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雅安芦山东汉樊敏阙，位于芦山县城南3公里的石马坝。建造于东汉建安十年(205)。樊敏阙与高颐阙同为有扶壁式双阙。据碑文记载，樊敏曾任永昌郡(今云南保山地区)长史。阙斗拱下，两面分别刻“西王母”、“玉兔”等神话题材图像。斗拱层的转角处均刻有角神托负，在此阙的前面立有数尊神兽像，其中多为有翼的神兽像（有关樊敏阙前的石兽图片资料，最近由雅安地区文物部门在网上公布，可参见“2001雅安文物网”。）。50年代末，曾有考古报告报道四川芦山县石马坝东汉墓前发现“肩上生翼的动物”，原文称其为“石羊”（陶鸣宽等：《芦山县的东汉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0期。），林梅村考证其可能为带角的石翼马，当系石麒麟（林梅村：《中原与西域大型石雕艺术的关系》，收入其文集《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一书，页161-162，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李零先生所撰论文中，也提及四川芦山樊敏墓前立有带翼的天禄与辟邪（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一文中引徐文彬等编《四川汉代石阙》，页11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
2000年6月，有报道称芦山县在县城姜城遗址外又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和一具造型特殊、形体庞大的无头石兽。文中记载：“石兽辟邪出土时，头部已断，长192厘米，高92厘米，宽84厘米，整体造型雄强笃实，四肢肌肉发达。胸部两侧刻有翅膀，后腿饰有卷毛，四脚抓地，胸部宽大，臀部浑圆，尾巴从胯下穿过置于左腹部，腹部肥大，紧贴地面，整个造型有一种用力负重的感觉，右腰腹部镂一小辟邪，背部有一贯穿整个躯体方形柱洞，边长31厘米。”（郭凤武：《四川芦山县东汉赵仪碑考》，《成都文物》2003年3期。）从其形态特征上看，与此前在芦山县发现的有翼神兽具有相似的风格。
四川雅安东汉画像石上雕刻出有翼虎的形象。虎四肢呈奔腾状，头向上扬起，颈部细长，尾巴上翘，带有短而粗壮的翼（王菁编著：《汉唐动物雕刻艺术》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另在乐山、重庆江北等地的画像石上，也刻有不同姿态的有翼虎。
成都凤凰山东汉画像石上出现有翼马的形象，其身躯强健，四肢腾跃做奔驰状，肩部生出双翼，其中一翼较粗短，上饰一周圆圈纹样，另一翼则较细长，以三条并列的单线条加以表示（王菁编著：《汉唐动物雕刻艺术》图录、页162，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四川新津县崖墓中曾发现刻在石函一端的翼马，高55厘米、宽62厘米，原函已毁，但图像见于著录。其造型特点与上例成都凤凰山东汉墓所出如出一辙，也许当时工匠已有可重复利用的粉本来雕刻同类神兽形象（高文、高成英编：《中国画像石全集》7《四川汉画像石》，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
成都611研究所东汉墓中出土有四件“石刻瑞兽器座”，其中两件为带翼神兽，兽体圆雕，四肢屈立于方形的石基座上，其中一件头向一侧，口大张，口中吐出长舌，身体两侧均有向上飞起的短翼，翼分4层，形体较为粗短，背上有一方形的插孔。另一件与之形制相似，也是站立在方形的石基上，头向后扭，口中吐出长舌，身上长有4道短翼，背上有一圆形的插孔，与四川雅安沙溪汉墓出土的石辟邪台座形制相似（《成都文物》2003年2期。）。
四川郫县汉画像石墓中，有“二龙夺璧”的图像，两条龙一牝一牡，背上均生有翼，翼较上述各例更显丰满，造型更加生动（顾森编：《中国汉画图典》，页777，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
四川江北汉画像石上有一幅翼龙图案，造型较为夸张，龙的身躯被拉长，可能表示其奔驰疾走时的形象，肩上的翼呈短而粗壮的小翼。另一幅有翼龙的形象出自四川渠县画像砖，龙的造型也很夸张，它的翼被拉长成一条细长的带状，但其为龙的翼是可以确定的（顾森编：《中国汉画图典》，页779，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
四川雅安芦山出土的东汉王晖画像石棺的两个侧面上，各雕刻有一牝一牡两龙图案，龙均肩生双翼，造型极为细腻生动（这一材料广为考古学界引用，就笔者手头的材料，可参见顾森编《中国汉画图典》页778以及页780注明为“芦山（石）”的两幅翼龙图案。这两幅图案本为同一石棺的两个侧面雕刻，可能由于图案的收集、编排者不明其背景，故将其分为两图加以刊布。另可参见Robert Bagley and Jay xu ： Ancient Sichuan： Treasures from a Lost Civilization， Seattl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265所附照片及线图。）。四川地区还发现有翼神兽与西王母的组合图像，这是其他地区东汉时期少见的题材。如彭山出土的一具画像石棺中，西王母像双手拱于胸前，坐在龙虎座上。座下的龙、虎都生有双翼，高扬前爪呈咆哮状（顾森编：《中国汉画图典》，页580，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另一例汉画像石出土于四川梓潼，上面所雕刻的西王母身生羽毛，拱手坐在龙虎座上，龙、虎均生有双翼（王菁编著：《汉唐动物雕刻艺术》图录、页111，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关于西王母这一题材，后文中还将详论，四川地区这种西王母图像与有翼神兽的组合，更说明两者均属同一时期的产生的文化因素，对于我们认识其间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证据。此外，在四川雅安点将台汉墓中出土有“辟邪插座”（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所引《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页98。），经观察也确系四川地区有翼神兽的图像，李零先生在其论文中也曾提及。雅安点将台汉墓出土的这批石刻材料，最近在因特网上公布（参见雅安地区文物局主办之“2001雅安文物网”之“文物精品”条下。），使我们得以知其全貌。这批石刻系1956年3月出土于雅安河北乡沙溪村当地称之为“点将台”的汉墓中，当时从墓内共发掘出石雕帷帐座和石础座共计7件，其中用作帷帐座者3件，用作承托棺木的柱础者4件，现均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内。除了李零先生论文中所提到的那件“辟邪插座”之外，还有两件石刻也系带翼神兽。这里补列如下：
天禄辟邪础：此件石础底座长40厘米，宽20厘米，在辟邪的背中心有一长方形的石柱以承重。座上的石兽共两只，作相戏状，天禄较小，尾部在前，头反向位于辟邪颔下；辟邪体形较大，头部上扬呈咆哮状，身下庇护着天禄。两兽皆有双翼。
子母虎柱础：此件石础底座长41厘米，宽20.5厘米，也是两兽相交织的图案。其中母虎背负有一长方形短柱与底柱底连接，虎背上生有翼。子虎则与母虎交颈卧于座上，虎背上也生有小翼。
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四川汉代文物当中，有一陶狮子形烛台，造型为一狮形，带翼，狮背上有管状的烛插，狮腹下还贴塑有一对小狮。此件文物为四川地区汉代有翼神兽的一例，其造型与雅安点将台汉墓出土的石质构件相同。说明文字称其为前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在抗战期间迁校四川所发掘出土之物，故当为四川彭山汉墓中所出。
除上述各例之外，其他散见于四川简阳、金堂、彭山、新津、乐山、新都等地的画像石与画像砖上，还有大量有翼神灵动物的图像纹饰，不再一一列举。
从上述大量资料我们可以感受到，四川地区在进入到东汉以后，有翼神兽的图案流行各地，从高级官吏如高颐、樊敏等，直到一般士民阶层，都流行在死后的世界中表现这类有翼神兽。其目的，大概是企图通过这类有翼神兽，将自己带入到理想中的“天国”，这与汉代流行肩生双翼或身具羽毛的“羽人”（即仙人）图像，应是基于共同的神仙观念。上述雅安点将台汉墓中出土的神兽多作为葬入墓内的石帷帐座或承棺的石础，按照汉代流行的“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很可能还反映出死者生前也是用这类神兽作为日常生活起居中帷帐、卧床等用具的装饰性图案。《续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板、胡箜篌、胡笛，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笔者认为联系到前文所论胡人俑的有关情况考虑，我们进一步还可推测这类用有翼神兽加以装饰的帷帐、卧床，或许即为受胡人习俗影响的“胡帐”、“胡床”、“胡座”之类的用具。
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所收藏的这尊“带翼狮子与虎相搏”陶俑，无疑是在前述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产物。其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雅安点将点汉墓中“天禄辟邪柱础”以及“子母虎柱础”的造型特点，它们均是以一大一小两只动物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构图形式，形成视觉上的动感对比，来塑造更加生动活泼的场景，这与前者相比在造型特点上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以上众多的四川汉代有翼神兽图像中，还没有发现过“狮虎相搏”相同题材的考古材料，所以对这尊带翼狮子与虎相搏的陶俑还应当给予格外的关注。
狮子在中国史籍当中始见于先秦文献，但当时并不称为狮子，而是称为“狻猊”。出自战国时期汲冢墓中的《穆天子传》卷一记载：“名兽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马走五百里。”这里所称的“狻猊”据林梅村的研究，认为该词的词源应是来自斯基泰语（也称为“塞语”），汉语的“狻猊”一词“大概来自塞语表示狮子的词sarvanai（形容词）或sarauna（抽象名词）”（林梅村：《狮子与狻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88-8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从新疆考古发现的塞人墓地中，曾相继发现带有狮子图案的文物。其中1983年在伊犁河支流巩乃斯河畔发现的青铜器中有一个“高足承兽方盘”，盘上的对兽为狮子形象，研究者认为这是一批先秦时期的塞人文物，可能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狮子形象（穆舜英等：《新疆古代民族文物》，页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其后新疆阿拉沟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地中也发现一件带对狮的“高足承兽方盘”，与之共出的还有狮子纹的金箔饰件。这件高足承兽方盘通高32厘米，下部为喇叭形的器座，上部为边长30厘米的方盘，盘中并立两兽，均为狮形，鬃毛卷曲，带有双翼（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页213，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与巩乃斯河出土的那件方盘形制和饰兽很相似。此外，苏联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战国时期的塞人王族墓中也出土有许多狮子纹饰（林梅村：《狮子与狻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9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学术界还有意见认为新疆出土的这类青铜高足承兽方盘可能是用以祭祀的祭台，与塞人所崇奉的祆教拜火祭祠习俗可能相关（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些考古材料无疑都支持了林梅村“狻猊”一词源于斯基泰人（塞人）的观点。换言之，中亚斯基泰人（塞人）应当是“狮子”入华最早的传播者。
西汉时期，中国对狮子有了新的称谓“师子”或“狮子”（“师子”一词首见于《汉书？西域传》言乌弋山离国，“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但同时也有“狮子”这一写法，荀悦《汉纪？武帝纪》卷三云：“乌弋国去长安万五千里，出狮子、犀牛。”），林梅村认为其来源“很可能是借自吐火罗语月氏方言中某个表示狮子的词”（林梅村：《狮子与狻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页9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后汉书？章帝纪》中还出现了“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的记载。这标志着这个时期从西域流行吐火罗语月氏方言的各国也开始将“狮子”输入到中国。
汉代四川是出现狮子图像较丰富的地区，除前述雅安高颐墓前石狮之外，另在四川新都县王稚子二阙的画像石中也曾发现狮子和大象的图像（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页6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同时，四川也是虎纹极为流行的地区。在巴蜀古史传说中，因巴人崇尚白虎（《华阳国志？巴志》。），以虎为其图腾，故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兵器中常见虎的图纹。汉代，虎纹图案开始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有较多的带翼虎图像，已如前所述。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虎纹与虎图案可视为四川地区一种传统的动物母题，而狮子图案却可视为汉代以来新传入的一种外来文化因素。带翼狮子与虎相搏这样一个题材的出现，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很难说完全没有联系。
对于狮子的凶猛威武，早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便已有所认识，《尔雅？释兽》称“狻猊如虦猫，食虎豹”。所谓“虦猫”，即虎，其意为狮子外形虽然与虎豹相似，但却远较其凶猛，可以吃掉虎豹。本文所述的这尊带翼狮子与虎相搏陶塑，狮子明显占据上风，尽显其威猛之势。在大量汉代动物图案纹样中，表现动物搏斗的图案较为常见的有“龙虎相搏”题材，甚至还有少量“虎牛相搏”图案，但却极少见“狮虎相搏”的题材，可见这种题材的出现有其特定原因。我们推测，这种主题最初的创造者，应当是崇尚狮子的古代外来民族。
这里，不能不让我们联系到林梅村关于“狻猊”一词词源研究中提到的斯基泰人（塞人）的迁徙活动。
在《汉书？西域传》等中国史书中，斯基泰人更多的是被称为“塞人”，这是一支游牧于欧亚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其分布从黑海到北高加索，直到西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对这个民族有详细而丰富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