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对于杜诗的注释有很多创获。释“写”：“杜诗：‘数回细写愁仍破。’写，洗野切。《礼记》‘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注：‘谓传之器中。’《史记》始皇三十五年，‘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三十六年，‘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左传》注：‘写器令空。’《东观汉记》：‘封车载货，写之权门。’晋郗夫人语二弟云：‘倾筐倒写。’又，四夜切。《石鼓文》：‘宫车其写。’义与‘卸’通。舍车解马曰写，舟车出载亦曰写。”(《升庵集·数回细写愁仍颇》)释《止观经》(止、观)：“杜诗‘白首重闻《止观经》。’佛经云：‘止能舍乐，观能离苦。’又云：‘止能修心，能断贪爱。观能修慧，能断无明’‘止’如‘定而后能静’，‘观’则‘虑而后能得’也。”(《升庵集》卷五七《止观之义》)释“绿沉”：“杜少陵《游何将军山林》诗：‘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竹坡周少隐《诗话》云：‘甲抛于雨，为金所锁。铁卧于苔，为绿所沉。’有‘将军不好武’之意。’此瞽者之言也。薛氏《补遗》：‘绿沉，精铁也。’引《隋书》文帝赐张奫绿沉之甲。赵德麟《侯鲭录》谓绿沉为竹。引陆龟蒙诗‘一架三百竿，绿沉森杳冥’。虽少有据，然亦非也。予考绿沉，乃画工设色之石。《邺中记》云：‘石虎造象牙桃枝扇，或绿沉色，或木兰色，或紫绀色，或郁金色。’王羲之《笔经》云：‘有人以绿沉漆竹管见遗。’《南史》梁武帝西园食绿沉瓜。是绿沉即西瓜皮色也。梁简文诗：‘吴戈不服箭，冀马绿沉弓。’虞世南诗：‘绿沉明月弦。’刘邵(一作劭)《赵都赋》：‘弩有黄间、绿沉。’若如薛与赵之说，铁与竹，岂可为弓弦耶？杨巨源诗：‘吟诗白羽扇，校猎绿沉枪。’与杜少陵之句同，皆谓以绿沉色漆饰枪柄。”(《升庵集·绿沉》)驳斥前人的种种谬说，解释精当。释舞马：“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使登床。’马舞，古有之。《山海经》述海外大药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之马。杜氏《通典》：‘凤花厩有蹀马，俯仰腾跃皆合节，奏明皇，尝令教舞马百驷。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抃转如飞。或命壮士举榻，马舞其上。”观此说，则杜诗‘登床’之语，盖纪实也。”(《升庵集》卷五八《舞马登床》)释“口脂”：“杜子美《腊日》诗：‘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李峤文集有《谢赐口脂表》云：青牛帐里，未辍炉香；朱鸟窗前，新调铅粉。揉之以辛夷甲煎，然之以桂火兰苏。’刘禹锡有《代谢赐表》云：‘宣奉圣旨，赐臣腊日口脂面脂，紫雪红雪。雕奁既开，珍药斯见。膏凝雪莹，合液腾芳。’令狐楚《谢腊日赐口脂红雪表》云：‘雪散凝红紫之名，香膏蕴兰麝之气。合自金鼎，贮于雕奁。’其子令狐绹《谢紫雪表》云：‘灵膏有琼液之名，仙散拟雪花之状。职当喉舌，匪效鲁庙之三缄；任在燮调，请献谢庄之六出。’此可补杜注之遗。”(《升庵集》卷六○《口脂面药》)以唐代史料注杜，准确详明。释“左担”：“杜子美《愁坐》诗曰：‘高斋常见野，愁坐更临门。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气昏。葭明氐种回，左担犬羊存。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葭明、左担皆地名也。葭明人知之，左担人罕知也。注者不知，或径作‘武担’，又改作‘立担’，皆可笑。按《太平御览》引李充《蜀记》云：‘蜀山自绵谷、葭明，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又李公胤《益州记》云：‘阴平县有左肩道，其路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宫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楢溪赤木，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庲降贾子，左担七里。’又有牛叩头坂、马抟颊坂，其险如此。据此三书，左担道有三：绵谷，一也。阴平，二也。朱提，三也。义则一而也。朱提，今之乌撒，云贵往来之西路也。”(《诗话补遗》卷二《杜诗左担之句》)释“步檐”：“杜子美诗‘步檐倚杖看牛斗’。檐，古簷字。《楚辞·大招》‘曲屋步櫩’注：‘曲屋，周阎也。步櫩，长砌也。’司马相如赋：‘步櫩周流，长途中宿。’櫩亦古檐字耶。又梁陆倕《钟山寺》诗：‘步檐时中宿，飞阶或上征。’沈氏满愿诗：‘步檐随新月，挑灯惜落花。’杜公盖袭用其字。后人不知，妄改作‘步蟾’。且前联有‘新月’字，而结句又云步蟾，复矣。况‘步蟾’乃举子坊牌字，杜公诗宁有此恶字耶？甚矣，士俗不可医也。”(《丹铅余录》卷一八《杜诗步檐字》)释“天棘”：“杜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郑樵云：‘天棘，柳也。’此无所据，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丝，只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莲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叶浓阴，不可言丝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丝玉瓜，不可言柳，此俗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隐》云：‘天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南岳名百部，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颠棘。’‘颠’与‘天’声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丹铅余录》卷二一《杜诗天棘》)像这些解释都非常正确，引证材料丰富，论证清晰有力，或更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或补救了前人注释的不足，甚为有益。
五唐元竑
一
唐元竑，字远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举人。有节义，明亡，不食而死。著有《杜诗捃》。
二
《杜诗捃》是唐元竑读杜集的随笔。唐元竑对杜甫和杜集非常推崇，但不迷信，故而他的研究多能从实际出发。他的研究也较少框框，因此能研究一些前人未涉及的问题，其研究也有自己的心得，较少人云亦云，而随笔的形式又可以使他在表述时充分发挥。这样，《杜诗捃》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与价值。
唐元竑往往根据杜甫具体的作品，结合唐代的社会现实和杜甫的生平，研究一些社会现象、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谈论安史之乱，评论唐玄宗和安禄山：“开元帝固是英才，自郭元振以社稷功坐练兵不振，几死纛下，是后军政一变，几复贞观之初矣。然实内耽逸乐，未尝以身率之则，委任之人宠过而骄，亦思效尤，从令从好，势所必至。且禄山天性鸷悍，严而寡恩，士卒畏之，其一时边功亦非幸致，不如此，何以能作贼耶？”(《杜诗捃》卷一，以后略去书名)谈杜甫喜欢在诗中自我称颂：“赠韦左丞诗……至‘纨绔不饿死’一篇，高自标置，抑又甚矣。然终于难撼东入海，西去秦，所谓何天不可非也。当时士子干谒公卿，惯用此法，谓之捭阖。……虽士子恶习，然终是盛世事，盖必海宇右文，公卿下士时始有之。其初始于一二豪杰，急于自见，稍露锋锷，适遇当道，虚怀爱才，倾盖纳交，遂成佳话，于是不安贫贱者群起效之，遂相沿，有傲妄之目。然傲则非妄，妄则非傲。傲者有而不能藏，如瘦人多骨，妄者无而诈为有，如病人浮肿，相去天渊。世人极言傲妄，所谓泾渭不分，故使伪者售而真者绌也。如公有激之言，虽稍不逊，要非妄也。乃其后，妄人竟为当道所厌恶，故杜佑之客至召与食而面数之。甚者如陈少游，杀之矣。致使韦布胆寒，变为称颂功德，胁肩谄笑，以觊余沥，而‘一剑霜寒十四州’，欲改为‘四十’，始许相见，摛词家复何所容其足乎？此可以观世变也。”(卷一)认为杜甫喜欢自我标榜，其目的是用世，是受了时代风尚的影响。他对杜甫没有贬斥，也没有掩饰，分析符合实际，深刻而令人信服，使我们对杜甫与社会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在研究杜甫和杜甫作品的时候，唐元竑往往对传统的诗歌理论有新的认识，有更深的感悟。他认为杜甫、李白的诗之所以超乎一般诗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豪气超越一般人。他说：“论诗当以气为主。气之豪，上无过青莲，而少陵直欲过之。观其喜则手足欲旋，闷则发狂大叫，乃至‘新松’‘恶竹’‘莺语’‘花开’等句，虽小景细事，并有一种鸷猛之性溢于言外。而搜其心曲，则青天白日迄于老困没齿无改变。如此人，安得不千古乎！青莲豪而畅。少陵豪而郁，凡其笔端奇恣横溢，皆郁所为也。摩诘天资近道，其见地超乎李、杜，然评者谓其诗高者似禅，下者似僧，终逊李、杜一筹者，以其气平和不能雄耳。”(卷二)这里所谓气，就是感情，是指诗人对社会和人生的强烈关照和感悟，并把它浓烈而真挚地表现在诗中。这样来理解诗的气，理解李白、杜甫的气，具体而新颖。历来论诗都强调真实，唐元竑认为诗贵真。诗的真最重要的是情真，以真情写真事，出自天性，不因袭。他说：“诗无妙诀，但贵真耳。愁即真愁，喜即真喜，流自至性，无所因仍，则不待冥搜，自然警策。如《新安吏》诗：‘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新婚别》诗：‘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垂老别》诗：‘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无家别》诗：‘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又‘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等语，真觉肠为生断，鬼亦夜哭，然皆得自目击，有类纪事。初非爱其悲切，特撰为此等句也。‘舍弟江南死，家兄塞北亡’，对则工矣，亦有何致。有文无情，事必至此。无病而呻，词家所忌也。”以杜诗为范例，谈诗之真首先是情真，很有新意。文学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没有新的思想，没有独特的感受，即使描写穷形极象，惟妙惟肖，也不能算好作品。唐元竑在明代能有这样的见解，是很难得的。唐元竑从禅喻诗谈到诗忌直说。他说：“昔人以诗喻禅，唯然有之。禅家有言，切忌道着。诗非训诂，最嫌直说。即如‘天寒’二语，寻其文句，‘翠袖’‘修竹’以当绝代姿，并是仙人手中扇耳。着眼仙人当在何处。《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可谓亲切，乃此语殊不为佳，明此者始可与言诗家三昧也。或曰：‘婉兮娈兮，季女斯饥。非直说乎。’曰：然。叙事贵真，毋论《新安》诸诗，即如‘天寒翠袖薄’，何尝不真。言情贵婉，《新安》诸诗，语虽直叙，原其微旨，盖欲居上位者闻之耳。然此意隐隐字句外，试取数篇读之，无一语显然及此，所谓切忌道着也。若乃‘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便与‘肌理细腻’无异，不为人所称矣。”(卷一)这里所谈的是诗的形象思维的问题。文学作品是用艺术形象来表达思想，故思想应隐含在艺术形象之中。如果把思想直接说出来，思想也就游离于艺术形象之外，思想与形象失去了统一，也就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唐元竑提倡用艺术形象表达作品的思想，确实抓住了诗歌创作的根本，是非常有见地的。唐元竑对赋、比、兴三种创作方法的运用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说：“诗之比兴赋，天然有之，下笔自来，不须有意撰造，亦不得截然分别孰兴，孰比，孰赋。多有兴而比，比而兴，比兴而即赋者。妙正在此。有意撰造，即不能佳。如《凤凰台》《石笋》《莴苣》诸诗是也。”(卷二)诗人平时应该进行创作方法的研究与培养，而在创作时则应全力进行构思和内容的表达，而不能在此时尚想什么地方应用什么表达方法，这就是所谓得意忘筌的道理。唐元竑所谈的确符合创作的实际，符合创作的规律。
唐元竑不仅宏观研究有心得，微观研究也有深入的体会。论杜诗“读书破万卷”的“破”：“‘读书破万卷’，此‘破’字颇难解。犹谚云破财，虽未罄，已经消耗曰破。万卷未必首尾皆诵通，已无不寓目者。此虽夸语，却甚斟酌。”(卷一)言破字的含义，言用破字的准确，体会精微，确实是独到的见解。谈《望野》诗的艺术也很精彩。他说：“《望野》诗字字如画。‘独鹤归何晚，昏鸦已满林。’但‘鸦’‘鹤’对举，意已自浓，何必更有所比。”(卷一)谈杜诗用赋法，而诗却具有浓郁的诗意，也是很有见地的。
唐元竑还对关于杜诗的传统的说法或注释提出不同的看法。如关于《前出塞》和《后出塞》诗的写作时间问题。传统的看法多认为是杜甫安史之乱后作于秦州，而唐元竑则认为应是安史之乱前所作。他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他说：“前后出塞诗，公集中最烜赫者，人人诵习。然皆从旧注，乾元时公在秦州思天宝间事而作。更无异说，亦不言大将为谁。独东坡云详味末篇，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尽杀其妻子者。姓名不可传，可恨也。坡信具眼，然亦以为乾元后作。盖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皆已有明证，故不疑耳。不知正此是淆讹处。当通前后细参其意。前九首云‘君已富士境，开边一何多’，又‘苟能制侵凌’，又‘何时筑城还’，又‘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又‘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后五首云‘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又‘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又‘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又‘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又‘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又‘将骄益愁思’，累累诸言，咸太平全盛时，乘障备边，拓土俘，或取功名耳。至于大将止忧其骄，何曾一字及叛逆与乱离耶。然则‘坐见幽州骑’二语何谓？曰此乃公先见，假逃将口决其必叛。‘坐见’云者，犹抉眼吴门观越兵之入耳。此诗必作于天宝末年，禄山未叛时无疑。注非也。不然公刚肠疾恶，乾元间笔底每及叛逆，必以蛇豕虎狼叱之，岂有贼骑已长驱河洛而犹称为大将，铺叙边功，且极夸其治军严肃者耶？况追叙前事诗至十四首，而竟无一语及目前，亦断无此体格也。不可不辨。”(卷一)这里考证详明，说理透彻，《前出塞》和《后出塞》诗为安史之乱前所作无疑，旧注错误。《赠花卿》一首驳斥讽刺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之说，赞同胡元瑞认为花卿乃歌者姓名。他说：“‘锦城丝管’一绝，题云‘赠花卿’。解者谓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此诗讽也。近世胡元瑞驳之，谓花卿乃歌者姓名偶同耳。或问二说孰是，曰元瑞是也。节度使僭妄，当时诚有之，敬定偏裨也，胡不思至是。然花卿之为敬定，旧注已然，亦不始于用修。如元瑞，真具眼也。且如解者言，题当云‘花卿席上闻乐’，岂得但言赠花卿哉。即如‘成都猛将’一篇，题云‘戏作花卿歌’，盖旁观持论，亦非投赠，与同杯酒接殷勤之欢也。敬定虽骄恣，然一时定乱功高，赏不酬劳，死后血食。‘人道我卿绝世无’，虽止赞其勇，意当时蜀人之论必有不同于朝廷者。公虽心是朝廷，篇中极口揄扬，亦未尝没其功也。天子礼乐谈何容易，假使显然僭逾至此，公固一饭不忘君者，尚肯垂涎其酒食，从容宴会，交纳赋诗乎？”(卷二)分析颇中肯綮，对于正确理解《赠花卿》的内容极有好处。唐元竑认为“脱身薄尉中，始与捶楚辞”，应该理解为不作薄尉这样的小官，才免去自己被长官的责打。他说：“‘脱身薄尉中，始与捶楚辞’，谓唐时参军薄尉受杖者是。鲍引昌黎诗驳之，非也。诗意了然，不烦他证。此与‘饥鹰侧翅’、‘跨马触热’，下语皆带轻薄。从古豪杰皆取功名于涕唾之间，此亦何足讳且耻。而公固深不满之，亦由其性固然。汉世祖所谓狂奴故态也。”(卷一)从历史事实和文意本身来说明“脱身”二句的含义是脱离做参军和薄尉等小官，从而免受长官责打。唐元竑的辩说至今仍有价值，仍有不少学者至今抱守旧注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