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孔广森自立的三科九旨，与何休三科九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没有了王鲁说等《公羊》学的微言，只是对《春秋》所谓天道、王法、人情的阐发。而所谓日月时的天道，在《春秋》中不过就是宋衷所说的详略之旨，也就是孔广森所推许的赵汸的日月之法，如所传闻世大夫卒，恒不日，日则有故，如强牙卒日；所闻世恒日，不日者有罪，如得臣、仲遂卒不日；所见世无论有罪无罪，有故无故，皆恒日之类。所谓王法的讥贬绝，不过是宋衷所说的轻重之旨，是依据身份的不同与过失罪恶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文辞，以示讥贬绝的程度差别。所谓人情的尊亲贤，不过是尊尊亲亲贤贤原则，及其所谓为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的笔法。因而，孔广森三科九旨实际上就是《春秋》学的褒贬笔法及由此体现的尊尊亲亲贤贤诸大义。难怪孔广森即使在引《公羊》学之时，也会放弃改制诸微言，如隐公三年“春王二月”，《解诂》以改制、存二王后、通三统为说，而孔广森仅以天地人三正的正朔来说三统，只说什么“正朔三而改，文质再而复”，“若曰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而毫无改制的内容。
稍后的刘逢禄就认为，孔广森所立的三科九旨不讲微言，背离了《公羊》学的基本精神，进而在《春秋论》对其作出了激烈的批评：
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穀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推其意，不过以据鲁、新周、故宋之文疑于倍上，治平、升平、太平之例等于凿空，不知《孟子》言《春秋》继王者之迹，行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为邦而兼夏、殷、周之制，既以告颜渊；吾岂为东周，又见于不狃之召；夏、殷、周道皆不足观，吾舍鲁何适，复见于《礼运》之告子游，是故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穀》所同，而大义迥异者，则以《穀梁》非卜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与！（《刘礼部集》卷三。）
视《公羊》学的王鲁诸说不仅于《公羊传》无据，而且有背上的嫌疑，以《公羊》学的三科九旨为凿空之论，这是孔广森不讲王鲁诸说的认识原因。而王鲁等说的三科九旨恰恰是《春秋》的根本所在，没有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就不是《公羊》学。所以，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名义上是解《公羊》的著作，却失去了《公羊》学的根本精神。这只能是《春秋》学中“传章句而不传微言”的“中人”之学，而与《穀梁》学没有了区别。所以，刘逢禄对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中否定《公羊》微言的许多内容，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指责孔广森对《公羊》学精神的偏离。（魏源整理的刘逢禄《广墨守》，就是采取刘逢禄读《公羊春秋经传通义》的条记作为后半部分，其中都是批评孔广森不合《公羊传》与何休《解诂》。据笔者所见，刘逢禄的批评有五大方面，一是“书爵进退之例，《通义》不如《解诂》者”；二是“《通义》褒贬之例不如《解诂》者”；三是“《通义》卒葬之例不如《解诂》者”；四是“《通义》论灭人日月之例不如何氏者”；五是“《通义》所论礼制之未安者”。其中还说，“孔氏《通义》……皆据误本而为之说”等等。）
因而，孔广森的《春秋》学同庄存与一样，都具有不讲微言，只重大义的特点。而对微言的否定，孔广森较庄存与又显得更为明显。所以，他虽然名义上是以会通《公羊》经传为目标，但是，同庄存与一样只是停留在对《春秋》学大义的讲求上。他所谓探求《春秋》的新意，也只能仅仅是对《春秋》大义的探讨。所以，孔广森所说的《春秋》新意，其内容自然不脱尊尊亲亲贤贤，君臣夫妇父子各居其位的那一套。他说：
《春秋》监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轨，尊尊亲亲而贤其贤者，尊者有过，不敢讥；亲者有过，是不可讥；贤者有过，是不忍讥。爰变其文，而为之讳，讳犹讥也。（《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
四代之令模，百王之通轨，不过就是以尊尊亲亲贤贤为内容的儒家经学原则，而《春秋》新意也就主要体现在这种等级名分的礼制上。故《春秋》之义亦即《春秋》之礼，礼与义是二而为一的，所以，孔广森说：“重其礼，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于此，可以治《公羊》之学矣”（《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一一。）。这是汉代《公羊》学及庄存与以《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说法。孔广森所谓《春秋》大义，就其内容来说与庄存与大致是相同的。然而，孔广森与庄存与的出身与经历的不同，使其所言《春秋》大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庄存与所说的《春秋》大义以大一统的尊王为核心，而孔广森则尊尊贤贤亲亲并重。尊王重视的是君主的地位与作用，尊尊亲亲贤贤是对孔子所确立的一般政治伦理原则的肯定。庄存与的《春秋》学是寄希望于帝王，而孔广森的《春秋》学重在尊尊贤贤亲亲的圣人之义。相对于汉代以后的《春秋》学，这都不是什么新东西。
当然，孔广森所言大义还是有一点新内容，这就是他受其师戴震重情观念的影响，将人情与天道、王法并列为三科之一。而且，他还在书中多次发挥此说，如释文公十五年，“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一条说：
无罪时，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犹若不欲其罪。《春秋》有以义治，有以恩治；恩不本义，私恩也；义不本恩，则非公义也。虽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唯情出于一，故义者必因人之情而为之制，君臣以义合者也。（《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六。）
天下只有人情是统一的，义应该因人情而为制，这是对人情地位的极度推崇。他还说：“讥贬绝不槩施，每就人情所易惑者，而显示之法，而人莫知”。（《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叙》。）将人情说成是孔子著《春秋》、言《春秋》之法的一个原则，此说是以前《春秋》学所没有的新东西。然而，他既说“天下唯情出于一”，又以尊尊贤贤亲亲论人情，就失去了人情所具有的“一”的规定性，将人情仅仅局限于尊尊贤贤亲亲的礼义了。
从总体上说，孔广森的《春秋》学还不是《公羊》学。他虽然以阐明《春秋公羊传》为目标，但是，并没有严守《公羊传》，遵循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而是会通三传，杂采史籍与文字训诂的著述，博取历代《春秋》之说。较之庄存与的《春秋》学，他更加明显地重大义，否定微言，与赵汸的《春秋》学更为接近。他还有明显的矛盾之说，既说《左传》不传《春秋》，又说亲传《春秋》；既说《春秋》之义不需三传，又说离不开三传；既强烈批评《左传》的以史解经，又说解《春秋》需要以事明义；既说《春秋》的本质在义，又在许多地方以文字训诂替代《公羊》之义。所以，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不仅没有庄存与的《春秋正辞》接近《公羊》学，而且在理论上也没有庄存与严谨。
§§§第五节庄述祖及其著述
清代真正带有汉代今文经学意义上的《公羊》学的出现，是从刘逢禄开始的。而刘逢禄能够接续汉代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并在一千多年以后的清代发扬光大，与其母亲家的家学影响有直接的联系。人们谈到这个问题，比较多的是讲刘逢禄的母亲与外祖父庄存与的影响，其实他的舅舅庄述祖对他的影响应该更大。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不少是直接导源于庄述祖的，庄述祖的经学思想是庄存与经学到刘逢禄经学的中间环节。
庄述祖，字葆琛，因居室名珍艺宧，故学者称其珍艺先生。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卒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六月二十三日。他的父亲庄培因是庄存与的弟弟，少年就以文章著名，其后考中状元，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庄存与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中进士，其后仅作过数年的地方小官。这与他父亲、伯父高居庙堂之上的仕宦经历形成巨大的反差，也使庄述祖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学术研究。晚年他更是居家著述，潜心治学，为后人留下了大量论著。据张广庆统计，庄述祖的著述共计有37种，计百余卷，其刊行者有《尚书今古文考证》七卷、《毛诗考证》四卷、《毛诗周颂口义》三卷、《夏小正经传考释》十卷、《五经小学述》二卷、《历代载籍足征录》一卷、《白虎通义考》一卷、《辑白虎通义阙文》一卷、《说文古籀疏证目》一卷、《石鼓然疑》一卷、《弟子职集解〉一卷、《汉铙歌句解》一卷、《珍艺宧文钞》七卷、〈珍艺宧诗钞》二卷。此外，有《诗纪长编》一卷、《乐记广义》一卷、《左传补注》一卷、《穀梁考异》二卷、《论语集解别记）二卷、《五经疑义》一卷、《古文甲乙篇》、《说文古籀疏证》二十五卷、《说文谐声考》一卷、《说文转注》一卷、《钟鼎彝器释文》一卷、《声字类苑》一卷、《史记决疑》五卷、《天官书补考》一卷，及校定《尚书大传》、《逸周书》、《孔子世家》、《列女传》等书，未有而藏于家，存佚不可得知。（此据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张广庆博士论文：《刘逢禄及其春秋公羊学研究》（未刊本），第107页。）
而蔡长林所见则与张广庆的统计有一定差异。他说，庄述祖的著作有《尚书今古文授读》四卷、《尚书记章句》一卷、《尚书古今文考证》一卷、《尚书杂义》一卷、《校尚书大传》三卷、《校逸周书》十卷、《书序说义考注》二卷、《毛诗授读》三十卷、《毛诗口义》三卷、《毛诗考证》四卷、《诗记长编》一卷、《乐记广义》一卷、《左传补注》一卷、《穀梁考异》二卷、《五经小学述》一卷、《五经疑义》一卷、《特牲餽食礼节记》一卷、《论语集解别记》二卷、《明堂阴阳夏小正经传考释》十一卷、《明堂阴阳记长编》十卷、《古文甲乙篇》四卷、《甲乙偏旁条例》二十五卷、《说文古籒疏证》二十五卷、《说文谐声考》一卷、《说文转注》二十卷、《钟鼎彝器释文》一卷、《校正白虎通别录》三卷、《史记决疑》五卷、《天官书补考》一卷、《校定孔子世家》一卷、《历代载籍足征录》一卷、《汉铙歌句解》一卷、《诗集》三卷、《文集》四卷。（见蔡长林：《常州庄氏学术新论》，第242页。）蔡长林总目所列只有34种，较张广庆所列总目要少3种，但蔡长林所列《尚书》类就有6种之多，较张广庆所列《尚书》类4种要多出2种，蔡长林所列《明堂阴阳夏小正经传考释》、《明堂阴阳记长编》、《特牲食礼节记》等也未被张广庆收入。所以，综合起来看，庄述祖的著述总计应在四十种以上。
§§§第六节庄述祖的经学思想
如果仅仅从庄述祖的著述名目来看，他的经学似乎是以文字训诂为宗，以考据疏证为内容，与乾嘉汉学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这些著作所体现的经学思想，却与乾嘉汉学存在很大的区别。从清代《公羊》学的发展说，庄述祖的经学思想较之庄存与，更带有西汉今文经学的特色，刘逢禄、宋翔凤的经学就更多地受到庄述祖的影响。蔡长林说，刘逢禄、宋翔凤的经学多具庄述祖的色彩，是符合事实的。
一以汉学为根株
在庄述祖的著述中，有不少属于汉学文字考证，如《五经小学述》、《毛诗考证》、《弟子职集解》、《尚书今古文考证》、《说文古籀疏证》、《石鼓然疑》、《甲乙偏旁条例》、《说文谐声考》、《说文转注》、《钟鼎彝器释文》等。庄述祖曾与许多汉学家如王念孙、段玉裁、卢文弨、江声等有所交往，而且是很好的朋友，一些有名的汉学家如臧庸还是庄述祖的学生。（参见蔡长林：《常州庄氏学术新论》，第35、37、38页。）这些汉学家经常进行学术讨论，并且对庄述祖的汉学很推许。宋翔凤说：“同时王给事念孙作《广雅疏证》、段大令玉裁作《说文正义》，每采先生之说，叹为精到。”（宋翔凤：《庄先生述祖行状》，《朴学斋文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连王念孙、段玉裁这样的小学大家都叹服庄述祖的小学精到，足见其成就之高。
庄述祖从事汉学，是在他科举考试不如意之后。宋翔凤说：
先是，（述祖）于经学之外，制诗赋词章甚富，以不入翰林，遂弃去。从事小学，治许氏书，以先求识字。谓六书之义，转注、谐声最繁而无定说，用《尔雅》之例编《说文》，转注用《广韵》例，又博考三代秦汉有韵之文，编《说文》谐声，《说文》之学，以是遂明，而周秦之书，无不可读者。遂校《逸周书》，解《夏小正》，《诗》、《书》次第皆有撰著。（宋翔凤：《庄先生述祖行状》。）
早年庄述祖以父亲、伯父为榜样，一心希望在科举上有所作为，但结果却只中了进士，与他父亲的中状元、伯父的举榜眼相差悬殊，因而无法进入翰林院。这虽然使庄述祖在仕途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却因此而使他得以专心学术，由应付科举的制诗赋词，转向小学的研究。
他的小学研究以许慎《说文解字》为出发点，并参照《尔雅》、《广雅》，用三代秦汉之文为证，来建立他的古文字学说。宋翔凤《撰舅氏庄葆琛先生行状竟系之以诗即呈孙渊如观察三首》说：
东京一丧乱，六籍咸榛芜；
乡壁误后生，师心皆俗儒。
寂寥过千载，昌明由圣谟；
四经及三礼，汉学求根株。
硕儒生应运，接迹遵斯途；
庄子宦不达，解经得其腴。
声音文字原，毕生托奇脉；
求是从实事，精意追亡逋。（宋翔凤：《洞萧楼诗记》卷三，江宁刘文楷家刻本，第7页。）
宋翔凤这里所说的庄子就是庄述祖。庄述祖以汉学为根株，是希望通过追溯声音文字的小学之原，来探求圣人经典之“是”与“实”，这是庄述祖研究小学的目的与出发点。在这一点上，庄述祖与当时的汉学家是一致的。但是，在对圣人经典的具体认识上，庄述祖则带有明显的西汉今文经学特色，这又不同于当时的汉学家。
庄述祖的研究小学，求声音文字之原，是要恢复所谓古代的籀文系统。与汉学家的唯《说文》是守不同，他虽然肯定许慎的《说文解字》保留了小篆，对许慎与《说文》也有很高评价，同时，又以为小篆并不是声音文字之原，并指责汉学家的死守《说文》“以为不可增损一字”是“抱残守缺”。（庄述祖：《臧和贵小徐说文纂补序》，《珍艺宧文钞》卷五，道光年间庄氏脊令舫藏板，第24页。）他认为，在小篆之先还有所谓古籀文，应该由《说文》的小篆，去求古籀文之原。他在《说文古籀疏证序》中说：
《说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有转写之讹，无虚造之妄，惟分析偏旁，以篆文为主，古籀从之，或有古籀为部首者，亦必篆文所从之字，盖古文自嬴秦灭学之后，久绝师传，当时初除扶书之律，闾里书师，各以意指授，皆小篆也。……古籀既亡，建武时大篆亦残缺，故舍小篆无可征信。（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序》，《珍艺宧文钞》卷五，第17页。）
他的《说文古籀疏证》一书，就是希望通过用钟鼎古文来补《说文》的不足，以恢复所谓轩辕所始造的籀文的本来面目，甚至借《说文》以求《归藏》，由《夏小正》以求《连山》。潘祖荫《说文古籀疏证跋》曰：
武进庄珍艺先生，著《说文古籀疏证》，原名《古文甲乙篇》。先生之意以为书契造于轩辕，而大挠所作甲子，与诵、颉同时，是干支实为文之祖，许叔重生炎汉之季，其时古文燔灭殆尽，而郡国所得鼎彝犹罕，五百四十部不得不仍用小篆建首，而以甲乙等二十二部归于篇终，则明乎其为正名百物之本也。先生尝：《连山》亡，尚有《夏小正》，《归藏》亡，尚有始一终玄之《说文》，略可稽求义类。盖以《归藏》为黄帝《易》也。自汉以来，古器日出，纵真赝不无杂揉，要为许氏所未及见者，实难枚数，先生于是蹈闲覃思，就许书偏旁条例，以干支别为叙次，先古文而后小篆，一一探其原本，惜属草未竟而殁。……而先生复古之锐意，可藉以略窥焉。（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卷末，（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