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与何休《公羊》学之异
孔广森评判历代《春秋》学，虽然肯定先秦的孟子与元代的赵汸，但是，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并没有以孟子或是赵汸为主，而主要是以三传为主，三传又以《公羊传》为重。他肯定三传中唯《公羊》多得圣人之义，称许何休的《解诂》体大思精，词义奥衍，然而，他不仅有许多不同于《公羊》学的观点，而且，还对《公羊》学有许多批评以至否定，这主要集中在对何休的《公羊解诂》上。
孔广森认为《解诂》之失有两不通，又称之为“二惑”，他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就是要“去此二惑，归于大通”（《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这是孔广森的《春秋》学异于何休《解诂》之所在，也最能说明他《春秋》学的特色。
《解诂》不通之一，是不肯援引《穀梁》、《左传》之说。汉代经学讲究师法、家法，今文经学尤重严守师说，故何休《解诂》守《公羊》之说，而不取《左传》与《穀梁》，这本是合于汉代经学的家法原则的。而对于汉代经学的师法原则，孔广森是有看法的。他说：
古之通经者，守重师法，三传要各有得失。学者守一传，即笃信一传，斤斤罔敢废坠；其失者犹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证明，诚可以俟圣人复起而不惑，尚将参而从焉，衡而取焉。彼孰不自以为择善者，讵揣量其智识之所及，匪唯谬于圣人，且不逮三子万分之一，逞臆奋笔，恐所取者，适一传之所大失，所弃者反一传之所独得，斯去经意弥远。
七十子没而微言绝，三传作而大义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犹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师必故异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屡蹈斯失。若盟于包来下，不肯援《穀梁》以释传；叛者五人，不取证《左氏》，而凿造谏不以礼之说。（同上。）
师法并不完全合乎圣人之义，三传对《春秋》都有得有失。故既要相信师法，又不能固守师法，而应兼采三传。不信三传之师法，就无从知道《春秋》之义，而墨守三传师法，就很可能以失为得，或者丢掉他人独得的圣人经意。愈到后来，《春秋》愈是晦涩，就是由于经师的固守各家之学，而没有会通三传。只有会通三传，才可以探求到《春秋》的真义。所以，何休的墨守《公羊》，被他认为是《解诂》的一惑而遭到他的严厉批评。如何休释闵公元年，“季子来归”，不信《左传》之说，就被孔广森斥为“支离之说”，不予采用：“何氏必不信《左氏》，乃以上传季子至为从家至朝，此经来归为自洛姑归，支离之说，今悉无取”（《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四。）。主张会通三传，甚至引用史籍文字训诂著作以解《春秋》，而不固守《公羊》，是孔广森《春秋》学的一大特点。
《解诂》不通之二是孔广森所认为的何氏误说。孔广森对于何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一点上，孔广森的《春秋》学与何休《公羊》学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这上面。阮元于嘉庆三年，在扬州为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所作的《序》中，指出了孔广森与何休《公羊解诂》的不同之处，就主要是从这一方面来论说的。孔广森以为何休的误说，有一般性与原则性的误说之分。一般性与原则性误说的不同，在于一般性的误说多在一些具体性的解说上，这些误说不会影响到《公羊》学的基本理论，改变不了《公羊》学的性质，而原则性的误说涉及《公羊》学的基本观念。
对一般性误说的纠正，即阮元所说的“他如何氏所据间有失者，多所裨益”。（阮元：《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序》。）像僖公八年，“郑伯乞盟”，《公羊传》以“盖酌之也”，何休则训为“挹血”。（《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五。）这一类的批评就属于对何休一般性误说的纠正。（这一类的批评还有，如阮元序中讲的“谓桓十七年，经无夏，二家经皆有夏，独《公羊》脱耳，何氏谓夏者阳也，月者阴也，明夫人不系于公也，所不敢言，不同三也。”又如《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说的：“叔述妻嫂，传所不信，邵公反张大之，目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庄公九年“齐小白入于齐”，《公羊传》“其言入何？篡辞也”。孔广森说：“何氏之例，大国篡例月，小国时，又纳亦为篡，皆误也。子纠正，小白不正，而一言纳，一言入，不当同为篡，若纳不月起（《传》云：夏，公伐齐纳纠），非实篡，又不当入亦不月。《春秋》要自论正不正，岂分别大小国乎，故今不取。”而庄存与《春秋要指》认为“公羊子之义，纳、入、立皆篡也。”孔广森之说既不同于《公羊》，也不同于庄存与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孔广森的三世划分不同于何休。何休说的三世说，以隐桓庄闵僖为所传闻世，以文宣成襄为所闻世，以昭定哀为所见世，即所传闻世为五公，所闻世为四公，所见世为三公。孔广森则从颜安乐之说（颜安乐三世说的依据是，《春秋》襄公二十三年，“邾娄鼻我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而《春秋》昭公二十七年，“邾娄快来奔”，《传》云：‘邾娄无大夫，此何以书，以近书也。”二文不异宜同一世，故断自孔子之后，即为所见之世。），以三世各四公。所见世以孔子生后的襄公为断，“所见之世据襄为限，成宣文僖四庙所逮，所闻之世宜据僖为限，闵庄桓隐宜四庙之所逮也。亲疏之节，盖取诸此”（《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孔广森认为，颜安乐的三世划分可以较好地解释《春秋》三世的不同，笔法亦异，如所传闻世大夫卒，恒不日，日则有故，如强牙卒日；所闻世恒日，不日者有罪，如得臣、仲遂卒不日；所见世无论有罪无罪，有故无故，皆恒日。三世说是《公羊》学的重要理论，对《春秋》三世的划分虽然属于三世说的内容，但是，三世的划分只是三世说的技术问题，而不关系《公羊》学的理论实质，关系《公羊》学理论实质的是对三世之义的阐释。所以，孔广森关于三世划分的不同于何休，并不是三世说理论的不同，更不是与《公羊》学理论性质的不同。
孔广森对何休误说的纠正重点放在原则性误说的批评上，阮元序中讲孔广森不同于何休的四点中，就有二点属于对原则性误说的批评。徐世昌《清儒学案·顨轩学案》说他：“其于《公羊》别立三科，自成一家之言，与武进庄氏、刘氏诸家墨守何氏之说者，宗旨故殊也。”也是就孔广森对何休的原则性批评而言。而孔广森对何休原则性的批评，具体说来主要有二：
第一，否定《公羊》学的王鲁说诸微言。
阮元说：“不同于《解诂》者有数事焉，谓古者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纯臣之义，故各得纪年于其境内，而何邵公猥谓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经书元年为托王于鲁，则自蹈所云反传违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阮元：《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序》。）此据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隐公元年为说。《春秋》于隐公元年，首言“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据以言大一统，何休以王为王鲁之新王。孔广森以为王当作文王解，是说鲁国守文王之法，而否定王鲁说。而何休的王鲁说不是孤立之说，而是与新周、故宋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并以此构成《公羊》学孔子改制说的具体内容，也是何休言三统的具体化。所以，否定王鲁说，必定要否定新周、故宋之说。对此，孔广森有两段话代表性的批评：
方东汉时，帝者号以经术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瑞献谀妄言，西狩获麟是庶姓刘季之瑞，圣人应符为汉制作，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云云之说，绝不见本传，重自诬其师以召二家纠摘矣。（《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
治《公羊》者有新周故宋之说，新周虽出此传（指《公羊传》宣公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灾”），实非如注解，故宋传绝无文，唯《穀梁》有之，然意尤不相涉，是以晋儒王祖游（见《晋书·王接传》）讥何氏黜周王鲁，大体乖硋，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者也。（《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七。）
黜周即新周。新周、故宋、王鲁的孔子改制说，是何休在《解诂》中最重要的观念。孔广森则认为，这些说法在《公羊传》中是没有依据的。故宋是《穀梁》的说法，桓公二年《穀梁传》云：“孔子，故宋也。”范注云：“孔子旧是宋人。”此说与《公羊》学的新周、王鲁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孔广森说：“故宋无传文，惟《穀梁》有之，然意犹不相涉。”（同上。）而所谓新周，不过是周迁徙于成周之义。孔广森说：
周之东迁本在王城，及敬王迁成周，作传者号为成周，犹晋徙于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之地，谓之新郑，实非如注解。（同上。）
孔广森明确否定何休的王鲁说，虽承认有故宋、新周之说，但是，完全是从孔子的家世、东周都城迁徙的历史为说，这就丝毫没有了何休新周、故宋、王鲁说的微言大义了。（孔广森否定何休的新周、故宋、王鲁说，也得到一些人的肯定。如陈澧在1881年的《东塾读书记》卷十中就据孔广森的以上说法，来批评何休、刘逢禄之说，并许孔广森为《公羊》之功臣：“《公羊》新周二字，自董生以后将二千年，自巽轩乃得其解，可谓《公羊》之功臣矣。”然而，孔广森的以历史解说《公羊》，与他自己所说的《春秋》重义不重事，应该注重义理的发挥是背道而驰的。）孔广森的《春秋》学不同于何休之学，就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就此而言，孔广森的《春秋》学与其师庄存与的《春秋》学一样，都具有否定《春秋》微言的特点。而这一特点，正是清代《公羊》学兴起之初所具有的特点。（参见拙文《庄存与春秋学新论》，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4期。）
第二，自立三科九旨。
孔广森否定《公羊》学的王鲁诸微言，必然会否定《公羊》学的三科九旨，而导致自立三科九旨。孔广森的三科九旨，主要是从《公羊传》的书法方面立论：
《春秋》之为书也，本天道，用王法，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裁以内外之义例，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
这就是孔广森所立的三科九旨。阮元以此为孔广森与《解诂》相异的第四点。（阮元在《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序》说：“谓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而何氏《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
《公羊》学的三科九旨出自何休的《文谥例》：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徐彦疏说：
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
此即何休所说的三科九旨。在何休、孔广森之外，还有宋衷的三科九旨之说，但所言不同。《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说：“宋氏之注《春秋说》，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从中可见三人的三科九旨说，宋衷与何休之说其实有一致之处。何休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就是宋衷的存三统；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即张三世之说；内其国外诸夏，内诸夏外其国，也就是异外内之说。就是说，宋衷的三科就相当于何休的三科九旨。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何休以三科即包含九旨，宋衷则在三科之外另立所谓九旨。宋衷所另立的九旨，实际上就是《公羊》学所说的褒贬书法。何休的三科九旨不包括褒贬书法，宋衷的三科九旨则以三科概括何休的三科九旨，并在三科之外，以日月时等褒贬书法为其九旨。所以，何休与宋衷三科九旨的差异，只是在有无褒贬书法而已。
与宋衷的三科九旨说相较，孔广森的三科九旨不同之处是没有宋衷的三科说，只有宋衷的九旨说；九旨也有同有异，宋衷的九旨分为详略之旨、远近亲疏之旨、轻重之旨三方面，但不以其为三科，孔广森则讲天道、王法、人情，并以其为三科之目；在九旨的具体名目方面，宋衷有王、天王、天子，孔广森则异为尊、亲、贤，而九旨中另外六旨的名目却是相同的。所以，孔广森既不同于宋氏，但又杂用宋氏。陈卓人在《公羊义疏》中说：“孔氏著《公羊通义》遗何氏，而杂用宋氏。”正指此而言。由于宋衷的九旨主要是褒贬书法，所以，孔广森的三科九旨仅仅只是就《公羊传》的褒贬书法立论了，而没有了何休、宋衷所说的张三世、通三统、异内外的微言大义，也完全异于何休的三科九旨说，所以，徐世昌《清儒学案·顨轩学案》说他：“其于公羊，别立三科，自成一家之言，与武进庄氏、刘氏诸家墨守何氏之说者，宗旨故殊也”（但是，徐氏同书又说：孔广森“于胡母子都、董仲舒、何邵公条例师法不坠”。未免有所抵牾。至于说庄存与刘逢禄一样墨守何氏之学，也非其实。对于此点，请参见本书庄存与的论述。）。这与孔广森否定《公羊》学的微言是有直接关系，因为不承认《公羊》学的微言，就一定会否定何休的三科九旨。
但是，孔广森讲三科九旨虽然不取何休之说，他的著作除了对何休三科九旨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的存三统之说根本否认外，似乎仍有三世说与异内外之说。他在书中不仅有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之异之说，而且讲到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三世远近之异说。（如孔广森释三世异辞：“世疏者其恩杀，若桓之无王，庄之不复仇，纳鼎归宝，文姜淫佚，皆得质言之，以立其义；移于所见之世，则义有所尊，恩有所讳，定公受国于季氏，不敢名其篡，昭公娶同姓，不忍斥其恶，是以《春秋》正名分，诛乱贼之大用，必托始于乎所传闻之世，而后可以施也；近者微辞，远者目言，以义始之，以仁终之，别其世而不乱期，异其辞而不糅。”（《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二）。）然而，孔广森只是从“内外之义例，远近之异辞”的例与辞为说，没有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的联系；而何休的三世说与异内外之说，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是相联系的。而所谓以《春秋》当新王，是以王鲁的形式来体现的，所以，孔广森的否定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同否定王鲁说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对以孔子改制说为中心的《公羊》学微言的否定，而三世说、异内外之说没有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之说相联系，只是对《春秋》十二公分为三世，于所传闻世以鲁为内、诸夏为外，所见世以诸夏为内、以四夷为外的不同书法原则的说明，根本没有了何休《公羊》学的孔子改制之义，因为何休的三科九旨说不过就是以王鲁说等为内容的孔子改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