改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国有经济进行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前提；而国企改革则是对国有经济调整的具体落实。
三是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职能。社会中介组织是重要的社会自治力量，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主要替代组织。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把大量的社会事务管理职能让渡给社会中介组织；因此，大力发展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四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职能。发育良好的成熟市场必然是能够自我约束、运行有序的市场。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制度不完善、运行无序的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依靠政府规制来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要求来看，目前我国政府承担的上述过渡性职能，虽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些职能的行使应当逐步弱化，直至完全转移和让渡。
政府管理创新与政府能力提升
一、建立和谐的公共管理体制
迄今为止，中国各级政府管理创新虽有明显进展，但政府职能转变仍处于攻坚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公共管理新体制还没有建立，政府管理仍然没有突破过去行政管理体制的藩篱，政府创新实践还没有上升到体制创新的层面。因此，建立公共管理新体制，实现多元共治的和谐治理体制，应当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取向。
建立和谐的公共管理体制，首先要创建一个多元共治的社会管理体制。公共管理决不再是政府的一统天下；政府部门一元独裁、行政系统一元独治，未经公民社会同意和参与的政府决策和行政执行仍然是强制性“推行政令”和一厢情愿“行其政事”的传统行政管理，与多元、民主的公共管理体制并不相干。治理意义上的“和谐”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以多元主体、多样方式为基础；一元独治因主体的唯一只可能出现“同而不和”现象，无和谐可言。坚持一元独治的政府即便是打着民主的旗号，也只能是“为民做主”的政府；只有多元共治，才可能出现“让民做主”的现代民主形态。多元共治是一种制度安排，而制度供给是政府的职责。
建立和谐的公共管理体制，还必须建立一种多元共治的运行机制。有了多元主体的体制平台，还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动员功能，使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各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一种分工协作、多元互补的有效运行机制，才可能实现和谐治理。因为政府公共权力的强大使其在公共领域永远居于主导地位，永远掌握着最后的发言权。任何其他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都必须纳入政府管理的整体框架，与政府结成治理联盟，才能实现共治。政社分开是指政府不应替代社会自治，也不能把社会组织搞成行政性组织，变为政府的附庸；但并不是划出“一亩三分地”让他们去自负盈亏。和谐的公共管理体制需要政府建立，更需要政府维护。
二、构建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
所谓“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也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基于社会和谐治理的政府选择，是公共管理体制下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基于优化公共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的政府改革，首要的任务是寻求和培育一批能够委以重任可以放心让渡权力和职能的合作伙伴，同时建立一种能够有效监督和调控的合作机制。在以构建和谐社会为时代诉求的中国公共领域，选择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是对多元治理民意的回应和向效能政府目标的迈进。
社会的和谐治理是一种“善治”状态，“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就是基于公民社会自觉自愿、参与合作的伙伴式公共治理模式。简要地说，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包括多元主体、民主决策、法制化管理、市场化和社会化服务、责任过程和效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