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有33.1%的人表示不太满意，认为“保费太高，待遇太低”；另有28.9%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满意不满意”，认为“目前对自己家影响不大”。
那么，解决上述问题的出口何在呢？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有44.6%的受访者期待“十二五”期间通过医改“解决医疗费太高的问题”；30.1%的人期待“消除医疗领域商业贿赂”；23.3%的人希望“完善城镇医疗保障体系”。
期盼教育多方面改进
总体来看，民众对目前教育现状仍有诸多不满意之处。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您认为‘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工作最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进”时，42.8%的受访者认为应“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居第一；38.6%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居第二；28.5%的受访者认为应“提高师资结构水平”，居第三。
此外，“促进教育公平”、“继续加大教育投入”、“解决择校问题”、“发展学前教育”、“提高教师待遇”、“优化教育布局”等，也为数量不等的受访者所期盼。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沈友军认为，“教育不公导致乱象丛生”，如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教育质量存在差距，优质教育资源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由此产生了择校，伴随产生的是择校乱收费。
“教育公平就是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沈友军说。从国家层面来讲，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应是政府下一步考虑的重要问题。而推动教育公平，关键是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做好工作，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民族之间的教育资源配置方面，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机制两手都要硬。
食品安全令人担忧
2010年，中国设立了高级别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由3位副总理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2010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加重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建立了以31个省级和312个县级监测点为基础的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可现实并不容乐观，食品安全事件依然频现，比如皮革奶事件、镉米事件、面条掺胶事件，等等。
本次调查显示，对食品安全问题，民众仍非常担忧，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只有48.7分。50.1%的受访者认为食品安全“问题太多，令人失望”，37.8%的受访者认为“问题存在，但有信心解决”，只有12.2%的受访者认为“问题不大”。
李绍荣认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本质上是政府提供的相关公共服务不足。“这不是制定一个法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整体工程，需要全社会去投入和建设。”
针对“如何搞好食品安全”的提问，本次调查的受访者首选“加大处罚力度”，提及率为32.7%；其次是期待“严格检验检疫”，提及率为28.0%；第三是希望“企业规范生产”，提及率为12.1%。
腐败原因首选“权力缺乏制衡”
多年来，反腐议题一直就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2010年，又有多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办。
本次调查显示，80.4%的受访者表示“反腐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分析导致腐败最主要的原因，37%的受访者认为是“权力缺乏制衡”；22.9%的受访者认为是“用人不透明，缺乏择优机制”；20%的受访者认为是“不重视群众舆论的监督权利”；17.1%的受访者认为是“纪检、监察、司法机构的体制腐败”。
对于腐败治理途径，33.9%的受访者期望“从完善制度入手，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长效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30.2%的受访者期待“进一步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行为”；17.3%的受访者希望“教育为先，提高基层干部廉洁自律意识”；16.6%的受访者希望“开展专项治理，切实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附：调查说明
调查机构：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
调查时间：2011年2月15日至22日
有效样本量：3608
调查范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南京、沈阳、西安、昆明、太原、兰州、吉林、秦皇岛、章丘、延安、绵阳、荥阳、鹤岗城市市区
抽样误差：95%置信度下抽样误差±1.6%
样本构成：男性58.2%，女性41.8%；20～29岁23.5%，30～39岁25.6%，40～49岁23.6%，50～59岁14.8%，60岁及以上12.5%；小学及以下5.1%，初、高中及同等学历44.7%，专科25.2%，本科21.7%，硕士及以上3.3%
诚信问题让中国人很纠结
信任资源缺失并不是中国转型阶段的特有现象。要推进中国社会诚信建设，根本还在于通过比较公正的制度安排，减少和消除行为主体对自身安全和利益安全的顾虑。
“这是由于患者对医生不信任，才造成这样的惨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俊秀说。
惨剧是指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的患者杀害医生事件。经初步审理，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当日上午到该医院诊疗。医生得知其患肺结核，建议先治好肺结核后再行治疗。但李某某认为医生不给他看病，心生不满。
当日下午，李某某在医院外面购买了水果刀后回到医生办公室，进门即对医务人员行凶，造成一名实习医生死亡，3人受伤。随后李某某企图自杀未遂，被警方抓获。
“一个社会产生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就难以有信任存在。而信任是人与人交往最基本的需要。”2012年3月27日，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举办“进一步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研究专家研讨会”，王俊秀在会上以上述事件为例说道。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一些个例暴露出的诚信缺失，对社会健康发展的影响值得警惕。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发展必须重视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项需长期努力才能够见效的工程。
加剧社会运转成本
公众对社会诚信状况的总体评价如何？2011年《瞭望》新闻周刊联合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城市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为“好”。
王俊秀说，随着社会转型提速，社会成员利益与诉求更趋多元，社会诚信建设尤受关注。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讲，信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说，“一个充满信任的社会，交易成本比较低。反之会造成交易主体为防范风险被迫增加成本，限制自身健康发展，也阻碍整个社会进步。”
多种迹象表明，社会诚信度下降，易对中国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商务部统计，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6000亿元。
除企业诚信之外，个人诚信、政务诚信等领域也不同程度出现缺失现象。专家认为，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变得更加困难，对他人的同情、关心和帮助也变得不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失信成本较低，也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形成冲击，引发普通民众不满。
国防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全林远教授认为，近些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诚信缺失问题凸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有危害。
“一个国家信任体系如果滑坡，不仅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害，还将对整个社会体系造成深远影响，导致社会规则的极度混乱和道德水准的急剧下滑。”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白春阳说。
诚信理念受到冲击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诚信缺失现象出现，部分原因是传统诚信理念受到冲击。
全林远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社会转型的大环境，直接塑造了我国社会诚信状况演化的时代大背景。
在全林远看来，近代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社会剧烈动荡，传统的民族性格和人文伦理受到巨大冲击。此后，思想观念的各种“破旧立新”，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一定程度消解了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诚信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塑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德，并在全社会推行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联系的诚信理念。随着近年来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传统价值观与社会现实出现一定落差，因此，诚信理念也受到冲击。
“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人们在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上的冲突与混乱，是导致当前社会信任缺失的深层社会文化根源。”白春阳说，“信任资源缺失并不是中国转型阶段的特有现象。”
但受访专家也表示，传统文化资源在应对当前转型中的诚信缺失现象时，存在一定局限性。竹立家认为，在传统社会里，经济和道德是一体化的：一个人没有道德或不诚信，就无法立足于社会。但中国现在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经济和道德逐渐分离，弱化了对个人道德的约束。
全林远认为，儒家传统讲究正心诚意、推己及人、重德性轻规则、重人格自律轻外在制约。这与现代通行的自省与他约、强制性约束与引导性约束有机结合的立信授信结构有较大差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现代公民社会为基础，既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又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新的诚信理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全林远说。
失信成本过低
与会专家大都认为，诚信缺失还与约束体系缺位、失信成本过低有关。
全林远表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居住地、职业、社会地位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动，与同一交往对象的重复互动明显减少，这加剧了交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失信成本大大降低，给违背诚信提供了诱因。出现大范围社会失信风险的可能性上升。
“由于利益约束体系既严重缺位，又执行不力，造成守信收益小、失信成本低，以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李鬼打败李逵的现象。”全林远说。
白春阳表示，仍期待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以对失信行为产生应有的震慑。
在北京伦理学会秘书长王淑芹教授看来，目前社会诚信缺失，与信用信息的公开、联网程度不够亦密切相关。“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受制，目前基本不可能。”
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看，建立社会诚信-评价-查询系统，是构建利益约束体系的重要操作方式之一。这一系统有利于解决市场交易及其他各类人际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将长远利益与行为主体的诚信水平联系起来。
但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上述查询系统，专家指出，由此既难以事前对行为主体做出诚信度预判，又不能事后及时制止失信者的重复失信。缺乏这一系统的支持，相关法规也是施行失据，对失信者的惩治力度过低。
全林远建议，通过整合目前分属工商、质监、财政、税务、审计、司法和银行等系统的各类信息，建立以互联互通的信用资料数据库为基础的公共信息平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关法规，借助社会征信系统的信息支持，依法追究失信者的责任，给予相应的法律惩治，改变守信与失信的机会成本严重扭曲的现状，使守信者获得公允回报，让失信者得不偿失，依此形成褒奖诚信的刚性行为导向。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也影响了社会诚信状况。
全林远说，民间社会组织如果不能良性生长，就只能由政府承担绝大部分的维信职能，不仅负担重、成本高，而且远不能满足社会转型期的维信需求。要营造新型社会信任关系和信任结构，必须加大力度推行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大力挖掘社区、协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的维信潜能，努力使之成为推动现代诚信建设的新型社会载体。
关键在政务诚信
决策层议事日程中，已经纳入社会诚信建设。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已明确指出：“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受访专家指出，当前进一步推进社会诚信建设，要以法治为前提，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性。
白春阳说，要解决当前的社会信任问题，必须通过一种比较公正的制度安排和社会保证机制，依靠对法律系统、制度系统和规则系统的信任，减少和消除行为主体对自身利益安全的顾虑。
“只有法律真正惩罚了失信者，警示了企图违信者，提高失信行为的成本，才能达到保护守信者、鼓励全社会讲诚信的效果。”
发挥政务诚信的社会引导效应。“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产生，不应过多追究个体的道德品质，而要看到社会环境存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认为，这要求执政者发挥更大作用。
全林远认为，政务诚信是确立和维护现代社会诚信的关键。当前应以增进民主、响应民意、保障公益和维护公正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使之真正成为社会其他领域诚信建设的先导和表率。
“政务诚信建设，必须以提高响应民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重要目标。能否真正保证‘权为民所用’，是最终能否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全林远说。
王俊秀认为，不论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重视信用积累的过程。人际不信任增加的是人际交往的成本，而政府诚信缺失不仅使成本增加，更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社会信任能否重建关键在于政务诚信的重建。”
还要注重道德教化，加强诚信教育。在白春阳看来，只有当诚实守信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时，守信才能成为自觉行为；只有当诚实守信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时，失信行为才会受到强烈的公众谴责，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尚才能真正确立；只有全民信用意识得到普遍增强，信用体系建设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应当把诚信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长远战略来抓。”白春阳建议。
“带薪休假”为何没有底气
由于带薪休假相关规定未细化、单位是否支持、人员编制紧张、就业压力大和更重视现金报酬四大因素，带薪休假时下在大多数人眼里，依然只是个听来美妙的时尚词汇。
“国庆节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的，车票机票更是一票难求。”记者的朋友吴冰一提到黄金周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在北京工作8年了，还从来没有过带薪休假。每年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也只有利用黄金周的时间。尽管国家规定有休假，可公司领导不说，谁敢主动提出？”
记者了解到，其实带薪休假早就出现在中国的相关法律条文中了。但那些落在公文上的规定，由于各种原因，致使绝大多数职工依然“有假不能休”。
以国庆节为例，无论是节前的出行高峰，还是返程高峰，无不暴露出“黄金周”集中旅游方式导致的中国旅游资源超负荷运转。随着全国各地交通行业和旅游景点趁火打劫式的票价飙升，普通民众在对黄金周的“热”进行理性思考的同时，对带薪休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带薪休假”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据资料可查，带薪休假制度起源于法国。1936年，法国在全球率先对本国工人阶层，实行每年享受两个星期的带薪休假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