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胡人图像近有学者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研究（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艺术史研究》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其中最大的一尊是现存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中的圆雕胡人像，此尊石像高达3.05米，石人头戴尖帽，脸形瘦长，双目深凹，双手相握于腹前，坐于方座之上，其时代断为公元二世纪（即东汉），系出土于山东青州市瀑水涧一条古河道边。其后又有一件与之形体相当的大型胡人石像在山东临淄出土（此两项材料均未见正式发表，系转引自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艺术史研究》第一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1972年在山东临沂白庄出土的一座东汉晚期画像石墓中，在其中两根拱门立柱的上端各刻有一尊胡人像，均作承载负托状，头戴尖顶胡帽，深目高鼻，脚下踩有怪兽（此项材料未见正式发表，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中附有作者速写的白描图。）。过去发表的有关山东地区的考古材料中，著名的沂南东汉画像石墓前室的八角立柱上刻有四位胡人的形象，与有翼神兽等共存（南京博物院：《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沂南县小西独村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有胡人与翼龙、鸟首兽身怪物等杂处的画像（赵文俊等：《山东沂南县近年来发现的汉画像石》，《考古》1998年4期。）。临沂市博物馆所收藏的一通汉代画像碑上，正面刻有西王母像，背面刻各种瑞兽，碑的侧面刻有胡人像，其中的一尊胡人像头戴尖帽，深目高鼻，屈腿而坐，手中还抱有一子（此项材料未见正式发表，转引自郑岩《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一文。）。此外，在山东孔望山摩崖石刻中，也出现了胡人的形象，但其年代最早也不会超过东汉晚期，很可能晚至三国，约公元三世纪。
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胡人形象主要作为一种装饰性纹样被雕塑在三国时期东吴、西晋以后的青瓷魂瓶（也称为堆塑罐、谷仓罐等）以及青铜镜上，年代较四川出土者更晚（阮荣春等：《佛教初传南方之路》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另可参见罗世平《汉地早期佛像与胡人流寓地》一文中的《汉地早期佛教文物列表》，《艺术史研究》第一辑，页88-92，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我们注意到，上述有出土背景的四川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胡人俑几乎都出土在墓葬中，或者作为墓葬中的随葬器物，或作为某些随葬器物上的装饰性纹样出现。而这些墓葬从其整体上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上来看，可以肯定均系汉民族的墓葬，并非为胡人自身的墓葬。换言之，这些胡人形象都是汉族对外域异民族的认识和反映。将胡人的形象作成俑类或者其他随葬器物随葬入墓，应当有其特殊的用意。这些胡人的身份究竟如何？在汉族墓主人的观念中，将其随葬入墓会起到何种作用？这都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从已知的考古材料上分析，其中一类胡人形象可能是墓主人将其生前所见情景在墓葬当中加以重现，以体现古代“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如前述四川广汉、新都等地东汉画像砖上出现的胡人乘轺车、胡人骑吏等形象，当系墓主人对生前所见有关胡人活动情景在死后世界中的再现。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收藏的这组舞蹈人俑，则是西域舞蹈、杂技艺术传入我国的反映。与之极为类似的杂技舞人俑曾在1965年出土于洛阳烧沟汉墓中，其造型也是两臂展开，身体呈马步坐桩姿态，仿佛在模仿太极拳中“白鹤亮翅”的动作（参见曹者祉等编著：《中国古代俑》，页120-121之文、图，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汉书？西域传》记载，汉代盛行“角抵百戏”，内容包括角抵、杂耍、幻术、寻撞、乐舞、俳优、斗兽、马术等各种表演艺术，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这组舞蹈人俑或为其中的一种舞蹈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这组舞俑均为裸体，并且将其性特征也特别加以刻划，这种表现方式应当是受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所致，而非汉民族本身的固有传统。从考古材料上看，这类裸体人像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至东汉大盛。有学者认为汉代出现的这些裸体人像都间接出自希腊罗马的裸体石雕艺术的影响（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另一类胡人形象则可能属于根据传闻塑造，并非墓主人亲眼所见。如彭山崖墓中摇钱树上所塑早期佛像两侧的胡人，则很可能是在佛教初传的过程中，当地人士将传闻中本为“胡教”主尊的佛之二位胁侍，按照汉族对外来宗教极为模糊的认识，描绘成胡人的形象。
还有一类胡人形象则应引起高度的重视，这类胡人很可能在当时的丧葬礼仪活动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因而也随死者埋葬入墓。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吴焯先生。他认为四川忠县涂井崖墓中出土陶屋模型中的“胡人吹箫俑”应当反映的是一种当时的人物活动场景。在长江中、下游孙吴、两晋墓随葬的青瓷堆塑罐上，常在其腹部上堆塑阙楼，阙楼的内外常堆塑佛像或胡人俑，胡人俑中有吹箫奏乐以及合十祈祷的形象。一些堆塑罐上还有铭文，上书“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乐无极”等语。可见这些器物均是墓主人祈请神佑、家族兴旺而埋入墓中的。他由此推测，在佛教初传中土时，与中国本土的神仙崇拜、民间巫术相结合，遂成为一种“淫祀”之风，而这类排列有序或按一定方位奏乐的胡人，“应视为正在进行一种通俗的佛教宗教仪式，而为死者祈祷冥福”（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笔者认为这个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启发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考察墓葬出土胡人形象的性质与身份。当然，至于这类胡人是否“正在进行一种通俗的佛教宗教仪式”，在没有更为充足的证据之前，还需持审慎态度。但他们至少应当是与某种特定的丧葬仪式活动有关，反映出当时胡人已在很大程度上介入到汉族人士的日常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则是完全可能的。
基于这个观点再来反观前述四川出土的胡人俑和其他胡人形象，他们或手中持物，或吹奏各类乐器，被埋葬入墓或者雕刻在墓门上，显然也与某种丧葬仪式活动有关，有可能是墓主人祈请外来“胡神”保佑其亡灵以及子孙后代的一种社会习俗在考古材料中的反映。至于这种丧葬仪式的具体内容与胡人俑所持物体的具体含义，目前囿于材料还难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有翼神兽与外来文明
在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的这批藏品中，还有一件有翼神兽的陶塑，造型极为生动，其题材也在以往出土的考古遗物中十分罕见。
这件陶塑为一件“带翼狮子与虎相搏俑”，原编号H4-4。红陶质，圆雕，高19厘米，长26厘米。塑像堆塑于一长方形的平台之上，狮子体格强健，双眼怒睁，张开大口，口中露出利牙，吐出长舌，两前爪搭于虎背之上，紧抓住虎背，后肢用力踏踩地面，呈咆哮怒吼状。狮背两肩部及臀部两边各生出一对短翼，翼毛各分为三股向后散开。狮前踡伏有一虎，体形较狮子为小，身上刻划出略呈“S”状的虎纹，也是大眼圆睁，虎口大张，四肢紧抓住地面，似正在用力挣扎反抗。狮和虎原皆有尾，现均残断。此俑原说明文字为“四川出土的红陶有翼虎”，时代定为“汉（公元前206—公元220）”，“25厘米（高）”等。
长期以来，有翼神兽这一题材的源流演变及其对中国文明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曾有过不少的研究成果（较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论著据笔者所见有：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7-7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收入其文集《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林梅村《狮子与狻猊》、《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均收入其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林梅村《西京新记——汉长安城所见中西文化交流》，收入其文集《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2001年1辑，总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有意见认为，圆雕动物中新出现的狮子和有翼兽可能来自波斯和北印度，而一些人首兽身的有翼人物脱胎于亚述和波斯艺术（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7-7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也有意见认为古代波斯和大夏艺术中的有翼兽取材于祆教经典阿维斯塔中的翼犬森莫夫和翼马波加斯，大月氏黄金艺术品中的翼龙和带翼的维纳斯，当是受祆教艺术影响产生的（林梅村：《大夏黄金宝藏的发现及其对大月氏考古研究的意义》，收入其文集《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还有的意见则认为中国的有翼神兽与欧亚各地的“格里芬（Griffin）”神的传播影响有关，其在中国艺术中的出现似可上溯到春秋中期或至少是晚期，主要流行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六世纪这一时期，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在上述诸多研究中，以李零搜集材料较为全面系统，此说见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一文，《中国学术》2001年第1辑，总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总之，有翼神兽系来自西域文化的影响这一观点，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有翼神兽初传中国的时间，从考古出土材料来看可上溯到春秋战国及西汉晚期。李零先生举出两例春秋时期的有翼兽材料，第一例为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国大墓出土的立鹤方壶（《中国青铜器全集》第7卷，页22，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原出为一对，一藏故宫博物院，一藏河南省博物馆。在器腹四隅下方各饰有爬兽，据称“背树双翼，翼尖朝后”（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页64。）。第二例为日本泉屋博物馆收藏的一组青铜器饰，相传为1930年河南新乡附近的古墓当中出土。从李零所公布的图片来看，其中器盖上的兽饰确为有翼兽，“兽口两侧有翼，又在头上立有一小鸟，口衔兽首的肉冠（瘤状突起），双翼平举，既有狮虎类的兽身，又背树双翼”。其年代据称与侯马陶范中的纹饰相似，故定在春秋晚期（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页66。）。
较为可靠的材料始见于战国和西汉时期。其中重要的如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墓葬中出土的错银铜双翼兽一对，兽首昂奋，双翼振飞（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陕西西安市北郊一座秦墓中曾出土一件陶翼兽，通高29厘米，通长28厘米，现藏于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内。这件陶翼兽长耳，双目凸出，身体前倾，胁生双翼，尾巴高扬（参见曹者祉等编著：《中国古代俑》，页74之文、图，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1976年，苏州虎丘农机厂也出土过带有西汉河平元年（前28）铭文的辟邪铜座，上铭刻同类的有翼狮形兽（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页64。）。60年代初，汉元帝渭陵寝殿遗址发现一批西汉玉雕，其中有玉人骑翼马和带翼玉狮等（张子波：《咸阳市新市出土的四件汉代玉雕》，《文物》1979年2期。）。李零论文中还举出其他一些材料，兹不重复。这些有确切出土地点的考古材料为研究有翼神兽传入中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至东汉时期，画像石与画像砖上的有翼神兽图像大量出现，题材有翼龙、翼虎、翼马以及各种有翼神兽，还出现了这类有翼神兽组合成的龙虎相斗、翼虎衔鸟、翼马拉车等主题的纹样（此类图像在有关数据集成的图录中大量出现，可参见顾森编《中国汉画图典》(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高文与高成英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王菁编著《汉唐动物雕刻艺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等。）。石雕图像由于外来的新题材的增多变得大为丰富，汉代早期的圆雕动物形象逐渐消失，发展成为大型镇墓石狮、石马和天禄、辟邪等神兽（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四川地区有翼神兽的出现，李零先生认为可上溯到战国时期，在巴蜀青铜兵器上流行的虎纹多作带翼虎，并且提出其纹饰与其南的滇文化和其北的草原地区可能有渊源关系（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页78。）。在与四川相邻近的云南滇文化石寨山遗址当中，共发现带钩五件，其中一件为错金及镶嵌红绿宝石的银带钩，整体作盾牌形，前端较宽，转角处为弧形，后端较窄，转角方直。此带钩正面有凸起的花纹，中间为一只有翼虎，右前爪持一树枝状物，昂首翘尾，虎视眈眈，形象极其生动。虎的双目镶嵌有黄色琉璃珠，全身错金片和镶嵌绿松石小珠，身后有山石和云气纹，长10厘米，前宽6.1厘米，后宽4.2厘米（张增祺：《滇文化》，页122-12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这件翼虎具有明显的外来文化风格。
据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四川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有翼神兽图像，主要是东汉时期的遗存，而且题材十分丰富，既有带翼的狮子，也有带翼的龙和虎，传说中的“天马”，在这里被塑造成带翼的神马，此外还有各种带翼的神灵动物形象出现在四川地区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与画像砖中。兹列举当中较为重要者如下：
四川雅安县汉献帝建安十四年（209）的高颐墓前，已出现了带翼的石狮，其胸旁各有肥短的飞翼，有学者认为其“纯属安息艺术的表现风格，已将古波斯阿塔萨斯（Artaxerxds）宫前石狮展翅式三叠飞翼，简化成肥壮的二重翅翼”（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还有学者提出它“和中亚希腊化艺术的联系更显而易见”（林梅村：《天禄辟邪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原载《学术集林》第八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后又收入其文集《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