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鹏的影响，在中国的文坛上，可以说是代代都有传人。西汉时的贾谊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忧伤，向往大鹏而写了《鹏鸟赋》；魏晋时期的阮修写了《大鹏赋》；唐代的李白在所写的《大鹏赋》中，更写了大鹏飞上九万里高空，翅膀一摇动，便使“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的雄伟声势，而且直接把庄周称之为“南华老仙”；宋代苏轼在怀念他弟弟时，所写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飞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大鹏乘风上天而变为他要“乘风”上天空；到南宋时，由于儒佛道三家思想逐渐融合，到清代钱彩、金半等写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说岳全传》中，大鹏成了佛祖头上的护法神。因佛祖讲经时，一只母蝙蝠偷听佛主讲经，因听得入神时不小心放了屁，引得大鹏一嘴将它啄死。佛祖认为大鹏误伤了生命，罚它下凡转生为“精忠报国”的岳飞，所以使岳飞能施展他身前“鹏飞万里”的才能，将侵略南宋的金兵，在朱仙镇杀得大败。这些后世的影响，庄周自然不会知道，但“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而又以“汪洋自恣以适己”的个性，将大鹏、神女、仙人都写得来惟妙惟肖，这些事他自己知道。他的文章至今还对后来人有影响，也是他当时不可能想到，甚至是未去想的。因不追求名利，“养身全真”、“任其自然”则是他为人的宗旨。
§§§第二节用“空语无事实”的寓言与对话
式辩论，巧妙地批评儒、墨两家
庄周的文章，大多数是表达他追求人在精神上的绝对逍遥和自由，其手法是用“空语无事实”的寓言和生动的两人或几人互相对话的文体，来表达他的看法和叙述他人的言论。不仅汉代的司马迁这样评价他，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他在《寓言篇》一开始便说，他的文章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即是说：寓言占了十分之九，重言占了十分之七，卮言则是天天都有。
什么是“寓言”呢？
就是将自己想说的话，或要做的事，假借他人的言行，作为故事表达出来。庄周说：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
《寓言》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采用寓言这种方法写文章，是他看到人们的社会心理，容易被接收的情况而定的。自己父亲不能自己出面去为儿子说媒，要托媒人去说，是因为父亲赞美自己的儿子，总不如他人赞美自己的儿子使人相信。这不是我的过错，是社会中人的一般心理都是这样。与我思想认识有共同语言的就互相交流，不同的就不交流；与自己相同的就肯定它，不同的就反对它。庄周对寓言的解释和如何使用寓言这几句话，就是庄周写文章遵守的原则和方法。
什么是重言呢？庄周说：
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
就是说：重言，是指能借重过去的圣贤和名人经典性的话，能结束争辩的总结性语言，是年高德重的人说的。年岁虽高，但没有经纬国家，指导社会未来，在学业和事业上无才能创见的人，不能算是先进之人。一个人如果没有先进之处，就没有实现自己应尽的为人职责。没有尽到为人职责的人，只能是陈腐之人。庄周在这段解说中，不仅谈清楚了他所说“重言”就是我们说的结束争辩、总结性的重要言论，而且还区别了年长与德高望重的人和对社会工作与学术事业有贡献的先进人才，是做人应尽的为人职责。所以他虽处贫困生活之中，仍然孜孜不息地写作，以实现人生的先进性，而不愿做“陈腐”之人。
什么是卮言？庄周说：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卮”是古代的酒器，“卮言”就是说像酒杯装满了酒，便自然流出来一样，从杯中自然而然地按人的自然之性，顺口说出的语言，便是卮言。庄周说，他的这种语言，天天都在说，散散漫漫，悠悠游游，年年月月的终生都在谈。如果不说出自己的见解，一切顺其自然，这自然与大家一致，是自己想说的话与自己顺其自然的做法不一致，所以说这种说话等于未说话。你说了话等于未说话；你终生不说话，不等于你未说过话。
庄周通过这种在逻辑形式上的反复推证，主要说明卮言是未经过推研信口说出的话。虽然说了许多，并不如寓言、重言重要。我们可以说在庄周的文章中，寓言是他写作上为了获得好的社会影响和效果，所采用的一种主要写作方法。重言是反映他思想主张和信念的核心。 卮言是为支撑主干言论起烘云托月、作染色剂的。这三种成分，融合在一篇论文中，交错使用，这样便形成了庄周文学的奇光异彩，无论你是同意他或不同他的见解，都会给你留下一个奇异的印象。
庄周就是用他所说的寓言、重言、卮言为笔法，对当时的“显学”儒、墨两家进行对话与批评的。
在北宋时，苏轼在他的《庄子祠堂记》中说：庄周对孔子是“阳挤而阴助之”，不是真反孔子。但在《庄子》一书中的《盗跖》、《渔父》二篇，则是真反孔，应不合于庄周本意，不是庄周所作。但我们认为：根据庄周自己所说的写作特点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与这两篇文章风格来看，是与庄周自己所说相符合的，应是庄周的作品。在《盗跖》篇一开始，便将孔子在《论语》中他赞美的鲁国贤人柳下惠，与有人说是“黄帝时的大盗跖”（有人说是“秦国的大盗”），硬搬到鲁国来，说成是柳下惠的弟弟，而且在泰山上建立了一座据点。
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再将大约大孔子八十岁左右的柳下惠，写成是孔子的好友。孔子因见到盗跖使“万民苦之”，为鲁国的大祸害，便向柳下惠建议，他将去劝说盗跖改恶从善，并将去劝说齐、鲁、吴、越之王，各让一块土地和人民给盗跖，使盗跖建立一个诸侯之国。将三位年龄相差七八十岁，各在一国的人合在一起，不说在当时的交通条件限制下不容易，就是今天也非易事。所以《盗跖篇》所述说的孔子与柳下惠和盗跖的对话，是不可能的。是庄周运用当时在社会生活中有影响的人，强拉成在一起编出的寓言。在寓言中，庄周借盗跖之口，批评了儒家“妄称文、武”，“妄作孝弟”的道德伦理规范和礼治思想。在此文的第一节孔子与盗跖的直接对话中，庄周将盗跖写得非常英武，“目如明星”、“声如乳虎”、“按剑瞋目”、“两展其足”而又残暴。说“顺吾意则生，逆吾心则死”，“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之膳”，刻画出一个占山为王的大盗形象。
当孔子向盗跖说明了他的来意和计划后，盗跖则认为是用“求利”来诱谝他，认为可以被利诱骗的，都是一些愚陋之人。还说：
告我以大城众民，是欲规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长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非以其利大故邪！
就是说：孔子想用利诱来使他改变原来的生活。他认为：利益最大的，是拥有天下。尧、舜拥有天下，但他们的后人，则是贫无立锥之土。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但他们的子孙，全部被人杀绝。所以只看眼前的利益，是不行的。表明盗跖不接受孔子的劝告，说明儒家的思想不能改变盗跖的立场，无益于治好国家。接着庄周的笔锋一转，又将这位“按剑瞋目”、“声如乳虎”、“两展其足”、以人肝为膳的大盗，写成了老子书中主张“小国寡民”、“无知无欲”、“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一位歌颂人类原始社会生活、批评孔子的教学思想以及儒家所尊仰的尧、舜、禹、汤等圣人贤人等的道家传道士。盗跖说：
且吾闻之，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这段文章是庄周从传说中，记述了我国在远古时期社会发展的线索。他说：古代人类很少而飞禽猛兽很多，人类为避免野兽的伤害，便从平地而爬上大树林，用树枝架起房屋以居住。他们白天采集可食用的橡树果实等为生，天黑了便回到树上居住。房屋像鸟巢一样，所以称呼领导人民在树上架房屋的领袖叫有巢氏。当时人民没有衣服，夏天便多收集一些木柴和牛羊毛皮，冬天则晒太阳、烤火，宰杀驯服圈养的牲畜过冬。人民便称呼领导他们学会驯服牲畜的领袖，为伏羲氏。从伏羲氏到神农氏时，神农氏领导人民学会耕田、耕地、播种五谷、棉麻等，大家过着“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生活。人们安静自得，无忧无愁，与禽兽和猪犬等一起散步，他们只知自己的母亲而不知父亲，这是人们生活的最好社会。又说：到了黄帝时，他的德化力量不够，他与蚩尤大战于涿鹿，血流百里。尧、舜继承氏族联盟首领后，便改氏族大会为君臣上下的有等级关系的会议。商代的汤用武力消灭了他的君主夏桀。周武王领军队杀死了商汤的后人殷纣王。从此以后，社会便进入了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局面。所以说：自商代的汤、周代的武王以来的社会，皆是给人民造成祸乱的社会。
从这段引文中，庄周通过盗跖之口，叙述了我们远古时代的历史发展过程，除将伏羲氏误写成“知生氏”外，其他与儒、墨两家的记述基本相同。但在评价上相差很大。特别是从神农氏以后的尧、舜、禹、汤和周代的武王，在儒、墨两家的经典中，这些人都是为人民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建立家庭、国家、天下的安定秩序，推翻暴君夏桀与纣王，是有功于人民、“救人民于水火中”的圣人。而被庄周称道的，只有神农氏一人。使人民过着“卧则居居，起则于于”的生活，是“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社会。这个社会，从历史发展过程上来看，是我国从渔猎时代，进入农牧时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时代。这个社会的生产力，比过去提高了很多，使人民满足了最基本的吃穿住行的要求，所以才有“卧则居居，起则于于”的安静和谐的局面。但对天灾人祸的抵抗能力，还是很低的。假如这种社会，便是庄周所追求的“至德之隆”的最美好社会，为什么发展到尧、舜时候，据在庄周之前的孟轲记载，则是：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孟子·滕文公上》
在孟轲这段文章中不仅记载了在尧的时候，飞禽猛兽的数量超过人的数量，造成“禽兽逼人”，使人无法安居乐业，所以尧才使舜抓这项工作。舜使其臣益，放火烧了平原上可耕种土地中的草木和接近可耕土地上的山林，赶走了野兽使人安居。但是河道不畅通，水灾又是人民的一大害。舜为了治水，先撤换了用围堵办法治水、使水灾愈来愈大的官吏，而用禹治水。禹改围堵为疏导，使山东省的济水、漯水直接流往北海里，又将汉水、淮水、泗水等直接疏入长江，通往东海。禹经过九河的疏通，“三过其家门而不入”，才完成了治水的任务。这些大江、大河直到现在都存在，并非虚构。尧又使后稷在神农教民耕种的基础上，改进耕作的方法和品种，继续播种五谷，才使“五谷熟而人民育”，使人民有吃有穿，人口得到了发展。又在社会出现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弊端时，舜又派契为教育长官，加强人民的道德伦理教育，使人民遵循“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道理。这就是说，我国道德伦理的产生，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需要，当时的执政者提出这些问题后，然后才逐步由学者整理成为我国治理社会的道德伦理法则的。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然一个社会便无法前进。孟子所说的这四种规范，以后又发展成为：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伦理常规。而老子和庄周等道家学派，只强调“自然无为”、“归真反朴”，反对人的有为作用，歌颂远古时代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生活。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他们否认道德伦理的作用，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道德经》三十八章）强调人的“无为”和“无知无欲”，实行愚民政策，把礼、义、忠、信看成祸乱之首。这是既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也是违反社会发展是一代一代前进的这个总规律的。
在盗跖歌颂神农时代为“至德”之世，批评尧、舜、禹、汤和周武王为乱人之徒，又批评孔子大讲“文武之道”，把子路由一个戴“危冠”背“长剑”的武士，变为一个信奉“忠信”之道的儒者，造成子路因反对卫庄公用阴谋夺位发动政变，而被乱兵杀死，是孔子教育失败。接着他又重复地批评从黄帝到尧、舜、禹、汤和周武王这六人，并对儒、墨二家和当时称为贤士的伯夷、叔齐、介之推等，以及有名的忠臣王子比干、伍子胥等，都认为是为了信奉“忠信”之道而死得“皆不足贵也”的人。最后则说“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是人的一般人性。人生的寿命，最多不过百岁，除病痛、死丧、忧愁外，开口而笑的时间，一月不过四、五天。天地是无限的，人的寿命是很短的，以人如果“不能欲其志意，养其寿命，皆非通道者也”作为盗跖与孔子对话的结束语。这个结束语，就是天地无穷，人寿很短，人为的伦理道德是“祸乱之首”，人应自然无为，多活点寿命，就是庄子的人生观。
在《盗跖》篇的第二部分，庄周则采用孔子的学生子张和编造出来人物满苟德展开辩论对话。子张劝满苟德，应培养自己的好品德与行为，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行为不好，就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和任用。没有信用的人，是不会有名与利的。满苟德则抓住了子张提出的“名利”二字，批驳说：“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夫名利之大者，几在无耻而信。”双方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辩论中，满苟得又重述了盗跖与孔子对话的内容，对儒、墨两家所提倡的仁、义、忠、信等道德伦理范畴和尧、舜、禹、汤、武王、周公等儒家圣人和忠臣比干、伍子胥等，进行了全部否定，并提出“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等激烈的语言。离开当时历史发展的现实，不问是非善恶，抽出其中的似是而非的现象，综合成史料，对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道德法纪和正常社会秩序全面否定。虽然机智巧辩，但违反科学真理和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