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稿》中，刘逢禄与宋翔凤是前后列在一起的。而对宋翔凤述说文字最多的，是他的《论语》学。《清史稿》的作者很可能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宋翔凤的《论语》学，是刘逢禄《公羊》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从宋翔凤的思想看，他与刘逢禄一脉相承，的确主要体现在《论语》学上。但是，宋翔凤的经学思想与刘逢禄有较大的区别，他的《论语》学也与刘逢禄有所不同。这个不同体现在刘逢禄主要是以三科九旨说《论语》，而宋翔凤则突出以孔子素王说说《论语》，强调孔子受命于天的素王身份与所担当的制作《春秋》的历史使命，从而使《公羊》学进一步成为能够为变革时代提供理论需要的理论形态。
从清代经学发展而言，宋翔凤经学最具有时代意义就是对《论语》微言大义的阐发。尽管龚自珍、魏源都早于宋翔凤去世，但从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看，宋翔凤的《论语》学还落后于龚自珍、魏源的今文学经学。有论著认为，“宋翔凤的经学是乾嘉汉学至道咸今文学转变中的环节”（钟彩钧：《宋翔凤学术及思想概述》，《清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1994年，第357页。），这是有道理的，这也是本书将宋翔凤列在龚自珍、魏源之前的原因。
§§§第一节宋翔凤学术概说
宋翔凤与刘逢禄都是庄述祖的外甥，刘逢禄的母亲是庄存与的女儿，宋翔凤的母亲是庄述祖的妹妹。尽管宋翔凤的经学成就与影响不能与刘逢禄相比肩，但是，宋翔凤在刘逢禄去世后还活了三十年，而在这三十年中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大事变，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等，这些都给宋翔凤的经学以极其深刻的影响，使他的《论语》学有着刘逢禄所缺乏的新内容。
宋翔凤字虞延，一字于庭，曾号瘦客，江苏长洲人。宋翔凤卒于咸丰十年（1860），《清史稿·宋翔凤传》与《清儒学案》都持此说，学术界也无异说。但是，宋翔凤的生年却有数说，《清史稿》说他享年“八十二”，从咸丰十年上推82年，则为乾隆四十四年（1779）。大陆学者多持此说，如郭廷礼的《龚自珍年谱》以龚自珍出生之年（1792），宋翔凤为14岁，上推14年正是1779年；陈鹏鸣的《宋翔凤经学思想研究》与孔祥骅的《论宋翔凤的〈论语〉学》亦均以宋翔凤生于1779年（陈鹏鸣的《宋翔凤经学思想研究》、孔祥骅的《论宋翔凤的〈论语〉学》均亦持此说，详见《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4期，第100页。）。钟彩钧的《宋翔凤的生平与师友》，（此文为钟氏在1993年11月2021日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第一届清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供的论文。）以宋翔凤享年84岁，则生年当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比刘逢禄晚一年，台湾学者的论著多持此说，由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樊克政研究员所著《龚自珍年谱考略》亦持此说。《清儒学案》以其享年八十五，则生年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与刘逢禄同年，张广庆的《刘逢禄年谱》也以宋翔凤与刘逢禄同年。宋翔凤的生年虽有三种异说，但时间比较接近。
嘉庆五年（1800），宋翔凤举于乡，官湖南新宁县知县，嘉庆二十一年（1816），大挑授泰州州学，后任安徽旌德县训导等小官，终以州牧致仕。咸丰己未（1859）重宴鹿鸣，加知府衔。陈静华根据钟彩钧研究宋氏生平师友的文章总结宋翔凤的一生说，“宋氏终生汲汲于科举功名，一生在追求仕宦，困于游幕与小官之生活，且时而客居他乡”。（陈静华：《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180页。）可见，宋翔凤一生的仕途是不得意的。
根据《清史稿》与《清儒学案》的记载，宋翔凤的著述较为丰富，主要有《论语纂言》、《论语发微》、《论语说义》十卷、《论语郑注》十卷、《孟子赵岐补正》六卷、《孟子刘熙注》一卷、《周易考异》二卷、《卦气说》一卷、《尚书略说》一卷、《尚书谱》一卷、《五经要义》一卷、《五经通义》一卷、《经问》、《大学古义说》二卷、《四书释地辨证》二卷、《尔雅释服》一卷、《小尔雅训纂》六卷、《过庭录》十六卷、《朴学斋札记》、《四书释地辨证》二卷、《朴学斋文录》四卷、《香草词》二卷、《碧云庵词》二卷、《洞箫词》一卷、《乐府余论》一卷等多种，统名为《浮溪精舍丛书》。从他的著述可知，宋翔凤的经学不像刘逢禄是以《公羊》学为中心，甚至没有《公羊》的专著，而是以训诂考辨的汉学之作居多。
钟彩钧的《宋翔凤的生平与师友》在论列宋翔凤的著作后，做出如下几点结论：
（一）翔凤学问从乾嘉汉学入门，其少作以考证训诂名物制度为主，但也注意家法源流。《小尔雅训纂序》云：“余少识训诂”，是不错的。（二）翔凤约在四十岁以后渐次发表义理之作，泰州学正时出版《大学古义说》，可视为其学问发展的分水岭。《三》翔凤著作多有积稿数十年始刊布者，故其学由考证向义理发展，只是大体倾向。事实上其义理之作未必不蕴酿于中年以前，而晚年的《过庭录》、《论语说义》亦多收考证文字。可以说，翔凤从未排斥义理，亦未曾“悔其少作”，他的考证与义理是相和谐的。（四）《过庭录》除了经学，其研究范围遍及史书（包括四史及晋隋唐宋史籍）、诸子（《鬻子》、《老子》、《墨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大戴礼》）、文（文选、唐诗、韩柳文等）。然而涉猎虽广，其所发有皆名物故实，可以说只是其经学的支流。唯一例外是论《老子》，可窥知其哲学思想。（钟彩钧：《宋翔凤的生平与师友》，《第一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66-167页。）
在钟氏看来，宋翔凤之学是训诂与义理相结合，早年以训诂之说为主，四十岁以后以义理为主。后来在《宋翔凤学术及思想概述》中又说，宋翔凤之学兼具乾嘉汉学与道咸今文学“两派的特征”。《清史稿》、《清儒学案小传》也说宋翔凤“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清史稿》卷四八二《宋翔凤传》、《清儒学案小传·方耕学案中》所述完全相同。），无不肯定宋翔凤的经学具有乾嘉汉学与今文经学的双重特点。
宋翔凤所生活的大环境是乾嘉汉学为主流的时代，他的父亲宋简就是一位汉学家，学宗郑玄、许慎，治三礼与《说文》，著有《说文谐声》一书。宋翔凤自小从他父亲那里受到的是乾嘉汉学的影响，稍长，他又从学段玉裁，治东汉许、郑之学。后来他所结交的师友如钱大昕、阮元诸人，多为著名的汉学家。宋翔凤的母亲是庄述祖的妹妹，他早年随母亲到常州从舅父庄述祖受业，得闻庄氏今文学之家法绪论，宋翔凤的著作中就时引庄述祖之说，庄述祖亦有“刘甥（逢禄）可师，宋甥（即翔凤）可友”之语（《清史稿》卷四八二《宋翔凤传》。），对宋翔凤的经学给予充分肯定。这种家庭学术背景，使他从小就受到乾嘉汉学与庄氏今文学的双重影响。
而早年的宋翔凤的更多是信奉乾嘉汉学，以至对刘逢禄的否定《左传》，并不以为然，刘逢禄曾谈到这一点：
尝以语宋翔凤（注：语之刘歆等改《左氏》为传《春秋》之书，及续经乃刘歆妄作之事）宋云：“子信《公羊》而以《左氏》、《穀梁》氏为失经意，岂二氏之书开口便错。”余为言《穀梁》隐元年传之失。（刘氏自注：见《申废疾篇》）而检鲁世家果与今左氏不合，宋乃大服曰：“子不惟善治《公羊》，可以为《左氏》功臣，自何邵公、许叔重且未发其疑也。”（刘逢禄：《广膏肓》，《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春秋史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宋翔凤最终还是接受了刘逢禄的说法，他的否定《左传》、发挥《论语》的微言大义就直接源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而宋翔凤发明微言大义的《论语说义》等书都成于中晚期，所以，宋翔凤一生的学术虽然都兼具乾嘉汉学与今文经学，但有一个从早年重乾嘉汉学到中年后重今文经学的转变。这个转变说明，宋翔凤学术的归宿是重视今文经学，是微言大义的追求。以阐发义理为主，是宋翔凤晚年的主要学术倾向。
就清代经学的进程来说，宋翔凤经学思想中具有发展意义的是今文经学，而《论语说义》无疑是其代表作。《清儒学案》说：“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尝以《论语》二十篇素王之业备焉，自汉以后，诸家之说不能画一，因综核古今，为《论语说义》十卷。”（徐世昌：《清儒学案》卷七五，第340页。）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说：“翔凤之学，略次于刘，而饰说过之。作《拟汉博士答刘歆书》，又作《汉学今文古文考》，以《公羊》义说群经，以古籀证群籍。以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会通众家，自辟蹊径，而精力所贯，尤在《论语》（撰《论语说义》、《论语发微》），至是今文经学遂以大明。”（马宗霍《中国经学史·清之经学》，上海书店，1984年，第149页。萧一山《清代通史》亦有类似论说：“翔凤尝作《拟汉博士答刘歆书》，又作《汉学今文古文考》，以《公羊》义说群经，以《古籀文》证群籍.以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会通众家，自辟蹊径，而精力所贯，尤在《论语》，撰《论语说义》，《论语发微》，至是今文之学遂以大明。”《清代通史》第四册，第174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寥寥数语既道出了宋翔凤经学的特点，也指出其经学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其中通训诂名物，是乾嘉汉学的表现；以古籀证群籍，是受庄述祖的影响；而以《公羊》义说群经，述《论语》既有庄述祖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刘逢禄影响的结果；其以素王说《论语》，则是宋翔凤的独特贡献。在常州《公羊》学的发展史上，宋翔凤的今文经学虽然不如刘逢禄，但也是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陈鹏鸣以为“宋翔凤是常州学派里地位仅次于刘逢禄的关键人物之一”（陈鹏鸣：《宋翔凤经学思想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4期，第100页，）。
宋翔凤对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探求主要体现在《论语》的阐发中。对《论语》的探求，宋翔凤用力尤多，时间也极长。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宋翔凤就开始辑录郑玄的注，十年后，有《论语纂言》之作，刊于嘉庆八年（1803）；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底，辑成《论语郑注》十卷；到道光二十年（1840），又刊行《论语说义》，后来宋翔凤还将《说义》改为《发微》，（陈鹏鸣的《宋翔凤经学思想研究》一文，对宋翔凤的《论语》研究有较为详细的论说，可参见。）足见宋翔凤一生对《论语》的重视。其中《论语纂言》、《论语郑注》主要是汉学的著述，而《论语说义》、《发微》则重在微言大义的发明。
《发微》一书今不见，故关于宋翔凤的《发微》之作，学术界有不同意见。陈静华在其硕士论文中说：
然《发微》一书今未见之，而学者称引之间颇见歧异，或以《说义》、《发微》为宋氏不同之二作，或以《说义》为《发微》之前身。（此为钱穆先生之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一章说：“（宋翔凤）著《论语发微》，大意谓《论语》微言通于《春秋》，盖亦申受述何之旨，今《续皇清经解》有宋氏《论语说义》十卷，乃《论语发微》之前稿。”）然从宋氏《纂言》二度刊刻及其与《说义》的关系来看，将《说义》改为《发微》的可能性极高，且可断言的即若宋氏将《说义》改为《发微》，此二作重复之程度必极高。今见凡称引《发微》者，亦见于《说义》。（陈静华：《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181页。）
从有论著称引《发微》来看，宋翔凤有《发微》之作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其书很可能是以直接阐发微言大义的形式来解说《论语》。
尽管陈静华对宋翔凤是否有《发微》之作存有疑问，却仍在其硕士论文中据以将宋翔凤的《论语》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且学者多云宋氏后来乃将《说义》改为《发微》，则宋氏之《论语》学实有三个阶段，由《纂言》而至《说义》，由《说义》而到《发微》，今根据《纂言》与《说义》之间的变化上看，明显可看出宋氏的企图乃在于建立一完备的公羊家之《论语》说。（陈静华：《清代常州学派论语学研究（以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为例）》（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181页。）
钱穆先生称《发微》为申何之旨，是用微言以《论语》通《春秋》。陈静华说此二作重复程度极高，从宋书凡对《发微》的称引亦见于《说义》来看，宋翔凤的《发微》与《说义》都是对微言大义的发挥，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这一点应该是无疑问的。所以，尽管《发微》成书于《说义》之后，但是，《发微》并不是在《说义》之外去另创新义，而是与《说义》基本相同，所以，说宋翔凤的《论语》学有三个发展阶段是难以成立的。
宋翔凤一生学术变化有从以文字训诂为主向重微言大义的转变，他的《论语》学的变化也应与这一总转变相应，所以，他的《论语》学只有两个阶段的变化，一是早年的以文字训诂为主解《论语》，其代表作是《论语纂言》；二是中年以后以微言大义解《论语》，以《论语说义》为代表。虽然《说义》之后，仍有《发微》，但其书不见，又今见称引《发微》之语，皆见于《说义》，故完全可以《说义》为宋翔凤以微言大义解《论语》的代表作。
§§§第二节区分微言与大义
刘逢禄是清代经学史上言《公羊》学的学者中由重大义转向重微言的关键性人物。但是，刘逢禄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虽然实际上是以微言为宗，却常常以微言大义混而不分。宋翔凤则较为清楚地意识到微言大义之分，他是清代经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区分微言与大义的人，并且提出了他的微言大义说。
一两种微言大义说
宋翔凤对微言大义的区分，早年与晚年有不同的说法。他早期的微言大义说见于26岁时所作《经问》，其《自序》说：
夫六经定而异端绝，传注出而圣学明。……按经者，常也，恒久而不已，终古而不变，谓之曰常。故圣人之言曰微言，传记所述曰大义。微者至微无不入也，大者至大无不包也。原其体类，皆号为经，是则象、数之说无非《易》也，古文、今文无非《书》也，齐、鲁、韩、毛无非《诗》也，《公羊》、《穀梁》、《左氏》无非《春秋》也，《仪礼》经传虽出于一涂，而其指意所周遍，可以尽法制之变，浃人事之纪。要而论之，微言之所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古人一经立数博士，学者讲贯，每广异义，则深悟此理也。……盖道德统纪、治乱条贯，六艺之本也。门户别立，师传互异，又其枝流也。循乎陈迹，以求一是；去其谬妄，乃得归趣。是则可以合异为同，由末反本也。（朴学斋：《文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页。）
此一微言大义说，是从圣人之言与贤人所述、六经与传注、本源与支流来区分微言大义，以圣人之言、六经、本源为微言，以贤人所述、传注、支流为大义。就此而论，这基本上是对《汉书·艺文志》说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题中之义的发挥。但是，宋翔凤又以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不同的师说、家法都是大义，把汉代的今古文经学及其师说、家法都纳入了大义之中，带有统宗今、古文经学的特点。钟彩钧先生在《宋翔凤学术及思想概述》中，以这一微言大义说相应于“圣人之学整体观”，并以经书为微言，这是有道理的。但是，钟氏的以家法为大义，似乎不能概括宋翔凤所说的大义，因为经学家法出于汉代，宋翔凤说的大义还包括传注、七十子之说，这些不是家法所能包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