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我依然每天早八晚五地来往于出租屋和自立点子事务所。因为没有什么事，刘为华也来得少了，偶尔来就拉住我杀两盘。每天中午我都去旅馆不远处的饮食店花一元五角买三个包子当作午餐。
一天，刘为华带来了一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称作小胖的人，说小胖有个项目，希望我们能搞合作。原来小胖的项目是搞办公轻印刷，也就是打字、复印、印制名片等。整个投资估算要十六七万，包括：一台日本皇牌名片机7.8万元，一台复印机3万元，一台制版机8000元，除原有的一台电脑外还要增加一台电脑和两部激光打印机，买一套前景排版系统软件，还有一年的房租和开办费。
老实说，我对这个行当一窍不通，但确实看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现象，就是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首次见面都会像模像样地掏出自己的名片发给对方，没有职位的编个职位，有职位的捡大的印。一时间社会上经理满天飞，总经理不稀奇。开几家小店就号称集团，名片上就可冠之以总裁，就唯独总理的名片还没人敢印。据小胖分析，市场印名片的前景看好，尤其是在当时普陀区新建的物贸一条街，那里已经竖起了十几幢写字楼，名片的需求量肯定会很大。
当天，小胖请我们去一家小餐馆吃饭，边吃边谈。酒足饭饱，我们的胆量就上来了。当时共有四个人，基本都没什么钱，但还都信誓旦旦地要回去借钱开名片店。
一周后，还真的凑到了16万元，其中我和小胖各筹集了5万，刘为华和另一位各筹集了3万。我是向五个人分别借1万元才借齐的款。当时，这也是我一个无奈的选择，不做，又能做什么呢？
经过两个月的积极筹办，我们的快印店开张了，大家好生欢喜。当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又去华师大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
日本皇牌名片印刷机欢天喜地转了一个月，很不错，去掉房租等所有开支，我们四个人每人分得了4000元，首月开门红。这个结果确实让我们很高兴。第二、三个月的基本营业情况可以保持每人分红3000元以上，但以后并没有出现我们预想的月月增长的态势。这未免让我们都有些失望，而且形势发展似乎对我们并非有利，因为从第四个月起，在我们印刷店左右两边不到五百米的地段内已经出现了五家印刷名片店。随着竞争的加剧，价格战开始出现了。以我们开张时的每盒百张普通布纹纸单面单色名片为例，起先我们推出的价格是25元/盒，而三个月后一路下滑，有的店家竟然开出了15元/盒的低价。这些店家的名片机都是一万多的国产机器，成本低，自然有竞争优势。无论我们如何向客人解释，可客人要的是名片，你机器好坏和他们关系不大，他们只认价格。无奈之下，我们也被迫降价，结果使得利润再也没有出现过如第一个月的状况。虽然有时营业额做得大，业务也很忙，但利润却并不见长。这使得我们都没有了当初开业时的那份喜悦，毕竟每个月只有两千元左右的分红，去除开销要想还清当初的借债似乎遥遥无望。
为了做大业务，我们也雇用过两个业务员，专门到写字楼里去承接名片印刷业务，也因此提高了当月的营业额，但月底一结算，利润并没有增加。因为增加的业务员也要开工资，他们的工资要平摊到十几元一盒的名片上，结果是名片印得多了，分得的钱并不见多。不得已，业务员用了几个月后，就辞了。
花了十几万投资的名片店，就这样一直不死不活地开着，唯一的作用是确保了大家有一个工作，有一份工资收入。
冰清也要创业，她要办一家早教幼儿园。
看见我连续两次创业没有大的起色，还落了五万块钱的债，冰清倒也没有任何的埋怨。相反，她说自己也要创业，要办一家幼儿园，让更多的孩子受到早期教育，像乐乐和蒙蒙那样。
确实，两岁多的蒙蒙只被冰清带了一年多就能像模像样地独自坐着看书了。有一回冰清带着他去书店买书，小家伙一个人缩在少儿书柜下，拿着一本书津津有味地看着。这时过来了营业员，说小孩子看不懂莫乱翻，顺手把蒙蒙手中的书拿下来放回书架上走了。过了半晌，她又走过来，看见蒙蒙又拿着本书看。她有些好奇地蹲下，见蒙蒙确实在很认真地读书，就用手指着书上的字让蒙蒙认，她指一个，蒙蒙说一个。那营业员突然惊叫起来告诉其他人：“这小孩真的识字，这小孩真的会看书。”这引得一群人过来逗他，看他识字读书表演，小家伙镇定从容应答，让周围的人惊讶不已。
我和冰清商量决定先去联系那些新开发地区的楼盘，因为在新开发的楼盘里，开发商通常会在新建小区建幼儿园作为配套设施，当然开发商不会去自己经营。如果教育局不接收这些幼儿园的话，会有私人去接收开办，而这类幼儿园房租大都不贵。
冰清立即和一个又一个区教育局联系，问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终于有一次问到了信息，在万航渡路一处比较偏僻的新建小区，确实有一家开发商的配建幼儿园在等人承包。我和冰清当天就高兴地找过去，到了那里一看，那地方果真有点偏，整个幼儿园有四间教室，外加一间办公室和厨房、卫生间，户外的院子也不大。问了价格，确实也不贵，全年的房租才3万元，但是装修和设施全得自己来。我和冰清估算了下大概要20万元，这还不算，区幼儿园管理中心还要收50万元的押金，用以安全保证。
我们只得打道回府，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
冰清说，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做这么大的，从小的开始就可以。
那个时候，私人家庭托儿所纷纷出现，私人托儿所以其机动灵活的寄托方式受到了许多无人看护孩子的家庭的欢迎。一时间，私人托儿所走红，马路的墙面上，随处可见：全托电话12345678。冰清说，我们办一个家庭式幼儿园，发达国家都是那样的，一个班只有十几个人，我们也可以这样。
一天，有位朋友介绍，在我们所租住房子不远处的天山新村里，有个原来居委会办的托儿所最近关门了，房子正在招租。获此消息，我和冰清连忙找过去看。
天山新村是一个老式的工人新村，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当时是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但如今看起来却是又老又旧又拥挤。它每户都只有一个单间，以前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合用的，前几年刚刚改建成各户独立用卫生间和厨房，但卫生间和厨房是合在一起的，很小。卫生间淋浴器只能装在坐便器上方，倒也方便，可以边坐着方便边淋浴。
所谓的托儿所，就是在原来底层一户约16平方米房间的基础上向外开了一个门，外面又搭建了一间面积约在30平方米的房子，铺上地板，作为教室。教室外面还有一个约40平方米的小院子，铺着水泥地，院子里有一排低矮的水龙头。两间房中间有一个过道，过道的最里面是供孩子们用的卫生间。
据说托儿所最兴旺的时候有过三十多个小孩，解决了当时新村里没有托儿所的难题。如今，新村周边公立的托儿所、幼儿园都规模化地建了起来，这家居委会的托儿所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后关门大吉了。
我们到居委会一问房租，每个月1800元，一年起付。
冰清认为这地方可以一试。另外，租下后，我们租住的房子可以不用再租，就搬到这儿来住，刚好有两间，小的我们居住，大的用作教室。
钱怎么办？
冰清说向她妹妹借，那时候冰清的妹妹在家乡做服装生意，做得还不错。
一切如愿，我们又借到了款，付了一年的房租。刚好那边原来租住的房子也到期了，我们就搬来天山新村住。
这时，我们已经负债7.5万元了。
冰清很投入，为了省钱，她自己买了油漆把两间屋子的地板和原来的小桌椅全部漆了一遍，还把院子里的铁栅栏用不同颜色的油漆刷得五彩缤纷。然后，她又请木工做了几个可以收起来叠放的带轮子的大床，以备小孩午睡。一切准备就绪。
我决定先不去办执照，反正大家都知道这里原来就是托儿所。
如何招生？
我们学着那些私人托儿所的方法，在马路上刷电线杆，在墙上写广告。那时候满街都是这类广告，似乎没人管，也没有什么城管。
一天晚饭后，我开着康复车，拿着油漆、刷笔和冰清一起去写广告。天已经黑了，马路上路灯很亮。来到一处十字路口的墙边，我看位置不错，就停车下来准备在墙上写。我让冰清在一边替我站岗，有警察过来，提前招呼我。冰清说了声好，就站在路沿下。我则到路沿上的墙边开始写广告。
我比画了一番位置尺寸，很认真地用油漆写下“幼儿早教”几个字，边上忽然听得有人说：“这字写得很不错。”我回头一看，妈呀，是两个警察。我往冰清那儿一看，她正急着和我打手势，有个警察回头也刚巧看见，就问冰清：“你们是一起的？”冰清连连摆手说：“不是的，不是的。”于是，那个警察又转回来，而另一个警察则还在欣赏着我的字，我想他大概也喜欢书法吧。这时，刚才问冰清的那个警察对我说：“不要再写了。”他态度出奇的好，丝毫没有找我麻烦或要罚款的意思。我赶紧说：“好的，好的。”随后我开着康复车离开了。
我到家好一会，冰清才慢慢地走回来。我打趣地说：“你怎么能这样就把我给出卖了呢？我让你站岗的，你怎么站的？”她说她东张西望，等发现的时候，警察都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了，她想叫我又没法叫，急得不行。我们想起刚才那情景，都禁不住呵呵地笑了起来。
之后，我买了十几张大的招贴纸，用颜料写了几十张招贴广告，贴到各个小区内的招贴栏去，但效果不佳，三个月里，只来了几个咨询者，没进来一个小孩。
冰清首次办早教幼儿园的计划流产了，但房子已经租下了一年。房子还能派什么用场？我还能做什么？这一身的债何时才能还清啊？
报纸上说，1995年上海将大力发展家庭电话，未来几年是上海住宅电话全面普及时期。我看着消息在想：家庭电话普及后能够带来什么新的机遇呢？
在我生活的这片区域有华东师大、华东政法、中国纺织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和上海外贸学院五所大学。每逢下班回家或周末的白天，在一些热闹的公交站和繁华的十字路口总能看见男男女女的大学生手里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家教”。他们等待着被家长招聘，也确实常常看见被家长招走的大学生。一天，我忽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借助上海电话普及的机会，利用周边这几所大学学生求职家教的资源，我来做个牵线的中介，会不会有生意呢？
正在我想着这件事的时候，一天，有个姓汤的陌生人来找我，说要和我合作。我问，什么业务。他说，家庭劳务，包括家教之类。陌生汤是一家国营企业的干部，企业不景气，他也下岗了，想自己尝试着做做生意。
我问他如何合作，他说只想借用我的执照，每个月给我交三百元管理费，算是我的家庭劳务分部。于是，我和他进一步探讨了有关家教的做法，因为我也正想着做这个业务。他的思路是在大街小巷刷墙面广告，而我的思路是在报纸的中缝做广告。虽然我们做同样的业务，却走不同的路径，互不竞争，我就同意了。他说自己已经摸出了一些操作的办法，也有了大学生的资源，可以与我分享。
我们签了一年的合作协议，他用我的执照在离我不太远的一家旅馆租了房子，先于我开始了家教经营。而我因为租的托儿所房子里还没有电话，申请安装后还得排队，所以迟迟不能做广告开展家教项目。不过，陌生汤说让冰清去他那里帮忙，可以趁此机会一起摸索、积累点操作经验。我告诉了冰清，她欣然前往。
冰清当天回来后告诉我，生意似乎不错，等候接单的大学生坐满了一屋子。陌生汤则每天晚上带着人去大街小巷的墙上写广告：家教30030048。黑色的墨迹，字虽然歪歪扭扭，倒是十分显眼。从此，陌生汤竟然坚持数年天天刷这种广告，刷得全上海除市中心以外的条条马路上几乎都能看见他的黑色家教广告。这种一本万利一劳永逸的广告传播方式给他带来了相当的效益，从第二年起，他就凭借着这些黑色墙面广告注册了自己的家教公司。幸亏那时候还没有市容管理办公室或今天的城管队。
一个月后，邮局给我来装电话，安装费5500元。今天听来这有点不可思议。
电话安装好当天，我就拿着自立点子事务所的执照去《新民晚报》广告部预订刊登一个月广告。我选择了中缝，每周一、三、五刊三次，每次做两行，用黑体字放大，内容就是：自立家教62342745。当时的费用是每行70元，做一次140元。
《新民晚报》是当时上海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极大。当时上海人有句口头语：《新民晚报》，晚饭吃饱。人们把读晚报看成和吃晚饭同等的重要，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而那时的晚报版面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就两张对开共八个版面，版面少，广告效果自然也会好。
当天下午，我就从名片店请了假回来想看看效果究竟如何，毕竟我投了一个月的广告，毕竟它承载了我太大的希望。
下午三时后，就开始陆续地有电话打进来。到了晚上，电话就放不下来了，一个紧接着一个不停地打进来，有咨询的、有当时就预订的，让冰清忙得闲不下来。
傍晚时候，我让陌生汤调几个大学生过来。很快就来了几个中国纺织大学的男女学生，其中有个高个子的山东男生崔鸣，他一口气要接三份单子。我当时的情况是缺少大学生，客户单子多，所以就答应给他三份，可他就只能掏出两份接家教的钱。他不想放弃机会，焦急地向同学借，同学也没有多余的钱。这时，我就对他说：“这样吧，明天你帮我在学校里发布消息，带点学生过来，另外，再帮我去复旦大学贴些招聘广告，只要有大学生来，你那份家教中介费就免了。”他一听很高兴，当即答应了。
当天来的五六个大学生都接到了家教，有的还接了两份。他们回去后一传，再加上崔鸣的鼓动，第二天，我那间原来作为托儿所的教室里就坐满了找家教的大学生。
那时，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不多，再加上大学生也没有什么打工技能，没有固定的可以用作打工的时间，所以家教是最适合大学生勤工俭学的，而且收费高于一般劳务型打工。当时的家教费用是小学生每小时12元，中学生每小时15元，每次两个小时。如果能接到两份家教的活，每周去两三次，一个月基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对外地特别是农村来的大学生特别有吸引力。
当时我们的中介收费标准是：学生每接一份单交我20～？30元的介绍费，家长交30元。收费标准我们在电话中都和家长谈好，家长对大学生不满意的可提出免费更换。家长的中介费由大学生先行垫付，凭我开的收据大学生上门通过面试后家长把钱付给大学生。大学生付款接单后如果面试家长不满意，回来经核实，一周后我再另外免费安排人选。
为了确保大学生能够负责到底，我们还拟定了大学生上门家教的注意事项。另外，每份家教我们要向提供服务的大学生收取30元的教学质量保证金。在我随附的大学生上门介绍信后有一份质量反馈单，等到一学期教学任务结束，家长填写对该学生家教情况的意见反馈，大学生可以凭此反馈意见和签字拿回保证金。
当时我居住的这个区域属于上海的西区，而大学生接的家教通常路程不能太远，以一辆公交车一个小时的车程为限，否则太远了上门就不方便。但是我的广告是在报上刊登的，面向全市，那么其他远的地方的家长请家教怎么办呢？
崔鸣接受我的委派后的第二天就去了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位于上海的北区，那一片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大学生资源也很多，但这些学校的学生要到我这儿，中间得坐两个多小时的公交车，还要倒三趟。当时复旦大学竟然也来了几个学生，只是都称不方便。于是，我想到在复旦大学设立一个联络点，统管上海北片区的家教安排。
我在这几个远道而来的大学生中找了一个法律系的男生陈春含，和他谈了我的构想。他听后认为非常好，也很乐意做这份工作。我们当场谈妥了报酬和工作要求。我要求他在学校负责安排家教单子，每天我会把在北片区的用户单子报给他，他按我这儿的办法操作，收费后家长的介绍费归我，学生的介绍费归他。同时，他要确保后续服务和人员的安全。为了他工作方便，我还特意在他第一笔费用交付后给他买了一个中文寻呼机。
从此，北片区的家教单子就没有浪费过一张，而且从复旦大学派出去的学生，会受到家长们更多的青睐。每个月陈春含总能给我带来几千元的收益，这也就是说他个人的收益也有这么多，这个收入在当时的大学生中是很让人羡慕的。以至于当陈春含毕业时，有好多大学生都要来竞争这个代理的工作。
复旦大学家教代理点运作成功后，我又将此推广到浦东地区的海运大学，西北地区的铁道大学，南区的上海师大。这些代理区域，再加上我自己本部管辖的西、中片区，一张覆盖全市各区的家教介绍网络在不到一个月内构建完成。那时，无论住在上海什么地方的家庭，只需一个电话，家教老师即可上门，服务有跟踪，质量有保证。由于大学生接单时都要出具本人的学生证，再加上学生来的时候通常都是同宿舍或同一个班级的，所以家教人员的安全都能得到保障。
家教部的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起先是冰清一个人负责，后来看看情况确实挺好，而且冰清一个人也忙不过来，我就辞去了名片店的活。
我也没有向小胖他们几个提出要退股，也没有提出要拿入伙红利，只希望他们三人能好好做下去，少一个人，他们自然还可以多分一些钱。从我离开名片店后，刘为华又继续干了几年，最终是小胖把刘为华和另一人的股份给拿下，退还了当初他们两人入伙的钱，整个名片店就由小胖独立经营了，他也把执照更在了自己的名下。据说，当时仅这个印刷执照就有人出几万元的转让费。我则一分钱的入股款也没拿到，我也没去问小胖要。想想，毕竟在那个特殊艰难的时候大家走到了一起，也正是有了名片店的支持，才让我有机会抓住了家教这个新兴的机遇。
我回到家教部后，和冰清一起干，我们的店也成了夫妻店。很快我们又申请了一部电话，第一个月忙下来，去掉广告费、房租和我们平时所有的其他开销，纯收入竟然达到8000元。
一年后，我还清了全部借款。那时觉得特别轻松，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无债一身轻。
1995年，是上海电话普及最快的一年。
1995年，是我幸运的一年。
1995年，女儿乐乐也考入了区里最好的小学。
家教业务持续火热。
敏锐的记者发现了这一新闻线索。一天，《文汇报》的记者专程找到我，要求采访我。她弄不懂我单凭两部电话就可以控制全市家教业务的秘密。于是，我详细向她介绍了操作方法和运作流程。她回去后发表了一大篇采访文章。在随后的一周里，我的家教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我和冰清两人接电话都接到害怕的程度，希望它不要再响了。
其实，也真的不用我们发愁。《文汇报》文章刊出后不到一个月，复制我们运作模式的家教公司就应运而生。《新民晚报》的中缝里，已经不是我独家在做家教广告了。后来者所做的广告版面比我更大，口号更牛，什么可以包成绩，甚至可以包进名校。如此一来，我们的电话开始减少了。
大概一年后，家教业务趋于平稳，再也没有出现电话响得放不下的情况了。我把全市的七个代理点减少到三个：北片区的复旦、浦东区的海运、南片区的上师大。
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上海做家教业务的人越来越多，各大学学生会勤工俭学部也都纷纷成立了家教中心，甚至一个宿舍里几个学生都自己做了起来。渐渐地，来求职的大学生就不那么多了。有的时候，《新民晚报》一条中缝里三分之二的全是家教广告，广告效果也大打折扣了。我又转到《每周广播电视报》做广告，很快这家报纸的家教广告也多了起来。每上来一个新的面孔，其广告的版面和诉求都要比我牛，大话一个比一个厉害，以至于发展到后来，报上又不停地呼吁要整顿家教市场。
我的广告又出现在了上海黄页电话簿上，上海黄页第二年竟然专门给家教列了一个分类。我真没想到当初一个小小的想法会成为若干年后的一个行业，而且至今还有人在继续做着家教，当然经营模式已经有了新的发展。
做家教业务的第二年年末，我已经有了5万元的积蓄。以后几年，来自家教业务的收益呈逐年减少的状况。
那年年末，老家的房子被拆了，我和弟弟及父母各分得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考虑到女儿已经大了，我向拆迁组要求自己多购买了10平方米的面积。于是，我花了那5万元积蓄，得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被安置的地点离老家约半个小时的自行车车程。装修完以后，我又变得身无分文了。那时正值寒假，家教淡季，生意和收入寥寥。
春节前，我们搬入了新房。喜庆之余，我摸摸口袋，拉开抽屉，它们似乎告诉我：这个春节似乎又要过得紧巴巴的了。
离春节放假还有一个星期，那天上午，我忽然接到了上海某啤酒公司市场部的电话。他们要委托我在春节前替他们公司完成一项宣传促销任务。原来他们公司推出了一项春节期间的有奖促销活动，配合活动的宣传海报是一对喜庆的不干胶对联，共印了4万张，要我在全市所有的食品烟杂店、个体居民小店张贴，每家店门前贴一对。
接完电话后，我先和正准备回家过年的复旦大学第二任家教代理学生汪浩洋及中国纺织大学的崔鸣了解学校留下来不回家过春节的大学生人数情况，并征求他们对完成这项任务的意见。他们当即表示要拿下来，说没问题，这让我心里有了底。
由于任务紧急，而且已经没有人能够替这家啤酒公司来完成这个任务了，所以我开价相对也比较高。他们接受了，当天下午就来和我签了约，第二天就把满满一车广告送到了我的家教部。
在这之前，我也开展过类似利用大学生来为企业派发广告、促销的业务，但广告寄发到各企业后效果并不理想，只接过几次收益不大的业务。
和啤酒公司的协议签下后，我当即告知了汪浩洋和崔鸣，要求他们马上退掉已买的火车票，推迟回家日期，所有损失由我承担，同时，马上贴出海报召集学生。
汪浩洋和崔鸣当天就把召集情况告知我，一个学校只有二三十人，因为留在学校的学生原本就不多。于是，他们立即决定第二天去附近的各所高校再去招人。终于他们各自召集到了五六十人，我另外的两个代理人也分别在浦东和南区的学校招了几十个学生。我计算了下，每人按每天贴一百家小店两百张广告计算，两百人每天可贴两万张，两天最多三天即可全部完成任务，而我计划的时间也是三天，也就是在小年夜前一天全部完成任务。小年夜上午清理出多余的广告再找地方贴完，小年夜的晚上可以让所有代理离沪回家。
我给出的费用是，每个学生贴一家店（两张）广告可得2.5元，每天按一百家店计，可收入250元，这个费用当时还是蛮具吸引力的，何况春节前正是大家要用钱的时候。而汪浩洋和崔鸣这样的代理人，则每家店（两张）广告得0.5元钱，如果每人能完成一半任务即两万份广告张贴，则可获得1万元收入，这更是一件绝对有吸引力的事。
我要求贴广告的学生必须是有自行车的，否则一天里是找不到这么多家的店，因为这些小店通常都散落分布在各新村、居民区内。我给几个代理人画出了他们各自的区域，要求他们再细分地区来组织安排学生。这样一则可以避免重复浪费人力，提高效率；再则也方便啤酒公司按照我指定的区域进行验查。
我租了两辆面包车为他们送货，每辆车都几乎装了半车广告。
连续三天，我都在家教部办公室的电话边守候着，随时和汪浩洋、崔鸣及其他几个代理保持着联系，了解进度。其实这几个人的能力一点不容我置疑，他们把任务完成得比我预计得要漂亮。我也每天在附近的区域内检查，全部按要求贴到位。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乱贴，这样的话市容监察队会来找麻烦。两天后，全部按计划完成，广告也贴得只剩了几十份。我及时在小年夜前一个晚上向啤酒公司汇报了完成情况，让他们第二天检查。市场部经理说，他们公司的人这几天都已经看见了，不用查了，马上就要放假，谁也没这个心思了。
岂知，小年夜的中午，我忽然接到了啤酒公司的电话，说是黄浦区一处街道市容办来电，发现了乱贴的广告，让公司派人过去处理，他们让我去一下。我心里咯噔一下，不知是怎么回事。
我当即查了这个地段是由崔鸣负责的，他当天晚上才离沪，我让他午饭后陪同我去一趟。
原来仅仅是一点小事。
黄浦区的各条街道小得就如巷道，两边的住户或沿街开的小店几乎都开在马路边的沿阶上，有家小店门口就是一根电线杆，大学生就把广告贴在了这根电线杆上。我让崔鸣揭了那两张广告，到街道市容办去认错。市容办的人一看来了个残疾人，很是生气，原先是准备要啤酒公司派人来，或许过年了还能送几箱啤酒，结果弄来了我这样一个残疾人，气得那位负责人当即给公司打电话发泄。我则向公司陈述了所见的真实情况，相持了半个多小时，这个市容办的人就开了张罚单，因乱贴广告罚我300元，责令我铲除广告。我听了赶紧掏钱，交钱后走人。
接下去就是大年三十过春节了，再也没有人来找我的麻烦。这年的春节走在各条巷道里，到处都能看到“喝××，拿红包”的红色喜庆促销招贴广告。
我计算了一下，不到一周时间，去掉各种费用包括我要承担的税费管理费，净赚了两万多元。
这个春节过得有点爽。我也破例买了一箱啤酒，节日里喝了个痛快。
类似的发动数百上千大学生进行全市性的促销活动在1999年时我还搞过一回。
那年10月1日，是建国50周年大庆。
这一年，崔鸣刚从大学毕业，在上海一家台资企业跑业务。国庆前半个月，我和他聊天。在做家教的几年中，我结识并合作过好几位如陈春含、汪浩洋、崔鸣这样的优秀大学生，并与之结下了较好的友谊。我和崔鸣说，今年10月1日是国庆50周年，是个大庆之日，会多放几天假，也肯定会热闹。我们可否弄些小国旗来组织大学生边玩边卖。他立刻称好，并说去城隍庙小商品市场看看有没有小国旗批发。不几天他就回来说，那儿有批发纸片的小国旗，价格便宜，批发价才5角，市场价可卖到1元。我同他合计了一下，觉得不行。因为批发来的看上去很便宜，但如果卖不掉剩余的得自己吃进，等于浪费。其次，价格便宜也就意味着利润空间小，学生推销一面小国旗赚利太小，而我们赚得也更少。利小风险大的事不能做。我让他去跟上海正宗的国旗生产厂家联系，代他们抓住这次机会促销，可以多拿点货，节后卖不掉可以退还给他们，那样我们就没有了积货的风险。而且，布质的小国旗品相好，价格可贵一些，利润也会高一点。
两天后，他回来说谈好了，可以代销，但要先付2万元押金。代销价是每面旗2元，零售价为3元。我说行，押金我来垫付，事成后利润我们对半分成。我与他合计：我们每面旗赚2角，让代理的学生赚3角，实际销售的学生自由卖。也就是说，我们给出的底价是每面旗2元5角。如果这个假期里能够代销掉10万面小旗，则我们的收入也有2万元。
我把公章和押金给了崔鸣，让他去签协议并提货；我则联络各代理点发动组织大学生。次日，崔鸣就带着厂家半卡车小国旗回来了。
9月30日晚上，上海华灯齐亮，烟花怒放，还没有入夜，市区各条主要路段都已经禁车，所有的街道人流如织，到处是人挤人的景象。从这天晚上起，就有成百上千的大学生手拿小国旗，散走在人群中，他们一边观看彩灯，一边不停地向有小孩子的家长们挥动着旗帜，引得孩子纷纷要买。他们每面小旗卖3元或者4元，甚至有的学生卖给老外10元一面。
10月1日白天，在全市热闹的各条大街，在每一个公园，都有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们在推销着小国旗。在我的家教部，外贸学院的一位男生早上来拿走了100面旗去长风公园，下午又来拿了100面，他说每面旗可赚1元。这两天，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上千人次的大学生拿着小国旗在大搞促销。
10月2日，上海各大报纸头版都出现了大学生促销小国旗的图片新闻，晚上电视新闻中也出现这一新闻。满街的小国旗为祖国五十周年大庆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我买了各种的报纸，看着，心里好不得意。
节后，我们一算，一共推销了24.6万面小国旗。我请各大学的学生代理去饭店聚餐。
饭间，已经大四的汪浩洋称自己还没有女朋友，而同桌一位外贸学院这次参与发动学生卖小国旗的女生阿莲说，她同宿舍有位校花，似乎也没有男朋友。汪浩洋一听就来了劲，非得要阿莲给他帮忙牵线。阿莲不同意，我替汪浩洋说了一大通好话，阿莲最后只答应在暗中帮忙，但不暴露自己。随后，她透露，三天后是这位校花二十二周岁的生日。汪浩洋连说好机会，好机会。他们纷纷让我出点子，俨然把我当成了恋爱专家。
我说，得献花，然后写上复旦校名，而阿莲则要告知宿舍的电话。白天汪浩洋送出的生日献花要到位，给校花制造点神秘并让同学们产生羡慕的眼神，晚上汪浩洋要见机行事，主动给校花打电话。而这个机会当然非阿莲这个潜伏人来提供不可了。
一切计谋好，谁来送花呢？崔鸣一口接受了任务。大家问他如何能把花送进女生宿舍，他笑而不答，只说保证完成任务。于是，汪浩洋拿出刚刚分到的销售国旗代理收入给崔鸣办花，称花一定要好，阿莲则把校花的名字、宿舍房号及电话告知了汪浩洋。
三天后，崔鸣把二十二朵玫瑰花送进了校花的宿舍，而且还特意将时间选在学生午餐的时候。许多人都看到了有人给校花送生日玫瑰，还说是复旦的，是高个子的帅哥。阿莲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与其他同宿舍女友和校花打趣，晚上适时地传递了让汪浩洋给宿舍打电话的信息。据说，汪浩洋这第一次就同校花聊了两个多小时。和校花通完电话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汪浩洋喜形于色地打电话告诉我。
汪浩洋毕业后留在了上海工作，没几年就有了自己的房和车，真不愧是复旦的高才生。而外贸学院的这名校花在毕业两年后也真的成为汪浩洋的太太，我是在汪浩洋的婚礼上才第一次看到这位校花的。遗憾的是阿莲毕业后没有留在上海，因而没有能来参加校花的婚礼。不过谁也不知道汪浩洋是不是出卖了阿莲这个校花同宿舍的潜伏者。
崔鸣毕业后在一家台资企业做了几年业务员后，就自己开了公司。于是，我们开始叫他“吹总”。
“吹总”一直喜欢吹，但他绝不海阔天空吹嘘自己。他的吹是建立在发现他人长处基础之上的，然后将其长处发扬光大，当着你的面奉献给你。就像女人喜欢听赞美的话一样，人人都爱听好话，尽管你有时会觉得他吹得过了头，但还是乐呵呵地接受了。
“吹总”来自山东农村，父亲从小去世，母亲把他拉扯大，家境十分贫寒。考到上海读大学时，母亲和兄长向别人借了5000元钱交给他，并告诉他以后的学费生活费要靠他自己想办法解决了。他就这样拿了母亲借来的5000元来到上海，第二年起，家里就给不出他所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了，学校勤工俭学那点钱只够他勉勉强强地维持肚子，万万付不得学费的。于是，他学做推销生意，城隍庙小商品批发街是他每周要光顾的场所。尤其是新生入学的时候，凡是学生所需要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连一把小挂锁，他都会批来，然后叫上一两个要好的同学帮他拿着货像个走街串巷的货郎逐个寝室去推销。不仅在自己的学校，他还到临近的五六所高校去推销，一个月下来，除去雇人的劳务费，他赚的钱交学费是绰绰有余。每年春节回家时，车子很挤，许多人都没有座位，他每次临到下车前一站就把自己的座位卖掉，再加上他上车时总是批点火车上的必需品卖，便可以将火车票钱赚回来。到大学毕业时，他不仅没有再向家里要过钱，还帮助母亲还掉了1000元的借款。
毕业后，他做了业务员。夏天阳光下四十几度的高温，别的业务员都躲到公园大树下睡觉去了，可他还是不辞辛苦地跑客户，不到一年，他的业务就冒了尖，被提拔为业务部经理。做了业务部经理，他还不放弃跑业务，因为业务员提成多，他需要更多的钱，没有钱的艰苦日子他体会过。也许他那套爱吹的本事就是在推销中学会的。
“吹总”曾经有三大愿望：一是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二是有家自己的公司；三是有位漂亮的上海妻子。业务员加业务经理做了两年，他自己跳出来开了公司，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他一个人。第二年，他分期付款在莘庄买了一套住房；第三年在内环线旁买了套商住房，把公司搬了进去；第四年买了辆“现代”，新车买来自己还不会开，就特意请了个驾驶员，带着我和冰清去旅游了一回；第五年他在虹梅路又买了一套三室二厅的住房装修成自己的新居，成功地让上海新娘入住。他还腾出第一套房把在农村的老母亲接过来，拳拳孝心让人称道。之后，他又随同我一起在海南投资，买了一套海景房。
女儿乐乐17岁第一次出国那天，“吹总”开车把我们送到机场。一路上我和女儿讲着崔叔叔的故事，我希望女儿能像他一样自强奋斗。
家教生意到了2000年时已经没有什么利润了。自老家拆迁搬入新房后，天山新村的房子就多出了一间，这期间，我又做起了家政服务，试图以此项目来接替家教项目。
当时，社会上的下岗工人越来越多，再就业被列入了政府的一项主要工程。政府在鼓励下岗女工创业自救的同时，也大力鼓励下岗女工从事家政服务，甚至免费对下岗女工进行家政培训。那时，社会对家政保姆人员的需求量很大，对下岗工人更是情有独钟，因为除了比外来保姆更会料理家务外，安全也更有保障。但是，下岗女工迫于面子大多都不愿意从事家政工作。我所在的天山新村居住的大都是工人家庭，下岗人士居多，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招聘了管理的人员，要求是上海下岗女工。当天就有人来，就住在天山新村里，我叫她庄阿姨。我让庄阿姨鼓动新村里的下岗女工来做家政。为了鼓励下岗工人来，我告诉庄阿姨，凡下岗工人免收介绍费。
同时，我又印了上千份宣传单，让崔鸣带几名大学生去贴传单。一夜之间，在整个天山地区所有的电线杆上全贴了我的家政介绍广告宣传单。结果第二天上午，客户还没来一个，三个街道的市容管理办公室人员却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每家都要罚款300元，还要让我清除掉贴上去的广告。我上门去找他们领导商量保证清除广告，但希望不要罚款，可没一家同意的。可怜我没来一个客户，就一下子要赔掉900元的罚款，再加上请大学生张贴和清除的费用，就是一千好几百元，家政服务项目开张就不利。
好在庄阿姨也动员来了一些下岗工人，我也坚持自己写海报，隔三差五地到一些车站边有招贴栏的地方不间断地张贴，最终还是引来了一些客户。慢慢地我的家政业务在所在地区有了些影响，客户也随之而来。依托家教和家政两个项目的经营，我在天山新村又待了下来。
第二年，上海总工会联合《新民晚报》开展“我为下岗女工做一件好事”的评比活动，最终我因当年为近百名下岗女工提供了家政服务岗位而得了奖，并在颁奖会上作了发言。
2002年，天山新村发生了一些新闻。
那一年，有影响力的《新民晚报》突然报道了天山新村违章乱搭乱建的记者见闻。前面已经介绍过，天山新村是个六十年代建设的老式工人新村，住房都是单居室。几十年后随着人口增加和孩子长大，住房紧张成为必然。于是，底楼的居民纷纷延伸扩建。由于各家所搭建的建筑大小高低质量都不同，因而看起来确实有点像个贫民区，而不是什么居民新村。
报道引发了区政府主管城建副区长的重视。在副区长的亲自过问和主持下，某日，声势浩大的拆违工程开始。拆违建的队伍不仅有几辆大卡车、大铲车，同时还有大批联防队员、警察。随着大铲车的轰鸣，被推倒的违章建筑垃圾立时被大卡车运走。空出来的地方，需要搞绿化的，当天即平整土地，盖上泥土，种上了一排排漂亮的冬青树。那效率肯定会成为次日各大报的新闻。
上午的拆违效率极高，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午饭后，居民的反击开始了，只见人群里突然跳出几个中老年阿婆。一个睡在了铲车的轮子下；一个抱住亲临现场指挥的副区长的腿；还有一个竟然三下两下爬到我那间原也是居委会搭建出来当托儿所教室的平面屋顶上，跳着脚地又跺又喊，说这也是违章搭建，街道必须首先拆，不拆她就要跳楼。她这一叫一喊把所有的人给吸引了过来，副区长立时找来街道和居委会主任，核实确认后，一声令下：拆。大铲车立马往我租的房子这边开来，其他人又一拥而进七手八脚地把我那间房子里的桌子椅子物品往外面一搬，连电灯、吊扇、电话、电线都还没顾上拆，大铲车就吼叫着推了起来。这间房子的屋顶是用厚厚的钢筋水泥浇制的，根本就铲不动，最后只能先把屋子的墙体铲出了个大大的洞。后来他们又让人来用打洞机“突突突”地干了好几天才最终把屋顶给拆完。
房子推倒后的碎砖块堆满了原先那个小院，让人无法出入，过了一个多月才清理干净。清理后的地方又进行了绿化，人只能从原来的前门进出。我的生意自然也就做不成了，居委会免了我三个月房租，我离开了出入近十个年头的天山新村。
让我欣慰的是冰清的早教幼儿园这时已经小有规模了。这让我可以有更多的心情和余力去寻找自己新的路、新的目标了。
我相信，只要自己不言失败，只要自己能够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坚持下去，那么总会有站起来的一天。每一次跌倒都是让我转个方向再站起来的机会，只要能站起来，前面总能看到一条新的路，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