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浴室，佩卡拉发现原来那套沾满油漆的衣服已不知所终，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新衣服。更让他欣喜的是，那就是他被捕当天穿的衣服，丝毫没有改变。他穿上灰色的无领衬衫，黑色的麝皮裤子和黑色羊毛马甲。椅子下面，摆着一双厚皮靴，每只靴子里还保留着保持形状的鞋撑。
他把系着枪的武装带搭上肩头，在腰间扣好，然后调了调皮带的松紧程度，让枪柄贴在身体左侧的适当位置，这样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可以迅速拔出韦布利左轮手枪开火，动作一气呵成。这种方法已经不止一次救了他的命。
他穿上与马甲料子一样的黑色羊毛外套。左侧的连襟很长很宽，一直盖住他的胸口，看起来就像双层的夹克衫，唯一的区别是缝上了暗扣，所以衣服更加经久耐用。外套的下摆垂到膝盖，领子很矮，与标准的俄罗斯军用大衣有所区别。最后，佩卡拉把翡翠之眼别在夹克衫的衣领下方。
他再一次望着镜中自己的脸，用长满老茧的指尖小心翼翼地抚摸饱经风霜的皮肤，陌生的感觉仍挥之不去。
他走回办公室，大门紧闭，他伸手敲了敲门。
“进来！”房间里传出简短的回音。
安东把双脚翘在桌上，正在抽烟。
烟灰缸几乎被塞满了，有几个烟头还没有燃尽，蓝色的烟雾飘在房间里。
除了哥哥坐着的那把椅子，屋里再无其他多余的座椅，佩卡拉只好站着。
“看起来好多了，”安东说，同时把脚从桌上拿下来，“不过还可以更好些。”他合上双手放在桌上，“你知道是谁派人找你出山吗？”
“斯大林同志。”佩卡拉说。
安东点点头。
“是真的吗？”佩卡拉问道，“人们称他为‘红色沙皇’？”
“只要不当面叫就行。”安东说，“否则别想活命了。”
“如果我是因为他来到这里，”佩卡拉继续说道，“让我跟他当面说个究竟。”
安东笑了：“你没必要跟斯大林同志说，等着吧，他会要你去见他的。时机成熟的话，总会有见面的时候。现在，你还有正事要做。”
“你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吧，监狱里头的日子。”
“那当然。”
“斯大林要为发生的一切负责，以他个人的名义。”
“你要知道，斯大林同志为这个国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还有你，”佩卡拉补上一句，“也要为此负责。”
安东紧握的双拳迸出了青筋：“有时，我们得从其他角度来看问题。”
“你的意思是，从受害者与施刑者的角度来看？”
安东清了清嗓子，尽量保持镇静。
“我的意思是，一直以来，我们走着不同的路，你和我。”安东敲打着桌面提醒着对方，“如今，我可以坐在这里，而你只能站在那里。我现在是特别行动局的军官了。”
“你们的人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安东站起身来，关上房门：“我们需要你调查一个案件。”
“这个国家没有其他侦探了吗？”
“你是我们的最佳人选。”
“是谋杀案吗？”佩卡拉问，“还是失踪人口案？”
“算是，”安东回答道，面朝着紧闭的大门，压低声音，“也不算是。”
“破案之前，我还得先揭开你说的谜题吗？”
安东望着佩卡拉：“我说的是罗曼诺夫家族，沙皇，他的妻子，孩子，所有人。”
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曾经的梦魇又浮现在佩卡拉的脑海里，愈来愈清晰。“他们不是被处决了吗？”他说，“多年前就结案了，革命政府不是还把这事儿当做夸耀的本钱吗？”
安东回到桌旁：“我们的确对外宣称，对沙皇和他的家人执行了死刑，不过你也许会注意到，并没有发现他们的尸体。”
一丝微风从打开的窗户吹进来，略带潮味的空气预示着大雨就要来临。
“你的意思是，尸体还不知所终？”
安东点点头：“非常正确。”
“所以是失踪人口案，对吧？”佩卡拉问，“你是说沙皇本人可能还活着吗？”想到自己当初背弃罗曼诺夫家族，置沙皇家人的生死于不顾，佩卡拉就有种负罪感，仿佛当胸中了一枪。虽然听说了沙皇一家被处决的传闻，佩卡拉的疑虑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但是从一个红军士兵的口中听到有关沙皇的消息，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安东的神情有些紧张，他环顾四周，生怕在缭绕的烟雾中会钻出个人来。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凝视着警局旁边狭窄的小巷子。他关上百叶窗，屋里的光线顿时暗了下来，像暮色骤然降临。“沙皇和他的家人当初被送到了叶卡捷琳堡，现在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离这儿只有几天的车程。”
“是的，选择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因为位置偏僻。想要去营救他们的人，绝对无法得手，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沙皇一家到那儿之后，住在当地一位叫伊帕切夫的商人曾经的别墅里。”
“你们当时想如何处置他们？”
“我们当时也不清楚。自从罗曼诺夫一家在圣彼得堡被捕，这就成了麻烦事。只要沙皇还活着，他就会成为反革命分子追逐的焦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直接给他一颗枪子儿，世界舆论对我们会很不利。当时的决定是，要保住罗曼诺夫一家的性命，直到新政府的运作完全正常。然后，我们会公审沙皇，法官从莫斯科派来，一切都是公开的，报纸会报道整个审讯过程，在每个村庄，地区委员要向当地人传达审讯的情况。”
“沙皇会被判有罪吗？”
安东在空中挥舞着手掌，斩钉截铁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来：“那是当然，但是总得像模像样地审一下，让人看起来是合法的。”
“你们会怎么对他？”
“枪毙吧，也许。或者绞死他。具体的方式不清楚。”
“他的妻子呢？四个女儿呢？还有他的儿子？都会被绞死吗？”
“那倒不会！如果我们的任务是把他们统统杀掉的话，就不用劳神费力把一家人送到遥远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了。我们可不会滥杀无辜。关键一点，我们要用行动来证明，革命者们绝不是野蛮人。”
“那，你们准备怎么处置沙皇的家人？”
“他们会被转交给英国政府，以换取英国人对苏维埃新政府的支持。”
这样的安排看起来很周全。但往往表面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计划，最后却出了岔子，佩卡拉问道：“结果呢？”
安东悠悠地呼出一口气：“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191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下属的一个师被整编，新政府要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士兵们大多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从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被派到我们这边作战，在前线鏖战了一年。他们不愿意放下手里的枪去参加红军，所以组成了新的武装力量。”
“是白军吧。”佩卡拉说。革命爆发后的几年里，成千上万的白军军官被投进古拉格集中营。他们通常会被单独关押，遭受最残酷的刑罚，几乎没有谁能熬过头一个冬天。
“他们在异国他乡作战，”安东继续说，“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他们宁愿沿着跨越西伯利亚的铁路线一路走下去，穿越俄罗斯全境。他们武器精良，军纪严明，我们难以招架。在他们东进的路上，沿着铁路线的每个村镇，红军的兵营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被拆得七零八落。”
“铁路线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面经过。”佩卡拉说，开始意识到是那里出了问题。
“是的，”安东答道，“白军准备攻占那里，罗曼诺夫一家将获得自由。”
“所以列宁下令杀了他们？”
“他本来可以那样做，但是他没有下令。”安东看起来也被自己正在讲述的故事吓住了。要知道，透露这样的秘密会有性命之虞，大声讲出来更无异于自杀行为。“有太多错误的警报，把红军看成了白军，牛群当做骑兵，以为雷声是加农炮声。列宁担心一旦下达处决的命令，守卫罗曼诺夫一家的士兵们会手足无措。他们会不顾白军是否会来营救沙皇，就直接开枪杀人。”安东双手贴着脸，手指尖按住紧闭的眼皮，“到后来，一切都无所谓了。”
“发生了什么事？”佩卡拉问。
外面开始下雨了，雨点敲打在百叶窗上。
“守卫罗曼诺夫一家的人接到电话，打来电话的人自称是个红军军官，说白军正在逼近镇子的边缘，他下令其他守卫在公路上设置路障，只留下两个士兵看着别墅。他们没有理由质疑接到的命令，人人都知道白军正在靠近，所以他们设好了路障，但是白军并没有出现，电话里说的都是骗人的。当红军士兵返回伊帕切夫别墅，沙皇一家已不知去向，两个留下来的守卫都被枪杀，死在地下室里。”
“你怎么知道这些详情？”佩卡拉问，“万一是胡编乱造的故事呢？”
“因为我就在现场！”安东说道，声音低沉，竭力想守住自己的秘密。“我在两年前加入秘密警察组织。”
契卡，佩卡拉想到这个名字。该组织成立于十月革命爆发之初，由一位叫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波兰籍刺客掌管。契卡很快发展为职业的刺杀小分队，精于暗杀、刑讯和绑架。从那之后，契卡不停地变换着称呼，从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到O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但是其嗜血成性的本质没有改变。就连一些契卡的元老，都不能逃过被抓进地下室刑讯逼供的厄运。
“罗曼诺夫家族人间蒸发前的两个月，”安东继续说道，“我接到命令，陪同一个叫优诺夫斯基的军官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那里，我们从当地民兵的手里接管了沙皇一家，从那天起，沙皇和家人的饮食起居都由我们负责。一家人失踪的那个晚上，我正好不当班，在小酒馆里听到有关电话的传言，我一溜小跑来到设置路障的地方，等到我们返回伊帕切夫别墅，沙皇一家已经不见了踪影，留下来值守的士兵都被杀掉了。”
“你没有展开调查吗？”
“没时间调查。白军正在逼近镇子，我们必须马上突围。两天后，白军冲进来，也四处搜寻了一通。但是他们也没能找到沙皇一家人，是死是活都不得而知。白军出了城继续开拔，我们再次夺取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调查的热情冷却下来，沙皇一家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所以，列宁不愿意承认罗曼诺夫家族逃脱的消息，而选择告诉公众，沙皇一家被执行了死刑。”
安东疲惫地点点头：“但是后来谣言四起，世界各地都有报道，声称看到了沙皇一家，尤其是他的子女。每次有故事浮出水面，不管听起来多么匪夷所思，我们都派出特工前去调查。你相信吗，我们甚至派特工去塔西提岛，因为有个船长听当地人说亲眼见到了玛利亚公主。可惜，所有的传言都不是真的。我们日复一日地等待，希望有关罗曼诺夫家族的消息能从中国、巴黎或伦敦传来。谜底的揭晓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多年过去，目击沙皇家人的消息越来越少，终于停止了。我们开始猜想，也许不再会有新消息了。但就在两周前，特别行动局把我叫去，告诉我有人去他们那里报信，说沙皇一家人的尸体在矿井里被发现，地点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远。他说是佩卡拉亲眼所见。”
“报信的人在哪儿？”佩卡拉问。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暴雨咆哮着从苍穹倾泻而下，冲刷着屋顶，像一列火车从头顶驶过。
“在一个叫沃多文科的地方，那里关押着疯子罪犯。”
“疯子罪犯？”佩卡拉咕哝了一声，“真的有这个矿井吗？”
“是的，我们已经找到了。”
“那尸体呢？有没有发现？”想到那些杂乱散落在矿井深处的骸骨，一股寒流穿过佩卡拉的身体。无数个夜里，他都梦见行刑队开枪的场景，但总是在子弹即将出膛的瞬间，噩梦戛然而止。直到现在，佩卡拉还在为沙皇一家的遗骸无人收敛而饱受精神折磨。
“行动局一接到消息，马上派人封掉了矿井。就我所知，犯罪现场还没有人动过。”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我来。”佩卡拉说。
“你是尚在人世的，熟悉罗曼诺夫家族的人，再说你受过训练，能够辨认那些遗骸是不是属于沙皇一家，这件事绝不能有半点闪失。”
佩卡拉踌躇片刻：“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派人来找我了，可你在这儿干吗？”
安东松开双手，又握紧：“行动局觉得，找个你熟悉的面孔提出他们开的条件，也许更好些。”
“条件？”佩卡拉问，“什么条件？”
“只要成功完成这个调查，你在古拉格的刑期就结束了。你会获得自由，可以出国，去哪里都可以。”
佩卡拉提醒自己，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
他已经听过太多的谎言，多半都吹得天花乱坠，问道：“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升职，这就是对我的奖励。”安东回答，“自从罗曼诺夫家族失踪后，无论我如何努力工作，多么忠于职守，始终郁郁不得志。上周，我还是莫斯科一间连窗户都没有的办公室里的下士，终日忙着拆开信件，把任何批评政府的文字抄下来。就在我以为一辈子都会这样碌碌无为的时候，行动局来找我了。”安东躺在椅子上，“调查完成后，你我都会迎来第二次机会。”
“要是我们失败了呢？”佩卡拉问。
“那你就得回波罗多克，”安东说，“我继续拆我的信。”
“那个委员呢？”佩卡拉问，“他的工作是什么？”
“你说基洛夫？他只是个小毛头，以前是学校里的厨子，后来学校关了门，他就去了政治学院。这是他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基洛夫的官方身份是联络员，不过现在，他连接下来要调查什么都不知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
“只要你同意帮忙。”
“政治联络员，”佩卡拉说，“看来你的行动局对我和你并不信任。”
“习惯了就好，”安东说，“没有人是能够相信的。”
佩卡拉摇了摇头，对安东的话不敢苟同：“恭喜！”
“恭喜什么？”
“恭喜你们把这个国家弄得一团糟。”
安东蓦然站起身来，椅子朝后仰去，倒在地上。
“沙皇是罪有应得，你也是。”
兄弟俩面对面站着，中间就隔着一张桌子。
“爸爸应该会为你而骄傲的。”佩卡拉说，语气中难掩厌恶之情。
听到佩卡拉提及父亲，安东的心里仿佛被狠狠扎了一下。他翻过桌子，朝着佩卡拉猛扑过去，抡起拳头打在佩卡拉的头上。
佩卡拉眼冒金星，身子朝后躲闪，晃了晃，终于站定了。
安东继续挥舞着拳头，砸在佩卡拉的胸口上。
佩卡拉被打得摇摇晃晃，随即怒吼一声，揪住安东的肩膀，冲着他的肋间也来了几下。
两人的身子沉重地朝后面倒去，在翻滚和厮打中撞出了办公室的大门，木片纷飞。他们倒在狭窄的过道里，安东被压在身下。
佩卡拉死死地把安东按倒在地。
好一会儿，两人不知道该如何继续搏斗。
安东伸手扼住了佩卡拉的喉咙。
两人相互瞪着对方，目光里充满仇恨的怒火。
“你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佩卡拉说，“你错了，我们之间还是老样子。”
盛怒之下，安东从腰间的皮带上抽出手枪，枪口抵在佩卡拉的太阳穴上。佩卡拉到达圣彼得堡的当天，就报名成为了芬兰军团的学员兵。
很快，他便知道了安东被赶出部队的原因。
安东被指控从另外一个学员的更衣柜里盗取钱财。一开始，安东矢口否认。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实施了盗窃，但是巧合的是，那位学员的钱不翼而飞，安东却刚好有钱入账。在那天晚上，就在学员向来串门的新兵讲述自己丢失财物的遭遇时，他注意到床边的柜子表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当时他正坐在床边，探出身子，把脑袋凑到新兵脑袋旁边小声说话，当他讲话时，嘴里温热的空气接触到柜子表面，一枚指纹鬼使神差地出现了。指纹不是他本人的，也不是宿舍里另外六个室友的。他们找来了长官，要求把安东的指纹跟柜子上的指纹作比对。
两枚指纹一模一样，安东招供了，但是坚称自己只偷了一点点钱。
数额并不重要。根据芬兰军团的规定，在军营里无论公共还是私人的领域，都无须上锁，任何盗窃行为都不可容忍，立即逐出军团。安东参加完听证会回到宿舍，发现行李已经被打好了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