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概说
一
明朝统治严酷，法令峻急，宦官权重，锦衣卫钳制天下。具有新儒学特点的理学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社会生产力在一些方面虽有所增强，农业生产并没有更大的发展。商品经济不断滋长，城市经济日益活跃，“商贾既多，土田不重”，“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封建体制开始衰落，资本主义逐渐萌芽。杜甫学本来就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产物，明代这样的社会自然也是它发展的适宜土壤。明朝朝廷非常重视杜甫和杜诗。民间也非常尊重杜甫，奉杜甫为“诗圣”。明代杜甫学依然欣欣向荣，但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从明代万历至明末，是明代杜甫研究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杜甫研究的学者多，如林兆珂、郝敬、卢世、胡震亨、杨德用、唐元竑、薛益、王嗣奭，都生活这一时期。经过明代两百多年的发展，杜甫学终于放出灿烂的光辉，彰显出自己时代的特色。卢世的《杜诗胥抄》、胡震亨的《杜诗通》、唐元竑的《杜诗捃》、王嗣奭的《杜臆》，都是明代杜诗学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各有特色，与宋代的杜诗学不同，都能各开生面，自成一家。其中《杜臆》尤为特出，超过宋代和明代的其他杜甫学著作，成为明代研究杜甫水平最高的著作。
二
明代杜甫学的一个新特点是评点之风盛行。
刘辰翁评点杜诗在元代出版，这种新的杜诗研究成果表达方式，在杜甫学界引起巨大震动和惊喜。元代范梈仿效，作《杜工部诗范德机批选》。到明代，评点这种研究方式为学者所喜好，作者蜂起，蔚成风气。
明代学术比较空疏，而评点这种研究方式的最大优点是可以自由发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思想，无需对杜甫作长期系统的研究。而同时，评点可以天马行空，涉足杜甫学的一切领域，即便校勘、注释这些文献学领域，也能进入，天地非常广阔。总之，评点者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因此，评点作为明代杜诗学的一种研究风尚，便不足为奇了。
明代杜甫学的评点著作有几十种，不可谓不多。真正有研究心得、有影响的学者主要有王世贞、钟惺、王慎中、杨慎、徐渭、郑继之。他们评论杜甫诗的思想和艺术，见解非常精辟。有的对杜诗进行注释，也很有发明。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评点而轻视它们。
当然，明人的杜甫学评点确实有很多平庸之作。其中很多缺乏学术性，失之轻率、调侃，有的甚至是谬见。
明代杜甫学的另一大特点是杜诗选本很多。杜甫诗很多，也很难读，普通读者要读杜甫全诗很困难。为了杜甫诗的普及，大量杜诗选本便应运而生。杜诗的选本分两大类，一类是选取杜甫的优秀作品，如王寅《杜工部诗选》、闵映壁刻杨慎批《杜少陵诗选》。卢世《杜诗胥抄》则选取杜甫十分之七八的诗，可谓最大的选本。另一类则是律体诗的辑本和选本，也有其他诗体的辑本和选本。律体诗的辑本和选本的品类是最多的，在整个选本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社会文化需求的热点，也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热点。
明代文人喜欢创作律体诗，和士人交往喜欢用律体诗，而科举考试也要考律体诗，这就使律体诗在社会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杜甫是作律体诗的圣手，其律体诗是律体诗的最高典范。因而用杜甫的律体诗和相关研究来传播和提升律体诗的理论，提升律体诗的评论和创作水平，自然也成为杜诗学的责任。大量学者对杜甫律体诗进行研究，编辑大量的律体诗辑本和选本。因此，杜甫律体诗的研究成为明代杜甫学的热点。
明代编的杜甫律体诗和研究杜甫律体诗的著作很多，有陈明纶《杜律》、张三畏《杜律韵集》、冯惟讷《杜律删注》、王维桢《杜律颇解》、张《杜律本意》、董光升《杜律注解》、邵傅《杜律集解》、颜廷渠《杜律意笺》、谢杰《杜律詹言》、孙矿批选《杜律》、范濂《杜律选注》、汪瑗《杜律五言补注》、薛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这在整个明代现存杜甫学著作中占五分之二多的数量，确实堪称热点。所用的研究杜甫律体诗的方法和对杜甫整个集子的研究方法是基本相同的，其特点是更细致，有些著作的论述要通俗化一些。从学术研究发展看，明代对杜甫律诗的研究超过了宋人的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在整个明代杜甫学中，是研究很深入的一个领域。
明代杜甫学的第三大特点是产生了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在学术成果表述的形式上，代表著作对杜甫具体诗篇的总体论说时往往采取一种札记的形式。这种札记篇幅可长可短，可根据需要，尽情发挥，把需要论述的话题说深说透。王嗣奭的《杜臆》和唐元竑的《杜诗捃》，都采用札记的论文形式。因此，明代代表性的杜甫学著作更有学术性，更能客观分析，严密论证。减少了宋代一些杜甫学著作中即兴的成分、随意的议论和太多的感情色彩。宋代杜甫学有很多高论，可惜都没有充分论证。从分析和论证的角度说，明代的杜甫学又前进了一大步。
杜甫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新的时代，有新的杜甫学理念、新的研究方法。
三
明代对杜甫作品的文献研究有所减少，但也有所创新。
宋代关于杜诗的注释的专著相当多，流传至今的都是注释性的专著。而明代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只有单复的《读杜愚得》。单复的注释发明较少，也称不上精湛，但讲解杜诗通俗明白，比较忠实原意。单复是明代初期的学者，是开明代杜诗学一代风气的人物。胡震亨的《杜诗通》也是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但它并不对每处需要注释的地方注释，而只注释他认为有必要注释的地方。直白地说，就是他有新见的，才注释。胡震亨的注释在明代是水平很高的，其中确实有一些发明。明代对全部杜诗进行注释的专著较少，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宋代大量注杜诗，杜诗应该注的，宋人基本都已经注了；其二，宋人注释疏略的，或注释错误的，则需要很高的水平才能匡补。明人的文献学比较粗疏，所以很少专门的注释著作来进一步把杜甫的作品注释向前推进。但明代学者也有明代学者的长处，也有文献学功力深厚的学者，他们在杜诗的注释方面有不少创新，如杨慎、王嗣爽，在注释方面也有很多发明。一些选注的著作中，也有一些发明。就有明一代而言，在注释方面还是有不小的创获。不过，相对于宋人和清人，明人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还是显得小了一些。
明代注释除有自己的发明外，另一个成就是淘汰了宋代大量穿凿附会的注释。大浪淘沙，明人在注释的时候，是站在宋人的肩膀上的，宋代大量荒唐可笑的错误注释被扬弃，大量平实正确的注释被采用，这本身就是学术的一种进步。当然，明代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穿凿附会。因为明人仍然用的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基本方法，用的是比兴说诗的研究方法。虽然研究者也试图探求杜甫诗的真正思想，但杜甫的诗是非常形象化的，而对这些形象的理解，实际受着研究者思想的左右，很难客观，很难把握杜甫的原意。加之研究者有意求新求深，理解差之毫厘，注释谬以千里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代在杜诗阐释方面，创造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运用一种近乎将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方法，将杜诗阐释成较为准确的完整易懂的散文，较为忠实于杜诗的原文。这种方法是单复在《读杜愚得》中创造的。它的最大意义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解说中的穿凿附会，帮助读者直接接近和领略杜诗的原意。后来，张《杜律本意》的阐释也用这种方法。邵宝《分类集注杜诗》加以发展，阐释杜诗内容较为准确、完整，语言洗练、生动、优美。虽系散文，而有诗的韵味。如邵宝注《花石戍》云：“公行花石戍，途中有感而赋此诗。言午自空灵启行，夕至化石城宿，途中所经见者。岸通开辟以来之水，木杂古今所植之树。南风盛而地气郁蒸，日落而春色方暇。因思四时之序，本各平分，而气候代迁，何其回互。是知茫茫大造之间，治乱兴亡，岂无常数，我今系舟盘藤，策杖樵路。时值乱离之时，但见人罢(疲)征役，皆不在村。野圃流泉，空自下注。处处柴门，虽多芜没，家家农器，尚皆固完。可恨山东残逆，犹且横行。唯夫吴楚，尚守王度。当今之时，民穷财尽。如此，未知谁人能扣君门，一朝下令，以减征赋也。”(《杜少陵全集分类详注》卷一)注释先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诗的主旨，然后对杜诗全文进行白话翻译，比较准确而完整。虽是散文，而有些像散文诗，基本上完善地传达了杜诗的意境。这种阐释方法，是一种创造，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在明代，用这种近乎将古文翻译成白话的方法来阐释杜诗的著作比较多，逐渐成为一种时代风尚，也成为明代杜诗学的一大特色。
四
明代杜甫研究的著作不如宋代多，但研究的水平与著作的学术高度却超过宋代，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明代依旧是理学盛行的时代，杜甫学的学者更明确、更自觉地把儒家思想运用到杜甫研究中。杜甫的思想本来就是唐代的儒家思想，是具体化的儒家思想。用孔孟的儒家思想来研究杜甫的思想，认识准确而深刻。王嗣奭就明确表示自己的研究是以儒家思无邪的诗教作指导的。其实，唐宋杜甫学者已标榜用儒家思想来研究杜甫和杜诗，但没有充分贯彻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充分表现出来。
很多学者在杜甫的研究上投入的精力和时间更多，研究方法也更好。王嗣爽潜心杜甫研究二十余年，唐元竑、胡震亨和卢世也都长期专注研究杜诗。他们对杜诗非常熟悉，能融会贯通。而宋人虽然对杜诗也非常熟悉，一些人甚至能背诵杜诗，其熟悉的程度超过很多明人，但研究时，或出成果的时候，往往是即兴的，或者是凭印象，不如明人融会贯通。而只有融会贯通，才能把握杜甫思想的根本，把握杜诗的主要内容与艺术特点，其研究也就不会浮浅，不会见木不见林，其研究也才会深入本质，有所发现。
五
明代研究杜甫，善于把杜甫放在唐代的社会背景中研究。时势造英雄，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代表。只有研究杜甫生活的时代，才能真正读懂杜甫。王嗣爽研究杜甫，就是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去研究杜甫思想发展的时代背景，研究杜诗产生的具体的社会背景，再来解读杜甫，解读杜诗，其见解自然高远。宋人研究杜甫和杜诗，已很注意研究社会背景，但研究时杜甫和杜诗多少还是与时代背景有点脱节。明代杜甫学者则前进了一大步，完全把杜甫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故其研究也就细致得多，深刻得多。
研究杜甫，要把杜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研究。研究其经历，研究其生活，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思想，研究其政治，研究其理想抱负。一句话，就是研究其人品。在杜甫其人的研究中，明人像宋人一样，非常重视其忠君爱国的思想，认为这是杜甫其人的根本，也是封建社会做人的根本，研究杜甫就要把握这个根本。王嗣奭说：“今之诗人满天下，识其诗诀者少。诀恶乎在？夫子所云‘一言以蔽之’者，正授人以诗诀，而人不知也。思苟无邪，则子为真孝，臣为真臣。喜怒哀乐必无妄发，而发之于诗，理趣盎溢，即眼前山光水色，鸟韵花香，皆为理趣之助，而愈玩愈佳。故老杜诗极多忠君爱国语而人不厌，发自真心也。后人无其心，而仿效其语，人遂厌之。而近有好新异者，以谈及君国为戒，犹之惩噎废食，可笑也。”(《管天笔记》外编卷上)明人研究杜甫的忠君爱国，从杜甫的生活出发，从具体的诗出发，突出一个“真”字，故其研究又有新的开拓与成就。
明人非常重视杜甫政治抱负的研究，认为杜甫有深厚的政治素养、杰出的政治才能，批评了宋人普遍认为杜甫好议论天下事，高而不切的说法。王嗣奭认为杜甫可比诸葛亮，“亦应以葛杜称之”(《管天笔记》外编卷上)。他完全赞同杜甫“自比稷与契”，说“杜少陵自许稷契，人未之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卷上)。王嗣奭对杜甫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非常推崇的。其实，宋代也有人认为杜甫有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仅提出了观点，缺乏深入的研究。明代则结合具体的诗，结合具体的史实进行研究，细致而深入，相当有说服力。
明代的杜甫研究抓住杜甫思想与人格的根本，拓展了广阔的空间，研究也细致深入，在宋人之后，取得了新的成绩。
在内容上，明人认为杜诗既是真实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是强烈抒发自己思想感情的作品。也就是说，杜诗既是史实，也是言志之作。宋人认为杜诗为诗史的非常多，认为杜诗是言志的也非常多，但很少有人认为杜诗既是诗史，也是言志的诗。明代甚至一些人为强调杜诗为言志之作，而否定诗史之说。杨慎即是如此。他就主张杜诗乃抒情之作，而反对杜诗是诗史之说。明人认识到杜诗既表现社会现实，又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王嗣奭说：“杜之诗往往与国史相表里，故人以‘诗史’称之。然岂足以尽少陵哉！”(《管天笔记》外编卷上)王嗣奭不否定杜诗是诗史之说，更强调杜诗为抒情之作，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全面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明人既重视对杜诗表现广阔社会现实的研究，也重视对杜诗表现杜甫思想感情的研究。无疑，这样的研究才是全面的、完善的。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充分展示杜诗的全貌和价值。
借杜甫学以言志，抒发自己忠君爱国、忧世忧民、怀才不遇之感，也是明代杜甫学的重要特点。
明代的主要杜甫研究者多为处士或下层官吏，他们对杜甫的遭际多所同情，对杜甫的人格多所景仰，他们与杜甫的思想颇多共鸣，因而研究非常透辟，表述常带感情，有些甚至借杜甫研究来抒发自己的思想。谢省在《杜诗长古注解》自序中说：“子美生于乱世而不见用，予生于治世而不能用，则予不逮于子美远甚，岂独诗哉！虽然，予以违众戾俗之怀，与之无异，故取长古诗一百四十二首注释，非所以申杜，乃用以自发焉。”明确表示自己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借杜以表现自己的不得志，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
明代在杜甫的作品艺术方面，在唐宋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开拓。
明人认为杜甫的诗所以伟大，是杜甫人品伟大。王嗣奭说：“作诗文须先树品，人品高而诗文自成家，断然传矣。若其人无品，而欲取重于诗文，则古来名家车载斗量。我辈安所措趾耶？诗文各有法，既为之，须按其法，即道学先生不得谓诗文余绪而不加之意，此亦有物有则之理也。但为诗而只以诗人自待，诗文纵佳，减一格矣。李杜以诗名，韩苏以文名，其所重者，有在矣，可曰诗人之诗，文士之文而已耶？”(《管天笔记》外编)认为决定作品价值的，不单是艺术技巧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内容，是作家的人品、作家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