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隋唐为例
李鸿宾
如果从现代国家政权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古代中国国家政权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到这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别，而差别是本文所要讲的重点。
一
现代国家的概念和实质内容来自西方。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以一个民族构建一个国家和政权，是欧洲西部地区普遍盛行的模式。在此之前的时代，欧洲实行的国家体制同样是人们熟悉的王朝国家。中世纪的欧洲，王朝相互轮替，王朝与宗教是支配和决定人们生活的基础。但是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时，各个民族群体在脱离王朝国家羁绊的情况下，他们多选择以共同民族组建共同国家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成为后起者竞相模仿的对象而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广远，以至成为今日全球国家的普遍模式。
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国家有确定的疆域，虽然各国之间还存在着对疆域划定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冲突；国家疆域之内居住的是确定的民族，虽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免成为理想或幻境（众多民族共同组建成为普遍现象）；国家有自己的主权，统治集团在国家范围内施行有效的、受国内和国际法律承认的统治，等等。
与此对应，传统的国家政权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纵观中国历史，如果我们仅从秦始皇确立的中央大一统体系的王朝国家算起，到1911年清朝终结，前后持续2100多年，其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都不可忽略。那么，什么是王朝国家？它与今天的主权国家有什么不同和联系？我们如何理解这样的国家结构？这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由于王朝国家持续长久，内容过多，非此小文所能包容，我这里主要以隋、唐王朝为例解释上述问题。
二
王朝国家，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观点，凡是他们所能想象的地区被冠以“天下”的称号，而其势力所及之处则以“九州”为称，“九州”之外是所谓的四夷之地。“九州”是王朝直接控制和统辖的地区，“四夷”处于王朝的间接控制之下；四夷以外不在王朝经略的区域是中国人想象的舆境。周人将这种地域用“五服”的理论加以界定，以中原王朝的都城为中心，以此向四方辐射，根据与都城的远近，划分为甸、侯、绥、要、荒等层次（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56～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见《学人》第10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日］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15～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他们的关系因与都城远近而有疏密之别。事实上，这些地区存在的势力与周朝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才是决定这些地区与都城关系的根本。因为夏、商、周基本上都是以某个部族集团为核心，占据中原向四方开拓而建立国家政权的，他们以自己的部众为政权依靠的基础，收降或征服了其他势力后，形成中心和外围的区域，其控制的模式也与此相应，中心地区是他们经营的本部，外围是争取的力量，外围拱卫核心。（参见陈连开：《华夷五方格局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收于氏著：《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这种体系的理论建构，就是所谓的“五服”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表述。冀朝鼎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里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他说：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信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中央集权的国家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至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基本经济区”与中心腹地都是一回事，冀朝鼎是从经济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它虽然不如核心本部的概念宽泛，但更能明确实质。然而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所谓的“五服”观念，主要反映的是先秦时期中国人经营天下的思想；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则涵盖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毛汉光先生在研究北朝政治史时也提出“核心区”与“核心集团”的概念，参见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北魏东魏北齐之核心集团与核心区》，收于氏著：《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到隋、唐统一全国以后，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了东亚世界格局的新体系，对这种体系，今天的学者用“宗藩关系”、“封贡体系”等词汇概括（参见［日］堀敏一著，韩升等译：《隋唐帝国与东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它与先秦的观念比较，后者提供的空间虽然广阔，但却空泛和不着边际；隋、唐的东亚体系更具有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到了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不但构建出中原核心区与周边外围区的框架，而且还构建了中央王朝与周边之外的诸国关系的框架，并使这种框架建立在较之以前更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清朝后期即19世纪末叶。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王朝（国家）体系受到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模式的强烈影响和冲击；中国传统的国家和政权体系面对新型国家政治架构，不管主动还是被动，都要进行变革：传统政权国家的路径到此必须转变，现代性的、从西方衍生的国家政权将取代传统而确立。
三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对国家和政权的认识大体呈现这样的趋势：在早期即先秦时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在天子的经营和控制之下，以中原为核心，以四夷为衬托，中心腹地与外围边地共同组成国家系统。到秦始皇统一之后，中国从腹地到边疆国家的模式逐渐向中国与周边各国形成所谓宗主藩属框架的转变。从地理区域讲，这种宗藩关系主要形成在东亚地区；就性质讲，宗主国与藩属国以政治关系为中心；就时代讲，主要表现在秦汉至明清之间；这就是本文称之的“王朝国家”。隋、唐二朝正处在这种宗藩关系的发展之中。那么，隋、唐王朝对这种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如何定位？这是下文要解答的。
如果“王朝政权（或国家）”这一概念能够成立，那么这一概念的内容和特点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还是与今天所界定的国家政权概念进行比较才能清楚。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王朝国家的统治思想是政权建立者的合法性与天象的合理性结为一体，以“天人合一”确立其统治的合法，并以一系列体制和制度构建国家政权。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同样以法统的确立和制度的健全来保证国家的合法化，二者之间有衔接性。
第二，王朝国家所统治的群体既有政权所依靠的本土部众，还有被征服的部落群体，政权的基础和统辖的对象呈现分明状态，即统治所依托的民众与统治集团的关系更加密切和稳定，而被征服的民众则处在与统治民族不同的地位。近代国家至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不承认群体之间的差异的，特别是那些号称以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权的国家，其民族关系的单一性更加明显。
第三，王朝国家统辖的疆域呈现不确定性与近代国家疆土确定并以法律保障这种确定性，此是二者最大的差别。后者的确定性不仅受到国家内部法律的保障，而且还受国际法的保护。王朝国家则不是这样，它不受国际法的制约，事实上当时也不存在国际法；内部的法律也没有相应的条款。（哈萨克斯坦学者克拉拉·哈菲佐娃也说：“依照封建国际法，文件中没有承认国家主权性质的情况，如现代的做法那样。”氏著，杨恕、王尚达译：《十四—十九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133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国土疆域呈现出不确定的模糊状态：当政权强大到它足以向外发展时，它就以维护王朝统治为理由向外拓展；反之，当它处在微弱的状态时，它的疆土可能萎缩，或受到其他势力的挑战。反过来讲，王朝周围的其他政权或势力，他们自己领土疆域也同样如此：当中原王朝强盛并向外拓展之时，这些政权就会被削弱，自愿或被迫兼并到王朝体系之内；而当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之时，周边的政治势力就会向中原发展。处在二者之间的地域呈现不固定的、动态的趋势。疆域的归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政治、军事实力和政府的经营策略。上述三点是我们对王朝国家与现代国家界定的内容，当然二者的差别不止这些。本文主要围绕这三点讨论隋、唐王朝国家经营的理念，以及处在这种理念之下的活动。由于篇幅限定，我这里对具体活动的描写只停留在框架的讨论层面，不做考订，此其一；其二，本文讨论的隋、唐王朝与外族或他们之外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主要限定在北方游牧势力，这是因为游牧势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能体现古代不同类型政权和国家构建的特点。
四
现在我们讨论隋、唐在古代王朝国家政权的建设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如何对二朝定位的问题。隋、唐二朝在古代国家政权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加强或强化了秦、汉帝国的体制，这是其作用最明显的体现。具体情形如何呢？秦、汉帝国政治结构的基本特点（参见［美］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该书是从社会学里面的结构功能视角分析历史上东西方帝国政治结构的作品，其中对中国古代王朝帝国的分析占据较大篇幅，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王朝国家的基本特点。）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政权（我这里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具体分析起来，情况就要复杂得多。譬如西汉早期按照周振鹤的理解“并非真正中央集权制国家，而是皇帝与诸侯分治天下的局面”，参见氏著：《西汉政区地理》，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以宰相为中心的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管理。其次，地方建立郡、县二级行政体制，对所辖地区进行管理，中央的精神通过郡县下达到全国各地。第三，以“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皇帝为代表的国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通过儒家学说形成法统观念及地位，以达到国家政权运行的合理与有效。第四，中央王朝的领土范围继承古人的遗志，以本土核心为统辖的根基，四周外围围绕诸多民族势力，他们受中央政府的羁縻控制，但是他们与王朝的关系不甚稳定，疆土的概念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动而呈现变动的状态。外围地区的变动影响王朝的强弱，但腹地的得失则关系到王朝是否存在。
