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临死前，道光皇帝亲口宣布奕詝为继承人。奕詝毫无争议地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的意思，“咸丰”就是“天下丰衣足食”的意思。
杜受田是奕詝能够当上皇帝的头号功臣。咸丰帝即位后立即提升杜受田为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随即调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咸丰二年（1852年），黄河决口，山东、江淮地区受灾严重，。杜受田顶着烈日在，前往赈灾，途中触染暑疫瘟疫，死在了工作岗位上。咸丰帝闻讯痛哭失声，追赠杜受田为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杜受田灵柩返回北京的时候，咸丰皇帝亲往祭奠，抚棺痛哭。之后，再也没有汉族大臣死后被追赠为太师大学士，可见咸丰对杜受田的感激与恩宠程度。
咸丰登基之初，与许多年轻帝王一样，也有过锐意图强的创举。但是一来国家积弊日深，二来咸丰能力有限，拿不出什么新鲜的政策方针来，执政起来无非是是新瓶装旧酒。结果是朝政毫无改善，反而是打击了咸丰自己的积极性。咸丰也真是苦命，刚即位，太平天国运动就爆发。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组织为完善的农民起义，席卷大半中国，几乎断送了清王朝的统治。咸丰开始以传统镇压农民起义的方式一再围剿，又要防止汉族官僚掌握实权。结果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清朝弊政的总体现，成为封建社会保守僵化、积贫积弱局面的总爆发。太平天国越剿越多，直至建立了与清朝相抗争的政权。咸丰没办法，大量提拔汉族大臣参与军务，总算是提出了一个大的政策改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都是在咸丰朝时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央朝廷中，肃顺等人支持汉族大臣，协助咸丰皇帝清剿国内造反者，日益为咸丰皇帝所倚重，形成了一大政治势力。但咸丰和肃顺等人的有限认识和政策创新都集中在传统的国内政治领域，对于日益增加的国际交往和英法等西方大国的觊觎侵略，既看不清楚，更谈不上有所反抗。
相反，无缘皇位的奕在近代历史舞台上的表现比身为皇帝的咸丰要耀眼得多。
咸丰帝刚即位时，即按父亲道光皇帝的遗诏，封19岁的奕为恭亲王，恩遇超过其它诸王。这可能是道光皇帝对奕这个皇位竞争失败者的补偿，也可能是希望弟弟的才能能够辅助忠厚守旧的哥哥，匡扶大业。1852年，奕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人安徽，杀入河南，直逼直隶。在危机时刻，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奕折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奕成为了掌握实权的亲王，威信日隆，在镇压太平军北伐期间“参赞军务，夙夜勤劳”，布防及时，为守卫京畿消灭北伐太平军立了大功。
但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咸丰帝妒嫉奕的才干，又担虑弟弟势力过大，就借口奕在其母丧期间为母争封，礼仪失当，于1855年罢免了奕新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统等军政要职，仍命在内廷行走。
对于日益增加的国际事务，奕兴趣很大，很认真地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守旧的官员攻击奕是“鬼子六”，也反映了奕“开眼看世界”的务实一面。
二
咸丰皇帝在近代史上返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他的极端无知和自闭，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和扩大，进而导致了北京的沦陷和圆明园的大火。
1856年2月29日，西林县代理知县张鸣凤因县府缉拿犯法徒众与在本县私自传教的法国传教士马赖发生冲突，重刑将马赖杀死。当法国公使查问马赖下落时，张鸣凤却矢口否认，极力隐瞒马赖传教和被杀一事。不知是因为西林过于偏僻，还是广西省府官员失察，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对张的话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该船虽然在英国香港注册，但是被检查时注册有效期已过）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
这两个事件都只是幌子。英国就借所谓的“亚罗号事件”炮轰广州，挑起战争。法国即借口马赖被杀事件，与英国组成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英法两国真实的侵华原因是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博取更大利益。在政治上，他们希望中国严格按照外交规则、外交条约来行事。特别是希望与清朝政府建立稳定、常驻的外交关系。对于咸丰为首的清政府来说，依然盲目自大，坚持传统的朝贡外交制度，只愿意做小修小补。比如英国政府强烈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南京条约》的规定，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但咸丰皇帝将让洋人进城看成可是夷夏大防的大事，拒不执行条约规定。道光皇帝和西方钦定的条约规定，中外条约满十二年之数后，西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咸丰皇帝出尔反尔，拒绝重开谈判。终于小嫌酿成大衅，引发了一场浩劫。
1858年5月，英法军队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咸丰慌忙议和，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南下。咸丰事后对条约内容后悔了，尤其是不愿意接见外国公使。他下令交涉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不允许英法外交人员到北京换约。但英法方面不同仪变易既定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1859年，英法公使按照条约规定，在军舰的护送来前来天津外海要求进京换约。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奉了咸丰皇帝的密旨，对英法外交使团发动了袭击，。不知外交为何物，举止失措的清朝政府又主动授人口实。英法两国勃然大怒，扩大了侵华战争。
1860年夏天，英法联军屡败清军，兵临通州。咸丰皇帝急了，再次与英法联军展开外交交涉。英法联军同意交涉。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清朝政府又与英法联军在外交礼仪上发生了纠纷（对于通商、税则等西方关心的实质内容，清政府兴趣不大）。钦差大臣、全权代表载恒要英方代表巴夏礼面见皇帝时下跪礼拜，遭到巴夏礼反对。咸丰皇帝觉得自己愿意谈判，接见英国使节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坚持要外国人“跪拜如仪，方可许可”，谈判遂告破裂。僧格林沁的军队遂将巴夏礼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记者等一行39人截拿扣押送往京师刑部，关进“天牢”，以作为人质。英法联军要求释放使团，未果。谁知第三天，3名人质死于天牢的消息传到军中。（当时禁在天牢里的人质每日没少挨打，饮食无着，在短短25天里，就有21人在天牢中被折磨致死。交还的尸体有的还被中国人分成了好几块。）英法联军于是做出了攻占北京的决定。
本已弱势的清王朝，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结果酿成了大祸。
三
英法联军于1860年8月逼近天津。9月18日，怡亲王载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等人拘留了英国使团巴夏礼等26名英国人和法国人13名。侵略联军决定向北京进攻。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联军兵临城下。咸丰皇帝决定求和。当时北京城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满清贵族中只有奕一个人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而且也对国际问题有所认识，所以才被时刻防范着他的咸丰皇帝授予了留京应对的实权。咸丰帝逃往热河。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奕，在大兵压境之下，代表清朝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当时的北京依然保留着政府框架，大批官员留守，京畿军事力量仍在，都受奕节制。咸丰皇帝西逃承德，却使自己防范的弟弟成为了拥兵在外、自成气候的亲王集团。
1861年咸丰帝在病危时，将身后的大政是托付给肃顺集团的。8月22日咸丰帝病逝，遗命肃顺、载垣、端华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太子载淳执政，总摄朝政。
在这里，咸丰皇帝和肃顺、奕两派政治势力都忽视隐藏在承德的一个不简单的女人——妃子叶赫那拉氏。咸丰死后，叶赫那拉氏被称为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那拉氏，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父惠征，曾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时期的海西女真。但真正让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由选秀女入选咸丰后宫，在残酷的后宫争斗中脱颖而出，并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咸丰在临死时，人为制造了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他将自己的两枚印章（“御赏”和“同道堂”）的作用提升。“御赏”章让皇后慈安掌握；“同道堂”章由同治掌握，同治年幼归慈禧掌握。咸丰规定皇帝发布诏谕时，除了玉玺必须盖上这两枚章才能生效。叶赫那拉氏就是利用这枚印章开始，牵制肃顺集团，联合奕集团，发动“辛酉政变”粉墨登场，纵横近代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这个干政的女主，成为了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推行了许多功过难辨的政策方针。
如果历史能够假设，我们假设奕被道光皇帝立为了继承人。奕成为了皇帝后，极有可能实事求是地面对传统王朝面临的一切问题，打开国内正视世界形势的变化（起码不会像咸丰朝那样的愚昧自闭）。尽管中国落后的局面不会骤然改观，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辛酉政变和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等为历代史学家所诟病的事件都不会出现了。从奕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真实表现，我们有把握确信这些推论都是会成立的。
遗憾的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清朝末期的道路很大程度上是道光皇帝为后人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