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赋体的抒情化、骈偶化及语言上的藻饰与用典等倾向都初步展开，它上承东汉，下启南朝，在赋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是因为时代背景和政治思想等变化所致，但也与汉魏晋时期的文体辨析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文体辨析之风促成了文士对诗赋文体特点的澄清，进而对赋体风格的认识达成了“共识”；文体批评又影响创作实践，就导致了魏晋赋风的转变。一魏晋之际文体辨析与赋的文体特点的澄清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汉、魏之际，文家承其体式，故辨别文体，其说不淆。”（《中国中古文学史》第三课）这说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主要文体多在这一时期走向定型，文体辨别也开始于是时。据有的学者研究，汉末蔡邕的《独断》，已经表现出有意识地研究文体问题的倾向。（1）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也就此拉开序幕。至魏晋时期，因为时代文化的特殊性，所造成的文学观念和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于是形成了研究文体问题的潮流——文体辨析之风。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代表了有韵之“文”的纯文学样式——诗、赋等，其文体特征和写作规律得到了深入的探讨和理论上的总结。转而促进了诗赋的创作，使其风气向着理论批评所指明的方向发生转变。魏晋时代，哲学及思想较此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总的趋势是，关注的对象由外部世界转向自我和内心世界。玄学的兴起，使他们在思想方法上不再以是否有利于现实的政治伦理作为探讨一切问题的归结点。相反，他们探讨的问题，如“有无”、“名实”、“本末”、“言意”、“形神”，以及才性四本等，和直探本源的方法，都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这种风气的出现，说明魏晋时期的思想家分析问题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颜氏家训·勉学篇》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即是对上述风气的说明。哲学及思想界的变化，尤其是人们对抽象思辨的热情，和思辨能力的提高，必然会促使人们对创作上日益繁荣的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进行深入思考和理论探索；这与先秦两汉时期对文学的探索，主要局限于文艺与政治、伦理等外在的关系问题，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对文学作品的文体风格及文学的形式因素的思考方面。具体说，就是主要在文体问题方面。辨析文体的风气体现在文学批评和创作两个方面。《文心雕龙·丽辞》说：“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他们对文学文体的认识，渐趋细致精密。在魏晋南北朝文论话语中，诗与赋是纯文学文体的代表。所以关于诗赋的文体的探讨，实际上可以兼赅其他文学文体。（2）魏晋人对诗、赋的文体特征的认识，表现为对其文体风格、体制特点以及发展演变等，进行理论上总结：在时人心目中，诗、赋是具有自身审美价值的文学样式，而其语言形式则应具“靡丽”之美，“妍艳”之美。曹丕首先在前人的基础上，初步区分了不同的文体，并基于创作的实际情况，对诗、赋等文体的风格，提出了符合文学潮流的要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曹丕的文体论，虽然还没有超越刘向，而没有将诗、赋二体分开。但“丽”的提法，已经确切地概括了赋在语言形式上的特点。“丽”在汉代文论中多用于评价辞赋，专指其语言形式的藻饰之美。如扬雄《法言·吾子》评价辞赋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离骚序》评《离骚》说：“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王符《潜夫论·务本》：“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王充《论衡·超奇》：“何言事之卓殊，文之美丽也。”桓范《世要论·铭诔篇》：“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都是以“丽”论赋或文章。曹丕“诗赋欲丽”之说，显然是在此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的。“丽”的评价，显然是赋的文学特质被认识之后，对其文体逐渐形成的语言形式特征的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这一提法被当时和南北朝的刘勰、钟嵘等评论家和辞赋作者所普遍接受。西晋时期，文体问题得到更普遍的关注。这表现在文学批评理论、总集的编纂两个方面。陆机的《文赋》正是在上述风气中产生的一篇探讨文学艺术创作规律的名作，其中对文体问题也有更为深入和集中的理论表述，其中论及诗、赋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虽是上句说诗，下句言赋，但实际上是互文见义。所以，他指出的文体特点是诗赋共有的。也就是说，诗与赋缘于情感的激发，也可以用于体物，而在语言形式上，则有“绮靡”和“浏亮”的特点。刘勰说：“结藻清英，流韵绮靡。”谢榛《四溟诗话》对此说：“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说明陆机的“绮靡”、“浏亮”，是针对当时文学发展的趋势提出来的。在中古时期，诗、赋是“文”的代表。而“文”的主要特点，即在于文采，也就是语言形式的藻饰方面。陆机提出的“绮靡”和“浏亮”的要求，也就是他在《文赋》的后面部分所说的“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叠代，若五色之相宣”。以及文体的“既雅且艳”，“丽藻之彬彬”等等。说到底，无非是诗赋语言的用典、辞藻、对偶、声韵之美等。陆机的这些主张，可以看作是曹丕“诗赋欲丽”的具体化。诗、赋等文学创作的高度繁荣，使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为保存流传的方便，以及给创作提供必要的借鉴，文章总集应运而生。
从挚虞《文章流别集》、杜预《善文》，到张湛《古今箴铭集》，李充《翰林》，谢灵运《诗集》《赋集》等，文集的编著成为风气。（3）这种风气又促进了人们对文体特质认识的深入，并进而对相关文体的创作起着文体上的规范作用。《隋书·经籍志·总集后序》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孔翠，芟翦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集类序》云：“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者之渊薮矣。”其目的是很明显的。如挚虞编著《文章流别集》，其目的就是以文体为纲分类选集前人的文章。前有《志》，后有《论》。《志》叙作者，《论》论文体。后来把《志》与《论》抽出独立成书，为《文章志》和《文章流别论》。后人合二书为一，《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文章志》四卷，即为合《文章志》与《文章流别论》而成。（4）《文章流别论》全文已经散佚，从现存的片断看，所论文体涉及诗、赋、颂、箴、铭、诔、哀辞、哀策、碑、杂文、七体、问对等，讨论的文体范围已相当广泛；虽然挚虞评价文体的观点，是站在儒家功利主义的立场上的，显得比较保守，但可贵的是，对文体风格的概括，是建立在对具体作品的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的。《文心雕龙》自《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中“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项文体研究的内容，都已大体具备。（5）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说：“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批评总集的编者区分文体多有“拘于形貌”，即以“篇题形貌”等形式因素作为区分文体的标准。但编辑总集毕竟不是专门研究文体，不能苛求于古人。（6）客观地说，总集编著风气中对文体特点的概括，对当时人认识文体的特征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并且在创作上，如果概括出一种文体的形式特点，也有利于属辞之士取法于此，来进行创作。同样的道理，如果确定了文体的标准，然后以此为准，去衡量作家的作品，看其是否合于文体的标准，亦可以评其优劣。可见总集编著的风气，对文学批评的进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西晋末年到东晋初年，在文体论方面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曹丕、陆机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葛洪。他在许多问题上都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反映了时代文艺发展的要求，表现了儒道结合的明显特征，其中心在提倡繁复奥博之文，讲究华艳雕饰，对曹丕之“丽”、陆机之“艳”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发展。（7）他评价陆机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晋书·陆机传》引）《抱朴子·尚博》篇说：“群色会而衮藻丽，众音杂而韶和。”《博喻》篇说：“南威表琴，姣冶之极，而必俟盛饰以增丽。”《勖学》篇：“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丹青不治，则纯钧之劲不就。火则不钻不生，不扇不积；水则不决不流，不积不深。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也。”都说明真正美的文学，必有待于文人的艺术技巧的加工雕饰。因为“锐藻以立言，辞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行品》）由此可见，魏晋时代，文体辨析的风气，促使文学创作中对文体问题的高度注意。因为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所以能把创作经验、文体特点的理论总结和思索，运用于创作，使批评与创作形成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