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盗跖》篇的第三部分,完全采用虚构的两个人物对话,一名为无足,一名叫知和。无足认为“兴名就利”以谋求“长生、安体、乐意”是人的本性。他认为没有人不“兴名就利”的。因为“彼富则人归之,归则下之,下则贵之”。就是说:人富了便会贵,有了富贵,就可以实现人的“长生、安体、乐意之道”。认为“声、色、滋味、权势之于人心,不待学而乐之,体不待像(规范)而安之”,是“固不待师,此人之性也”,是用不着老师教导便会的人的自然本性。
知和则认为:“智者之为,故动以百姓,不违其度,是以足而不争,无以为故不求。”“势为天子,而不以贵骄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财戏人。计其患,虑其反,以为害于性,故辞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誉也。尧舜为帝而雍(推让),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许由得帝而不受,非虚辞让也,不以事害己。其皆就其利,辞其害,而天下称贤焉。”“彼非以兴名誉也。”“平为福,有余为害。”
就是说:做人应以一生平安为福,钱多了就容易出祸害。一个聪明的官吏,他使用老百姓的人力物力,要依据百姓的需要去办事,要遵守不违反老百姓利益这个原则,要知足而止,顺应自然而不贪求。就是贵为天子,也不用富贵去骄傲于人;富有天下,也不用钱财去炫耀于人。这是他们考虑到会招来祸害与引起人民的反对,有损于人的希望寿命长、身体安康、快快乐乐的自然之本性的。尧、舜辞去做天子的地位,不是为了获得好名誉和仁爱人民,善卷、许由二人不接受尧、舜让给他们做天子的地位,也不是故意的推辞,而是害怕天子这个美名有损于他们的自然本性。所以他们都是选择了有利于实现自然本性的生活,而放弃了有害于自然本性的事,天下都称赞他们是贤人、圣人,并非是故意获取名誉的结果。
从这二人的对话中,无足是通过自己不断的人为活动去获取富贵,以实现自己追求的生活愿望,知和则是顺应人民要求的自然发展,以得到自己适可而止的生活地位和实现人的自然本性。没有前两段的激烈辩论,对话也很平和,对尧、舜、许由等“圣人……贤人”和道德伦理等观念,也未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只是以反映道家以“自然无为”为核心和他们主张的人性论。这段文章可能是老庄学派的后学的补充,而不是庄周所写。
《渔父》篇,则是以宣传道家的“全真养身”,不要“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为主要目的。全文是庄派后学编造了一位“须眉交白、被发揄袂(扬袖)”的渔父,将船停在河岸边,上岸后看见坐在林中台岩之上的孔子正在弹琴唱歌,子贡、子路等学生在下面读书。渔父便坐在岸边的陆地上,听孔子弹琴。歌曲完后,渔父便向子贡、子路打招呼,问:台上弹琴的是谁?
子路说:是鲁国的君子孔子。
渔父再问:他研究什么?是有封地的君主吗?或者是大臣?子贡说:孔子不是君主和大臣,他研究的是“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
子贡的回答,基本上概括了儒学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和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渔父听了后,笑一笑便回头而走,说:“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呜呼远哉!其分于道也。”说完便走了。就是说渔父认为:孔子研究的学问,主张仁爱人民,是一种仁爱之道,要实行这种道,恐怕他免不了要终身忙忙碌碌,不得休息,还会受到精神上和身体上的伤害,可惜得很啊!他与我们的“全真养身之道”,相距太远了。所以,渔父这篇文章,是先写孔子在杏台弹琴唱歌,再通过子贡与渔父的对话,而引出主题。孔子主张积极参与修身、治民、爱国、爱天下,作为人一生的行为准则。渔父则以为不要“危其真”,不“苦心劳形”为人生的目的。再通过孔子主动去拜访渔父,渔父引导孔子在自己认识自己一生的奔波曲折生活中,去领悟出渔父的“全真养生”之道作结束。把孔子变成了渔父的信徒,而不是中国历史上的“至圣先师”。这完全是一种以伪造当时被称为“显学”的领袖人物孔子和子贡、子路这二位当时有社会影响的人虚构的这段对话,以宣扬庄子学派思想,是用“重言”手法的典型。其实这篇文章,也是编造的孔子去东周都城拜访老子的寓言故事。老子对孔子说:
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这段话的转述,将老子化为渔父,将孟懿子、南宫敬叔换成了子贡、子路,将老子劝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这几句话,加以形象化而变为渔父对孔子的治学主张和对话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骄气与多欲”是指孔子自信心很强,抱负又大又多,“态色与淫志”是说孔子自认为是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和过高而难以达到的志愿。老子认为孔子的这些抱负和主张,如果见之于行动,不仅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而且还会遭受祸害,是违背“养生之道”的。此文的败笔,是写孔子时,说“他已经六十九”了。孔子六十九岁时,他在鲁国编写诗书,子路此时在卫国做官,根本不在孔子身边,一般知道这段历史的人,一看便知是编造的寓言故事。
《胠箧》这篇论文,只有两大段。重点论述在首段。它语言激烈,笔锋锐利,全部引用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人们常见的生活中的事例,不问具体内容,只抽出其相似的形式作为依据,再夸大其联系,而写成的一篇非寓言的议论文。文中写的不是盗跖型的大盗,而是开箱窃物类的小偷和沽名夺权的窃国大盗,以否定儒、墨两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和圣贤人物。文中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等抨击当时社会的言辞。中心是在揭露圣贤提出的这些伦理道德,成为小偷强盗和诸侯夺取财物和国家大权来作外衣的理论。
《胠箧》篇一开始便说:世俗之人为了防止小偷和入室偷东西的盗贼,往往将自己贵重的东西,用口袋和筐子、箱子装起来,还要用好绳子拴紧,这是一般人的常识与智慧。如果一天强盗来了,把你装好的袋子、箱子一起抢走,那你防止小偷和强盗的办法,不是正好为强盗、小偷做好了准备吗?文章以这种事例作依据,便得出:“世俗之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然后再以齐国的田成子,用少收利息和田土租税的办法,与齐国国君等争夺人民的拥护,经过几代人以实行“仁义”之道为名,而取得齐国的政权。以此事为依据,庄周便作出田成子不仅“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而盗之”的结论。还说:“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用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
文章从一般人防止盗贼的智慧,不仅起不了防盗的作用,反而帮了盗贼收藏起财物的忙,再用齐国田成子“杀其君而盗其国”作事例,说明圣人提出的仁义道德,不仅帮助田成子杀君夺国,而且还帮助田成子这个窃国大盗,治理好齐国,使田成子“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说明圣人的智慧所提供的道理,比一般人的想法为害更大。再进一步用大盗跖对他的门徒说:
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就是说,先猜测要抢对象家中的财物的情况,这就是圣;先进入被抢对象的家中,便是勇敢;出来时在后,便是义;在抢劫前先判断能不能下手,与如何下手?这便是智;分得财物要公平,这便是仁。如果不具备这样的圣、勇、义、智、仁这五种品德,而能成大盗的人,是没有的。经这样的论述,文章则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样激烈的批评,全部否定儒、墨两家所提出的仁、义、圣、智、勇等伦理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