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成熟时代的眼光看“谣”、“谚”、“歌”，它们与诗无大的不同。因为成熟的诗歌，只凸现文本。但无论从语源学的角度，还是从传世文献的记载出发去考察，都会发现，先秦时期“诗”的概念与“谣”、“谚”、“歌”有很大的差别，而与“颂”十分接近。按产生顺序来说，先有谣、谚、歌，然后才有“诗”。因为“诗”有“志”、“持”二义，所以又有主“志”之诗与主“颂”之诗两种形态，这两种形态的“诗”之后，有“辞”的出现。从这些概念的分合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诗歌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谣、谚、歌——诗（志、颂）——辞”三个阶段。一后世“谣”与“歌”常常连称，但在先秦时二者的含义仍有差别。“谣”即所谓徒歌清唱。“歌”则与“谣”相对，指合乐曲的谣，有时则仅指“曲”。《诗经·魏风·园有桃》云：“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释“歌”与“谣”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这个解释常为论者所称引，用以说明“歌”与“谣”的区别。《尔雅·释乐》云：“徒歌谓之谣。”“谣”，《说文》作“”，即古“谣”字。今通作“谣”，意为徒歌。谣的含义看起来是比较确定的，而在歌的理解上则有偏于“辞义”和偏于“声曲”的分歧。实际上谣和歌从辞义上讲都是最初形态的诗，正如杜文澜《古谣谚》凡例中所指出的那样，它们的区别仅在于“谣”是“自歌合乐”，而“歌”则是“工歌合乐”。即有无乐器伴奏的区别。从诗歌形态的演变上说，“谣”是最早萌芽的诗，而“歌”则是进化了的诗。前者产生的文化心理背景，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序》说得很对：若夫哀乐之起，冥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鸾凤有歌舞之容。然则诗理之先，同夫开辟；诗迹所用，随运而移；上皇道质，故讽谕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讴歌之理切。……可见哀乐之心起，便有谣，这是所谓“诗理之先”；谣只是人的情绪的自然宣泄，最初也是重声不重辞，后世谣之“徒歌”不足以达情叙事，“诗迹所用”才有人为的“工歌合乐”的“歌”出现。这是诗史上的一大革命。要说明的是在先秦也有歌谣互称的情形，但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谣歌形态的拟测。郭绍虞《谚语的研究》一文认为：“谚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而用美的言辞以表现者，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而规定人的行为标准之言语。”（1）谚的产生应当是比较早的。它是韵文形态的生活哲理。和“谣”一样，谚也先文字而生，具有口头流传的特点。但歌谣与谚有个主要的区别，即歌谣可以歌唱而谚语不可以歌唱。清人杜文澜说：“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经言，经言即捷言；长言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颂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所由判也。”所言十分正确。先秦的谚带有哲理性的特点，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文，如《老子》就是显著的例子。据《诗三百》之《毛传》、《郑笺》及阮元、王国维之说，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神圣场合的乐歌，颂在形态上带有剧诗的特点，是辞、乐、舞三位一体的。先秦时期，歌、颂连言，说明二者关系密切。具体考察，歌的“工歌合乐”的特点促成了颂的产生，是颂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歌的产生要先于颂。
《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这里虽然仅就乐而言，实际上也涉及辞和舞容，可称为葛天氏之颂。葛天氏，高诱曰“古帝名”。毕沅引张揖说云：“三后时君号也。”（《文选·上林赋》注）可见颂的产生也是很早的。由上述可知，颂与歌二者的相同在于辞兼乐舞，区别在于具体内容和用场的不同。颂多依附于宗教祭祀礼仪，歌则可以说是通俗的“颂”。以上从形态构成入手，分析了“谣”与“歌”，“谣”与“谚”，“颂”与“歌”，以及它们与“诗”的联系和区别，由此也可以看出上述各体产生的先后次序是：先有谣、谚，次有歌、诗（志、颂）。刘师培《论文杂记》说：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2）刘氏精通典籍，又长于论文，所持观点与我们的意见相同。二一般认为，“诗”字的出现，较谣、谚、歌等体都要晚。甲骨文中没有发现“诗”字，传世文献中关于“诗”的记载较早的见于《诗经》，即《大雅》中的《卷阿》、《崧高》，和《小雅》中的《巷伯》。这三首诗的年代，大约可以推定是在西周厉宣幽三朝，即公元前九世纪中期到八世纪中期的一百年当中。这三篇中的“诗”字，显然与“歌”对立。对于“诗”的意义的阐释，则见于传为晚出的《尚书·尧典》，但其中保留了“诗”字的较早的含义。《尧典》帝命夔典乐以教胄子所说的“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由此产生的“诗言志”的传统，认为“志，志意也，即情志”。这个对“志”的解释，将先秦时期“诗”的概念的本相误解了很长的时间。实际上，我们从上述这条材料中可以看出，“诗”的“言志”，是为了和乐相互配合，创造出和谐的气氛，以愉悦神灵，与其沟通，从而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这里的“诗”，是通神的工具，所谓“神人以和”，指的是神和人的沟通，由此来看，“诗言志”的活动，是与宗教祭祀仪式有关系的。“志”绝对不单纯是“志意”、“情志”。如果说在“诗”的“演唱”（这里姑且借用这一术语）过程中有所谓“情志”的话，那么这种“情志”也只不过是宗教感情，或者说只是一种宗教上的满足、失望、愉快、恐惧等心理体验。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对此已有辩驳，惜未受到说诗者的注意。他说：各本皆作：诗，志意也。案：诗志声相近，故诸书皆训诗为志，无训为意者。《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贾子《道德说篇》云：“诗者，此之志者也。”《诗谱正义》引《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书大传》注云：“诗，言之志也。”（3）王氏从训诂的角度指出诗并非“志意”。接下来指出“诗”为“言”（名词）之“志”，也即“事”的记载。由此可见，“诗”就是对记载中的某种过去发生的事的歌咏。《周礼·大史》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据郑注及贾疏，小史在宗庙祭祀仪式上必须要辨昭穆，定帝系，读礼法。所谓“志”即是上述内容。闻一多先生《歌与诗》一文云：“一切记载皆谓之志，而韵文的产生又必早于散文，那么最初的志（记载）就没有不是诗（韵语）的了。”“诗即史，当然史官也就是‘诗人’。”（4）可见诗所言之“志”，是与历史及典章制度有关系的。这一点亦可从其它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的“志曰”、“诗曰”的内容方面得到印证。《墨子·兼爱下》：“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