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孤注一掷
就连享誉国际的幻象大师哈里·胡迪尼，也无法用魔法变出比1969年下半年更奇幻的6个月来。7月20日，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10月16日，纽约大都会队以1%的概率获得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12月9日，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跌到了每盎司34.9美元。［1］
在沃尔克看来，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是纽约大都会队夺冠。该队于1962年组建，此前在全美职业棒球联盟比赛中不是垫底就是倒数第二。第二不可思议的事件是黄金市场的错乱，金价在上半年还创出了历史新高，年底却跌到了自两级交易体制运作以来的最低点，甚至低于每盎司35美元。登月的消息当然令人兴奋，但它毕竟更可预测，因为自从肯尼迪总统1961年5月向全美人民表示决心要在60年代把人类送上月球以来，美国的空间探索一直在稳步推进。
黄金前景的看淡与1969年下半年美元走强有关。沃尔克的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因为芭芭拉终于在7月搬来，与他共同住在马里兰州柴维切斯那栋杂乱无章的殖民地风格房子里。她的到来让沃尔克非常开心。他们到美联储主席马丁和辛西娅夫妇家里享用了晚饭，辛西娅已经把这顿晚餐推迟了很久，就等芭芭拉的到来。沃尔克还记得林登·约翰逊总统为了利率的事向马丁吹胡子瞪眼睛的往事，并体会到了马丁之后美联储主席的态度变化。 1965年9月，沃尔克还在任副财长帮办期间，参加了一场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绰号“乔”的财政部长亨利·福勒、美联储主席马丁和总统林登·约翰逊。［2］福勒财长先说：“马丁主席想要提高贴现率。”约翰逊总统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意思是说他要从美国人民身上把血抽走吗？”马丁没有落入圈套，反而说：“我觉得为确保价格稳定，现在正当其时。”
约翰逊知道，如果提高贴现率（美联储向商业银行贷款收取的利率）的政策一经宣布，必会使当天的晚间新闻蒙上悲壮的色彩，令银行体系的借款成本上升。约翰逊总统试图制止马丁，最后对他说：“比尔，我明天去医院摘除胆囊。你不会在我住院期间宣布提高利率吧？”马丁叹了口气说：“不会，总统先生，我们会等到您出院以后再宣布。”
沃尔克支持马丁的观点，他曾与福勒私下里争论过这个问题，但收效不大。他自己都不知道，支持美联储主席的观点会给他带来怎样的代价。待围绕贴现率的争论偃旗息鼓之后，约翰逊总统问福勒，有没有考虑过让谁来继承马丁担任美联储主席。福勒说他曾考虑过沃尔克，但是“我们得找一个跟我们一条心的自己人，而不是一个虽然理性但却可能把车开离正确轨道的人”。［3］
马丁抗命总统的行为让沃尔克感到惊讶。沃尔克是知道的，当马丁还在杜鲁门总统时期任财政部助理部长时，就很坚决地支持美联储脱离财政部影响、提高独立性。［4］眼前的马丁是沃尔克眼中的英雄，他竟然不遵从总统的意见而执意提高利率，且最终在总统的反对声中做到了，这是在美联储职责范围内的独立决策。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教训，沃尔克铭刻在心。美联储是独立的，但总统也是独立的，因为他是美国民众选出来的。所以，最好能让总统也站在你这一边。
到了1969年，通胀率上升超过了5%。以后来的标准来衡量，这并不算高，但在当时已经足以让人焦虑了。马丁领导下的美联储理事会在上半年紧缩了信贷，通过提高贴现率、减少银行放贷以抑制过度开支。马丁对此前采取过的宽松货币政策深感懊悔，并下定决心，绝不能在时机不成熟之时就放松货币政策。他说：“通胀这匹野马已经脱缰离开马棚，在路上狂奔……现在我们必须让它慢下来，别跑得太快。”［5］马丁维持了货币紧缩政策，直至他1970年1月卸任美联储主席。［6］
货币紧缩和高利率是抗击通胀的政策措施，但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美元走强。到1969年12月时，公司的财务部门发现，通过投资短期国债可以赚取8%的无风险收益率，这比一年前不到6%的数字要高很多，因此，公司资金就多留在美国国内，而不是转移海外了。［7］黄金投机商也开始摒弃黄金，转投债券赚取利息。伦敦的一位黄金交易商说：“现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谁在卖黄金，而是谁在买。答案是没人再买了。”［8］一位苏黎世银行家补充道：“大家逐步意识到，黄金的官价在近期不会再涨了。”到了12月，金价跌到了每盎司35美元，投机商觉得不仅赌丢了裤子，连衬衣也没了（这在冬天来临之际更显凄惨）。而几个月前，金价峰值还是44美元，到现在跌去了9美元，亏了20%。［9］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黄金的暗淡无光，证明了“美国在1968年3月决定建立两级黄金交易市场体系”的正确性，也使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长出了一口气。“大胜黄金投机商、大长美元志气……为大卫·肯尼迪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首次访欧之旅创造了良好的氛围。”［10］
沃尔克对大卫·肯尼迪财长既喜欢又尊敬：“他身上体现了诚实和率真的品德……当他圈定我担任主管货币事务的副财长时，尽管面临政治上的反对声音，他仍坚持己见。我毕竟来自民主党阵营……而且当时政府已经开始怀疑，是不是接纳了太多赞同反对党主张的公务员。”［11］沃尔克任职时，媒体还是以正面报道居多。这本该令他欣慰，却反而使他感到紧张，就像棒球比赛中听到对手大喊“只剩下两局进攻机会了，而我们却还没击出任何一支安打”一样，意思是说距离灾难不远了。
沃尔克忧心忡忡，担心美元的反弹可能是一个短命现象，肯尼迪财长享有的“良好氛围”可能转瞬之间就会变为暴风骤雨。他在国会经济联委会作证时说：“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国内通胀是两大基本问题，远比其他事宜重要得多。”［12］这些问题当然比流入美国的短期投资更加重要。资金流入推升了美元、降低了金价。在美国利率上升时，资金虽大量充斥美国市场，但当利率下降时就会迅速撤离。一旦潮流转向，外国央行将再次淹毙在美元之中，自由市场上的黄金可能又会像烟雾探测器一样提前反应，以飙升的金价发出警示。
沃尔克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尼克松任命阿瑟·伯恩斯取代马丁任美联储主席，任期于1970年2月1日开始。闻听此信，白宫工作人员弹冠相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伯恩斯自此入驻央行，可以执行取悦总统的货币政策，总统这下高兴了；二是伯恩斯这位说一不二的教授，将腾出他原来担任的总统顾问位子，大家都受够了他在此任上与尼克松之间形成的特殊关系。
威廉·萨菲尔是尼克松的演讲写手，他曾说，没有人能像阿瑟·伯恩斯那样对总统如此随便。特别是有一次，伯恩斯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用他一贯冗长拖沓的风格，作了一场关于福利改革的汇报。［13］他说道：“总统先生，正如我在7月8日备忘录中所说……”为了节省时间，总统打断了伯恩斯的话：“是的，阿瑟，我看过了。”伯恩斯突然插话：“不可能的，总统先生，我还没发给您呢。我今天倒是带过来了。”尼克松接话很快：“谢谢，阿瑟，我会读的。”按照萨菲尔的说法，总统可能觉得挺可笑，但是白宫工作人员对伯恩斯却心生不满。
伯恩斯1970年2月任美联储主席后不久，就开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到1970年11月，短期国债利率同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公司又开始用脚投票，向海外转移投资。据沃尔克小组的备忘录记载：“尽管我们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得到了不错的改善，但国际收支赤字仍然高企，反映了资本外流的严重程度，部分是因为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14］金价也体现了这种担忧，上涨了10%还多，每盎司超过39美元。［15］1969年以来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如魔术师舞台上的烟火一般，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
沃尔克意识到，为应对这种反复无常的资本流动，有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16］面对危机的威胁，他把一年多以前在内阁室演示过的应急预案（曾被沃尔克以及其他很多人称为“核计划”）找了出来，准备重新启用，但又担心总统在实施前得不到国会的批准。沃尔克深知，只有国会才能改变金价。于是他咨询了财政部助理法律顾问迈克尔·布拉德菲尔德，看究竟总统有没有权力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同时还能保持价格不变。
布拉德菲尔德提供了一份8页纸长的备忘录作为对沃尔克问题的回答。沃尔克看到后不禁喜从中来。［17］可以确信的是，根据《1934年黄金储备法》，改变黄金的平价需要国会批准。金价从每盎司20.67美元升到35美元，遵循的就是这部法律。但是，备忘录也提出，这部法律还授权财政部长可以相机中止出售黄金。
除了律师以外，对每个人来说，中止黄金出售似乎比单纯改变金价更引人注目，这不像商业上的调整，更有点军事封锁的意味，跟宣战有些类似。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先在法律上行得通，而现有法律已经授权财政部长可以免除国会干预直接采取行动了。应对一触即发的国际危机，沃尔克感到成竹在胸。
1970年11月18日，尼克松总统向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德曼吐露，他对自己的经济顾问班子非常不满。按照海德曼的说法：“他们未能达成总统设定的目标，没能在10月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总统不希望1972年大选连任有任何闪失。”［18］
次日，尼克松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会面，讨论时关心的话题仍是寻求连任。弗里德曼是总统的非官方顾问。海德曼回忆道，“弗里德曼敦促我们维持经济现状”，总统还说，“很高兴听到有人说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海德曼记得，尼克松仍关心1972年的大选，说：“通胀多高都无所谓，但我们经受不住经济的下行。”［19］
弗里德曼当然不会建议用更高的通胀去换取失业率的下降。他不相信这个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曾盛行的凯恩斯主义药方。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主席致辞时也对此提出了忠告。［20］但是，尼克松这位共和党总统却改弦更张，热情拥抱了民主党的理念，还认为自己是受了弗里德曼那句话的鼓舞。其实弗里德曼是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
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我们都变成凯恩斯主义者了。”这句坦白出自这个一向反对激进政府干预的领军人物之口，举世震惊。［21］弗里德曼后来又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表明他的真实意思是说：“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但另一方面，没有人在长期内还会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22］对于像弗里德曼这样的学者，听他的澄清发言和看他的文章注释同等重要。可是政客们却不管，他们只援引那些对自己有利的言论。
尼克松把自己标榜为“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者”，并很快任命了一位民主党人加入内阁，以应对不断升级的滞胀问题。［23］“滞胀”这个词是英国财政大臣伊恩·麦克劳德发明的，用以形容高失业和高通胀并存的状态。［24］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种英国病当时正威胁到美国的声誉：“欧洲人担忧的是美国的滞胀将把欧洲经济也拖入深渊。”［25］
滞胀将在接下来的十年蔓延成疾。但在1970年，那还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令人迷惑不解。［26］阿瑟·伯恩斯在美联储主席任上发牢骚说：“我们正在对付……一个新问题，持续的通胀和严重的失业--传统的措施竟然不起作用。”［27］
伯恩斯以当前经济形势违背了经济学原则为由，实施了工资和价格管制。他称之为“收入政策”，以避免被那些在白宫地下室办公的自由意志论者给自己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在经济顾问团队的一片反对声中，尼克松同意实施一项“市场化导向”的收入政策，以换取伯恩斯的妥协并同意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对者中有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和时任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的乔治·舒尔茨。“阿瑟·伯恩斯博士已向我保证，独立运作的美联储将完全满足经济对货币日益增加的需求。我相信这一承诺将被信守。”［28］
没人能证实媒体所称的“1970年协定”是否真的存在。但回过头看，尼克松关于尊重央行独立性的说辞是虚伪的，就如同他后来自我表白的“我不是个骗子”。［29］阿瑟·伯恩斯在美联储主席任期内放弃了稳健货币政策，部分是源于白宫的压力，但同时也因为他确信：“经济学原理在当时已不起作用……失业率长期持续且不断上升，而即便这样也没能控制住通胀的高企。”［30］伯恩斯的书面新闻稿为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种下了恶果。
尼克松对低迷的经济形势大为光火，撤换了沃尔克的上司大卫·肯尼迪财长，代之以约翰·康纳利。康纳利是肯尼迪总统时期的海军部长，曾任得克萨斯州州长。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时，他作为州长陪肯尼迪总统乘坐同一辆车并严重受伤。他对自己被新任命为内阁成员不无担忧。［31］“当我接手财政部长职务时，我感到惊恐和忧虑。”他日后写道，“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也从未研究过货币问题。我的财政经验很少，仅仅就拨款问题与国会打过一些交道而已。”
尼克松对经济学没多大兴趣，他只关心政治。按照一位民主党高层人士的说法，总统这个举动一针见血：“这个任命是一个无耻行径。共和党自己陷入了经济困境，他们却想通过任命一位民主党的财政部长来转移指责。”［32］《华盛顿邮报》则从更宽的视角解读任命康纳利为财长背后的含义：“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康纳利被任命为财长加入尼克松内阁，这是一步险棋，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此事为1972年尼克松选战打响了第一枪。”［33］一位未具姓名的民主党战略分析员说得更具体：“得克萨斯州的选票保不住了。”［34］保罗·沃尔克说得更为实际：“我的工作也丢了。”［35］
康纳利就任财政部长的新闻发布会晚餐之后，沃尔克向芭芭拉坦承：“这件事对我来得不是时候。我们正面临大的危机，而我却不在现场。”
“你难道不想为这个人工作吗？他看起来挺聪明的，蛮有自信，长相也不错，而且还是一个民主党人--即便他是得克萨斯州的民主党人。”
“我必须辞职。我肯定他会起用他自己的人。”
芭芭拉扬了扬眉毛：“别这么不安。我觉得他更需要的是你的才华，而不是你的辞呈。”
“也许吧，但是我得准备一封辞呈，万一需要呢。”
沃尔克希望能继续留在财政部，以完成他的两大目标：一是推动职业生涯再上台阶，二是帮助国家度过危机。他挺喜欢为前财长大卫·肯尼迪工作，那是一位睿智、体面的绅士，但是尼克松对这位前银行家却缺乏应有的尊重。相反，约翰·康纳利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尼克松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赫伯特·斯坦把康纳利形容为：“身材修长，英俊潇洒，性格坚强，风趣幽默，魅力十足……眼神里透出政治家的特质。”［36］按照威廉·萨菲尔的说法，连尼克松都“爱上他了”。［37］
沃尔克认为，康纳利能够击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里倡导浮动汇率的那些经济学家的恶毒攻击。［38］沃尔克此前一直有所担心，因为乔治·舒尔茨也被任命为预算管理办公室的主任，而他是一位受弗里德曼影响的浮动汇率坚定拥护者。舒尔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结成了强大同盟。沃尔克还记得当舒尔茨任劳工部长时，自己就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至今仍令沃尔克难以释怀：“亲爱的保罗：我以浓厚的兴趣读到了那篇关于你发言支持汇率灵活浮动的新闻报道……我衷心地支持你的观点，并对你付出的努力致以祝贺。”［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